 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在中国 1955年9月至11月，法国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应邀访问中国。与他一同访华的，是他的终身密友，也是法国重要思想家的西蒙·波伏娃。在中国期间，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写出专门著作，来谈论中国问题。这一心愿，后来并没有实现。但是，波伏娃却在1957年，出版了她对中国观感的专著《长征》，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此，我们仅就波伏娃对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评述予以介绍，窥斑见豹，来看看这部著作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在今天还有哪些可资参考的价值。 “他最好地代表了1917至1936年间的知识分子”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家。这一点，同为文学家的波伏娃在访问中国时一定会强烈感觉到。所以，在对中国文学的议论中，鲁迅给予的评述最为周详，最长，占的分量最重，这大约也是波伏娃研究所得出的自然结果。 “鲁迅是这个时期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家。今天，他被视作中国的高尔基……他最好地代表了1917至1936年间的知识分子，推动了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让它们为革命事业服务。” 在这样的总体评述鲁迅价值之后，波伏娃谈到了鲁迅思想的形成过程：“他（鲁迅）年轻时的一个朋友曾谈起鲁迅在青少年时心头常萦绕着三个问题：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怎样才能治疗？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他认为中国在根本上是需要科学家。” 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看法呢？波伏娃自然地涉及到鲁迅的个人生活经历：“由于当时盛行的迷信，他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父亲没有得到科学的诊治，家人把他交给了巫医。很显然，父亲的死，促使了这个男孩献身医学。”虽然用语与我们略不相同，但这段描述大体是准确、合乎鲁迅基本情况的。 鲁迅的学医生涯，不久就发生了转变，这一点波伏娃也注意到了。在引用了鲁迅《呐喊·自序》中一段文字后，波伏娃作了这样的描述：“使鲁迅感到震惊触动的是，他看到一群中国人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而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他发现了自己国人身上的主要缺陷：冷漠。他经常指责他们这种丑陋。他在几年后痛苦地写道，我们突然沦为了奴隶，但马上习惯了自己被奴役的地位。他又写道，如果我们既不真正地聪明，也不真正地勇敢，而只是忧郁畏缩，那么，我们的困境就十分严重了。他认定，最根本的任务是根除这种麻木不仁，他选择了文学。” 虽然鲁迅选择了文学，但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他沉重地打击。波伏娃用这样的笔触来描述这一时期的鲁迅状况：“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白费了：如果无人响应无人听，那么谈什么都是无用的。他缩回自己的壳里，在孤独中沉寂。”“他整天沉溺于抄写古代文章（古碑），只与不多的前来看望他的几个朋友交谈。”后来经过《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鲁迅笔下称为“金心异”）“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激励，鲁迅又操起了那支锐利的“金不换”。对此，波伏娃说：“鲁迅的所有赌注都押在那个希望上。”这句概括，从鲁迅后半生的不懈努力看去，是相当准确的；对鲁迅后期思想的把握，也极有参考价值。这可以看出波伏娃作为思想家的深刻和高度概括的能力。 对于鲁迅的作品，波伏娃也进行了广泛地研读。她介绍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等文学作品，并简要地予以评述。例如谈到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时，她说：“受果戈里《狂人日记》的启发，他写了一个故事抨击旧孔教社会。”对《野草》及《故事新编》的内容，波伏娃这样说：“他翻译了许多故事和寓言，赋予了它们象征意义，重新讲述中国古代的传说。”想想《野草》中许多象征篇章和《故事新编》中大禹、眉间尺、后羿、嫦娥等人物，应当说波伏娃概括介绍的内容是准确的。 但是，波伏娃并没有简单概括了之，她还通过具体作品，对鲁迅意义进行了开掘。她首先注意到她的法国文学前辈罗曼·罗兰也关注到的《阿Q正传》。她这样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的生活及精神：“在这个哀其不幸的人物身上，鲁迅真实地描写了他长久以来一直抨击的劣性：可悲、可鄙、没有女人，没有一切，阿Q把自己的所有失败都变成精神胜利，闲游浪荡，欺软怕硬，在吵吵嚷嚷中遭到了灭顶之灾：尽管他没犯什么罪，却被杀了头，死时都不明白这次和从前是倒的什么霉。被人残酷地嘲笑，这是阿Q在整个故事里的痛苦……” 对阿Q整体情形的描述，波伏娃是准确和深刻的——无论表层和深层的内含，都被她捕捉并清晰地呈现于笔下。 “他更接近契诃夫” 通过阿Q，波伏娃抓住了理解鲁迅小说的线索脉络。她对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是这样概括的：“鲁迅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愚昧的农民、失意的知识分子、抽大烟者、乞丐——都和阿Q一样困惑、迷惘，经济状况和传统道德让他们无处可逃：有些人放弃了希望，有些人听天由命，几乎所有的抗争都无济于事，寻求虚妄想象的安慰，或求助于曾毁灭他们的迷信。” 从内容方面，波伏娃这样概括说：“这些牺牲者的软弱无力，半是纵容，半是顺从自己的不幸，这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中绝望的特点。” 说到这里，波伏娃以她对优秀作家及作品的熟稔，将鲁迅与外国作家做了一点比较：“我说过，中国人把他比作高尔基，但我发现他更接近契诃夫。”说实在的，鲁迅的小说结构特征及对人物的选择，的确更接近契诃夫。