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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手法上，波伏娃又将鲁迅与契诃夫联系了起来：“通常，鲁迅用明暗对照法刻画他的主要人物。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人们常发现有一个被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叙述者，在旁边见证事情的发展：他仅是略有所知，但这使事情的发展更加有了深度，更加扑朔不定。这种远非停留在细节上的写作方法，能贴切地揭示内心活动：被描述的人往往是无名小辈，半信半疑，无法控制乖戾的境遇。通过对这些境遇的描述，鲁迅让读者看到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从不使用带有分析意味的词语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消除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流露之间的所有距离。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在作品中没有自己的主观成分，事情远非如此；书中人物所处的情景让人无法忍受，这是因为人们时时感觉到作者有意识地为这些情景营造的氛围；或许有人会说，在鲁迅的作品中，主观因素随处可见。” 这节艺术分析，是恰如其分的。鲁迅的小说，确如契诃夫的作品，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窘况，但鲁迅却更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情绪。这一点，应该是鲁迅受中国传统小说——通过叙述展示内在心理特点影响的证明。鲁迅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中国传统的继承恰好地融为一体，这正是波伏娃特别注意到的：“他（鲁迅）从不使用带有分析意味的词来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却消除了人物内心世界与外部流露之间的所有距离。”作为艺术家，波伏娃的感知力的确敏锐又丰富。 “他从来没有撤离这个阵地” 但是，分析一个作家，仅仅解说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是不够充分的。作为思想家的波伏娃，在陈述鲁迅时，更注意到他思想的演进历程。这一点，对于一个外国评论家，难度似乎更大一些。 首先，波伏娃注意到鲁迅作品和他思想之间的一点矛盾。在波伏娃看来，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鲁迅很大打击，所以，当时的他成了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关于美好明天的幻想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不值得虚谈……” 接着，波伏娃引述了鲁迅《呐喊·自序》中的一段文字，即鲁迅说自己在《药》这篇小说里，在革命家“瑜儿”的坟头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的情形，她接下来评论：“确实，在他的两个故事中，鲁迅已经完全注入了不易被人们察觉的乐观主义的色彩。但是，他所认为的改变丝毫事实的看法，在他看来，却违背了文学的要求：他认为艺术工作绝对是真诚的证明。他从来没有撤离这个阵地，他仍然需要革命；这就是人身上的矛盾冲突，带进坟墓都不会改变。” 这段评论应当引起中国评论家同行的注意。一个作家，也许有他文学的观点，但他的创作并不会仅仅囿于自设的圈子，偶尔甚至常常逸出都是难免的。这中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像纸面上写的那么容易调解，他或许会终生这样在矛盾中行进。波伏娃的这种认识，是更加贴近人本质、作家本质的可资借鉴的有价值观点。 波伏娃还认为，鲁迅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无为的借口。鲁迅在北京担任教职时，他用自己的影响来支持学生。在他看来：苟活是错的，因为看似活着，却快死了。年轻人必须冲破这古老的牢笼。但是，学生的有限抗议却遭到了严酷镇压，他们有的甚至牺牲了性命。后来鲁迅发表文章批评政府，遭到迫害；以后到革命最热烈的广州，可遭遇到蒋介石的叛变……这一切，使鲁迅从书本中建立的观念受到最严重的冲击。用波伏娃的话：“此时的鲁迅似乎完全陷入了绝望。” 这种绝望，波伏娃是从《野草》等作品中看出的。她引了鲁迅写于1927年的文章，引了《野草》中一段话后说：“对于鲁迅来说，怀疑青年的作用，已经是达到了最后的最深层次的失望，因为他正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青年身上。” 波伏娃对《野草》这部精纯的集子十分重视。鲁迅的许多思想，都是她从这些相当感性的文字中发掘出来的。波伏娃在引述了几节《野草》中的文章后，这样分析鲁迅的思想：“至于当时的政治，鲁迅并没有放弃希望。但是，对于文学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却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她还引述《热风》中的话：如果人类要前进，必须打倒从前的偶像。 在波伏娃看来：当作家不再幻想书是一种政治武器的同时，“他（鲁迅）并不鄙视文学的真正目标：真实地表达这个世界。确实，只有靠揭露行动来脱离行动，作家才能履行自己真正使命。鲁迅不再支持逃避主义，他说，有些作家退出了生活场景，热衷于养花弄草，谈鸟论花。但在他看来，文学是人们对于周遭生活的感受……简言之，如果过多地赋予文学政治的功能，你就会失去两者。你写不出好书，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他认为，好的作品并不是写出来让人丈量的，不是压抑出来的，它们源自内心深处，革命需要革命者，倒不是那么急需革命文学。” 对于鲁迅晚期基本只写杂文这一点，波伏娃的认识是：在文学和革命之间，鲁迅最终选择了革命。她还了解鲁迅晚年工作的重点：从那时起，他就只写作论战的文章和翻译外国小说。他把普列汉诺夫、伐佐夫、契诃夫、果戈里和巴罗哈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他的翻译足有厚厚的两大册；他没再写过小说和故事。虽然在波伏娃看来，这些小说和故事，是“极富想象力的写作。” 波伏娃对鲁迅的研究不仅限于作家和作品本身，她还特别描述了鲁迅作品创作的背景以及与其他流派作家观念立场的冲突。早期的鲁迅，是主张文学必须“参与”的，但鲁迅“对着介入的性质和程度却有着怀疑。”“鲁迅则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文学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他的态度从讨论文学的使命时起就未改变过。比如他曾认为，文学必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表达。尽管文学不可能仅仅属于革命，但只要它所反映的社会为反叛精神所激发，它就有革命的印迹。” 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鲁迅对旧的、黑暗的东西憎恶到了极点。但透过他冷峻、严苛的，不留情面的笔触，读者却常常燃起许多热望，燃起打破这旧的、丑恶社会的信念。有论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热到发冷”“爱到憎恨”的极端表达。波伏娃于此也有近似的看法。她说鲁迅：他能够对自己的疑虑缄口不言，搁置一旁，但却积极寄望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希望他总是不肯多作肯定，惟恐那个希望不足以减轻他现在所感受到的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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