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可谓现代诗歌的上游。那年头，四川诗人呼啸成群，集结在成都。钟文早年支持朦胧诗的出现，常为《星星》诗刊撰写诗歌理论文章和诗评文章，身边就自然而然地聚起一帮诗人。据北岛回忆：“军师钟文出谋策划，跟着摇旗呐喊，要说起来当年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他的学生。” 在钟文看来，四川是一个诗歌的大盆地，四川人天生的外向流露，爱夸张、爱表达等特点，养成了他们天生的诗歌情结。一次偶然的际遇，钟文认识了诗人翟永明，并为她的《童年纪事》等一批早期作品写作诗评，发表在《星星》诗刊上。自此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成都出发。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钟文的新书《光与岸：钟文诗论集》中，谈诗人翟永明印象的文章。“从生命最根层来说，只从人的肉体的根子上去索取食材。诗人是最聪明的，仅停留于对外在的摄影和摄像层面，永远成不了诗人的。”
文章选自《光与岸：钟文诗论集》 
2013年，钟文（左五）参加翟永明在上海举办的诗歌朗诵会钟文（1944-2017）浙江绍兴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成都大学、深圳大学任教。1980年参加定福庄「诗歌理论座谈会」，与谢冕等一同为朦胧诗辩护，并与北岛、顾城、杨炼结为好友。1990年代赴法国经商，回国后重拾笔墨，从事诗歌评论。著有《诗美艺术》《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等。 小翟和我相熟在八十年代，我认识她是因为那个时我在成都大学任教，大家都知道我是搞诗歌理论和诗歌评论的，我的身边自然而然就聚了一批写诗的人。四川又是一个换纯天然的诗歌大省。为什么四川人会有写诗的习惯呢？中国历史上，四川并不出大诗人，但为什么这几十年来，四川成为中国出诗人最多的一块土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 第一，四川人是天生的一种过敏气质，他们的心的底片是特别容易曝光的。他的情感的细胞相对而言特别敏感。这是我与四川人接触后的一个感觉。▲ 第二，中国这么多地方，四川人的本真性相对而言比较强，他们在一块盆地中生活。这块盆地相对自给自足，即便是在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得到相对的温饱，不像中国的有些省份，人的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有的地方为了吃饭可以出卖一切。生活的这样一种相对的条件促使人的灵魂的本真性得到很好的滋养。而本真这个东西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种气质要素，没有这种气质要素的话，很难成为诗人。▲ 第三，我感觉到四川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的时候，就性格习惯而言，他们有一种表现的欲望，这种表现欲望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四川人在生活中喜欢表演，喜欢张扬自己的个性，喜欢说话。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人，如果不喜欢把个人的东西夸大，不是一个认为“我”就是最伟大的“我”的那种人，是很难成为诗人的。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包括在上海，能见到很多的老百姓，上海的老百姓是不张扬的老百姓，喜欢向里面收缩，不张扬，这种没有表演欲望，不张扬的，不把自己的内心夸大地说出来的个性和气质，导致他们成不了诗人。四川人是天生就有表现的这种气质，就普遍而言，他们很容易自然而然成为诗人。▲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我认为四川人有一种向内的凝聚性，他们有一种很认真的小范围的切磋精神，互相抱团取暖，互相切磋，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小圈子，甚至一个大圈子。我想，这几个原因就促使四川出了很多诗人。我接触过流沙河那一代人，包括石天河、白航、李加健等，在五十年代这一批人在整个中国都是耀眼的。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看整个中国的诗坛里面，几位大家，包括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等都来自四川，我认为一定要从地域文化，从一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或者叫文化下意识上去研究这个创作现象。翟永明，1986年秋 翟永明，诗人、作家、文化品牌“白夜”创始人。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6年离职，后专注写作。