人们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应该是基于他的平民、关注底层的目光，以及支持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与高尔基相似而言。波伏娃的看法更显现出她注意问题的细密和敏感。 此外，如一切内行的文艺家，波伏娃还对鲁迅作品的艺术特点，予以了精彩的描述：“在情节方面，他很少紧凑安排。很显然，他认为事情就是那样构成的，它不让个人有丝毫的得救机会。这一结论并不是古板地陈述出来的，但读者能在鲁迅创造的呛人喉咙的窒息的气氛中感受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在读鲁迅作品时可切身感受到的。 在写作手法上，波伏娃又将鲁迅与契诃夫联系了起来：“通常，鲁迅用明暗对照法刻画他的主要人物。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人们常发现有一个被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者，在旁边见证事情的发展：他仅是略有所知，但这使事情的发展更加有了深度，更加扑朔不定。这种远非停留在细节上的写作方法，能贴切地揭示内心活动：被描述的人往往是无名小辈，半信半疑，无法控制乖戾的境遇。通过对这些境遇的描述，鲁迅让读者看到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从不使用带有分析意味的词语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消除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流露之间的所有距离。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在作品中没有自己的主观成分，事情远非如此；书中人物所处的情景让人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人们时时感觉到作者有意识地为这些情景营造的氛围；或许有人会说，在鲁迅的作品中，主观因素随处可见。” 这节艺术分析，是恰如其分的。鲁迅的小说，确如契诃夫的作品，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窘况，但鲁迅却更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情绪。这一点，应该是鲁迅受中国传统小说——通过叙述展示内在心理特点影响的证明。鲁迅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中国传统的继承恰好地融为一体，这正是波伏娃特别注意到的：“他（鲁迅）从不使用带有分析意味的词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消除了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流露之间的所有距离。”作为艺术家，波伏娃的感知力的确敏锐又丰富。 “他从来没有撤离这个阵地” 但是，分析一个作家，仅仅解说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是不够充分的。作为思想家的波伏娃，在陈述鲁迅时，更注意到他思想的演进历程。这一点，对于一个外国评论家，难度似乎更大一些。 首先，波伏娃注意到鲁迅作品和他思想之间的一点矛盾。在波伏娃看来，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鲁迅很大打击，所以，当时的他成了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关于美好明天的幻想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不值得虚谈……” 接着，波伏娃引述了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即鲁迅说自己在《药》这篇小说里，在革命家“瑜儿”的坟头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的情形，她接下来评论：“确实，在他的两个故事中，鲁迅已经完全注入了不易被人们察觉的乐观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所认为的改变丝毫事实的看法，在他看来，却违背了文学的要求：他认为艺术工作绝对是真诚的证明。他从来没有撤离这个阵地，他仍然需要革命；这就是人身上的矛盾冲突，带进坟墓都不会改变。” 这段评论应当引起中国评论家同行的注意。一个作家，也许有他文学的观点，但他的创作并不会仅仅囿于自设的圈子，偶尔甚至常常逸出都是难免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像纸面上写的那么容易调解，他或许会终生这样在矛盾中行进。波伏娃的这种认识，是更加贴近人本质、作家本质的可资借鉴的有价值观点。 波伏娃还认为，鲁迅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无为的借口。鲁迅在北京担任教职时，他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学生。在他看来：苟活是错的，因为看似活着，却快死了。年轻人必须冲破这古老的牢笼。但是，学生的有限抗议却遭到了严酷镇压，他们有的甚至牺牲了性命。后来鲁迅发表文章批评政府，遭到迫害；以后到革命最热烈的广州，可遭遇到蒋介石的叛变……这一切，使鲁迅从书本中建立的观念受到最严重的冲击。用波伏娃的话：“此时的鲁迅似乎完全陷入了绝望。” 这种绝望，波伏娃是从《野草》等作品中看出的。她引了鲁迅写于1927年的文章，引了《野草》中一段话后说：“对于鲁迅来说，怀疑青年的作用，已经是达到了最后的最深层次的失望，因为他正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青年身上。” 波伏娃对《野草》这部精纯的集子十分重视。鲁迅的许多思想，都是她从这些相当感性的文字中发掘出来的。波伏娃在引述了几节《野草》中的文章后，这样分析鲁迅的思想：“至于当时的政治，鲁迅并没有放弃希望。但是，对于文学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她还引述《热风》中的话：如果人类要前进，必须打倒从前的偶像。 在波伏娃看来：当作家不再幻想书是一种政治武器的同时，“他（鲁迅）并不鄙视文学的真正目标：真实地表达这个世界。确实，只有靠揭露行动来脱离行动，作家才能履行自己真正使命。鲁迅不再支持逃避主义，他说，有些作家退出了生活场景，热衷于养花弄草，谈鸟论花。但在他看来，文学是人们对于周遭生活的感受……简言之，如果过多地赋予文学政治的功能，你就会失去两者。你写不出好书，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认为，好的作品并不是写出来让人丈量的，不是压抑出来的，它们源自内心深处，革命需要革命者，倒不是那么急需革命文学。” 对于鲁迅晚期基本只写杂文这一点，波伏娃的认识是：在文学和革命之间，鲁迅最终选择了革命。她还了解鲁迅晚年工作的重点：从那时起，他就只写作论战的文章和翻译外国小说。他把普列汉诺夫、伐佐夫、契诃夫、果戈里和巴罗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的翻译足有厚厚的两大册；他没再写过小说和故事。虽然在波伏娃看来，这些小说和故事，是“极富想象力的写作。” 波伏娃对鲁迅的研究不仅限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她还特别描述了鲁迅作品创作的背景以及与其他流派作家观念立场的冲突。早期的鲁迅，是主张文学必须“参与”的，但鲁迅“对着介入的性质和程度却有着怀疑。”“鲁迅则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他的态度从讨论文学的使命时起就未改变过。比如他曾认为，文学必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表达。尽管文学不可能仅仅属于革命，但只要它所反映的社会为反叛精神所激发，它就有革命的印迹。” 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对旧的、黑暗的东西憎恶到了极点。但透过他冷峻、严苛的，不留情面的笔触，读者却常常燃起许多热望，燃起打破这旧的、丑恶社会的信念。有论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热到发冷”“爱到憎恨”的极端表达。波伏娃于此也有近似的看法。她说鲁迅：他能够对自己的疑虑缄口不言，搁置一旁，但却积极寄望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希望他总是不肯多作肯定，惟恐那个希望不足以减轻他现在所感受到的痛苦。 对于鲁迅的总体意义，波伏娃这样概括：“他的死，拉下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帷幕。他的生活和生平就像反映一个阶级的一出戏，政治上的解放使得这个阶级所受到的经济上的迫害更无法忍受，这个阶级的胜利被阻挠，无助而又绝望，尽管还在婴儿期，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弯腰退向一旁，看着无产阶级大步向前。” 一些误读 这样的概括给了我们把握鲁迅一个新的视角。这是我们中国研究界值得关注的。从波伏娃对鲁迅的介绍看，虽然较为概括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从篇幅看，鲁迅可以说占了“文学”类作家的最大篇幅。在介绍中，波伏娃虽然也涉及到其他诸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林语堂、老舍等大家，但多是有限的几段甚至几行，而且大都是在与鲁迅联系比较时才提及的。这——我们大约可以认为是波伏娃自行阅读研究得出的看法，同时我们亦可由此感受到鲁迅作为当时时代文学代表的特别地位。 波伏娃特别着重对鲁迅的介绍，除以上提及的情形外，还应当与她的文艺观念有相当的联系。从波伏娃作品表达的思想看，她与萨特一样，都激烈地反对“为艺术的艺术”这种文艺观，认为文学必须干预政治和生活，主张“干预的文学”。这一点，与鲁迅的文学观念，有颇为一致之处。波伏娃在文章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由茅盾和鲁迅在1921年1月领头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其宣言，肯定了文学的政治作用：‘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提倡反映被压迫者‘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这段记述虽然有个误会，即认为鲁迅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国内也有学者闹过这样的误会），但认为鲁迅与此观点接近或大致相同，是符合实际的。这种文艺观念的接近也应该是波伏娃重视鲁迅的又一缘由。 当然，由于收集资料的不易，波伏娃在运用它们时有时显得不很均衡。一方面，她甚至寻读并引用了“左联”的理论纲领，“文学研究会”的宣言等并非广泛传播的资料；另一方面，在资料的运用方面又显得较为仓促，有些地方还颇有错失之处。譬如她说：“1925年，他（鲁迅）发起的《语丝》评论创刊，当时的编辑人员包括讽刺和幽默作家林语堂和小说家老舍。”据笔者查寻相关资料，说老舍为《语丝》编辑显系失误。 另外，她介绍鲁迅“在南京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其实鲁迅当年在南京读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物铁路学堂，均非大学。她说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当选为主席，似乎也有误会。鲁迅是“左联”常委之一，只能说是领导人，而并没有任“主席”职务……但我们考虑到波伏娃当时收集材料的不易，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这样不伤主旨的误会还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看来，波伏娃的介绍更多是针对当时西方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人们的，所以内容在中国读者觉得并不显得新鲜；且行文略觉仓促，但波伏娃毕竟是一位敏锐而深邃的思想家，她对鲁迅的评述，许多见解对我们读者还有启发；她观察问题的方式，也给我们看待同样材料以新的视角。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讲，通过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近半个世纪前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情形。以此与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相比，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和丈量出今天中国及世界发展的步伐。仅就此一点，我们也应该对波伏娃表示谢意。感谢她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关心当时正处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感谢她对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的评述及推许；这是我们今天行文时必须应该表达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