著有诗集、诗文集：《最委婉的词》、《完成之后又怎样》、《十四首素歌》、《行间距》、《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毕竟流行去》等多部作品。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并在上述语系国家发表出版。曾举办摄影展：2015年连州国际摄影展《翟永明／高原／杨瑞春三人展》，2016年《诗与远方》联展，天津美术馆2018年《水告诉我什么》个展 上海汉源汇。 我是在八十年代认识小翟的，时间大约是在1981年，当时杨炼和北岛一帮人到了成都，我接待他们，然后我认识了欧阳江河、翟永明这一批人。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长得很有韵味，很特别，特别敏感，特别害羞，一种极度害羞的、内向的女孩子，我和翟永明见面之后也没有什么交谈，但总之是给我留下了一个蛮深的印象。我有一次到《星星》诗刊去办事情，就碰到了那时的主编白航，他跟我说：“钟文，你去读一下我们这一期的《星星》，里面有一个女诗人叫翟永明。”我回来读了，好像写童年的生活，我觉得写得很好，然后，我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评论她的诗，第二期的《星星》又登了。这可能是评论翟永明的第一篇文章。
翟永明和我的交往有一点儿，但不过密，她老在我的印象中。等我从法国回来以后，我知道她已经是很有名气，在中国诗坛上排名靠前。也知道她最成名的作品叫《女人》，我也曾经翻过，但是从来没有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她的东西。这一次，我为了写一本关于诗歌语言学的书，就去读她的诗。她的诗歌给我极大的震撼。甚至读她的有些诗歌，尤其是写她母亲的《母亲》这首诗，我眼泪流下来了。我即刻想打个电话给王寅，但是没打通。第二天打通后，我跟他说：“我昨天在激动的情况下，想跟你说一点我对小翟的一些印象，今天可能又偏于冷静了，但我还是要说这样一段话，小翟是中国近一个世纪诗坛之中一个伟大的诗人，你们那么多男诗人，合在一块儿都比不上她一个女人。”我这句话说完，王寅就表现出不满，说：“这好像不一定吧。”我说：“是的，你今天把我对她的评论拷贝下来。我不经意地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中国最好的诗人。我读她的诗歌，不是一般的感动，是非常感动。写得非常好，这简直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一个诗歌中的女巫。特别有几首诗，像《母亲》这首诗。如果近百年来新诗人要排名，她一定是排在前十名之内。”我跟王寅还交谈了一些关于他对现代诗歌的看法，随后打通了翟永明的电话，我在电话里面没有把她像刚才那样说得那么高，我只是说：“小翟，我很惊讶，我认真读你的诗，你写得非常非常好！你绝对是中国当代诗人中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她很惊讶，在电话里说：“钟老师，你把我说得太好了。”我说：“是的，我这是一个非常公允的评价。你相信我这个评价是不会错的。”我们交谈了一下，说好在上海见面的时间，再争取来一次对话。左起：翟永明二姐、翟母亲、翟的哥哥（照片提供：翟永明） 海德格尔说：“爱的性质是：把人改变成所爱之物”（《细雨孤独之途》），海德格尔这句话的含义，我认为有两个，一个是爱与被爱，这两个角色是不断转换的，是互为主体的，不断使动，也不断被动。爱与被爱是有一方才决定另一方，没有一方就没有另一方。这种相互关系还包含着一种身体和灵魂的永恒运动，这种永恒运动我认为是宇宙运动的最好明证。海德格尔这句话的第二个意义是，这种爱是一种自然性与灵魂性的两面性的敞开，是爱的玄妙和深遂，是永远不可理解的。这是一个永远的斯芬克斯。平视是不产生永远的爱情的。平视是不会长久的，如果俯视为一个人的主要视角的话，被仰视的爱才会长久。但俯视的角度太大也有问题。爱太复杂了，一旦与性纠缠在一起，就更是复杂，但爱与性又不得不交涉在一起，爱的水里有百分之八十是性，爱又要与钱交涉起来。这种种矛盾纠缠，导致爱就像数学一样，可以不断地被演算，其奥秘最终却是无解。人很奇怪，面对着这样的斯芬克斯，解答永远是无效的，但又是那么热衷于去做这种数学游戏。那么多的无解，又有那么多的人为它苦恼，甚至自杀。法国的作者佛论巴索所言“两个人绝不会同时爱对方”，这是真理。一见钟情是虚设的现实。心灵沟通为特征的爱才无法真正的沟通，这就为悲剧留下了集体下意识。这世界上爱的最佳例子是萨特与波伏娃，他们两个人是若即若离（他们永远没有结婚，但永远在一起；他们永远会有第三者同时出现在身边，但他们最终容忍这些第三者，而且又排斥了这些第三者），一生又不离不弃。他俩的俯角和仰角是那样的和谐，甚至每个时间段、每个空间里都那么和谐，实在是一个奇迹。回到翟永明的诗，她在做一件危险的工作，她是想通过语言去达到她自己已经感觉到的彼岸，但语言牢靠吗？在到与未到之间，可以有一种期盼的神秘，因为她是去做不分明的隐喻的，但是这种语言的放手和放纵之间那么难把握，可能她做到了放纵，但是她不想放手就达不到目的。这种过犹不及的分寸感，在她的诗里面，我认为得到了非常好的结局。我的感觉是隐喻实际上有三种：前隐喻，隐喻，后隐喻。隐喻需要提示性，又要达到目的性，提示和隐藏这种份量拿捏得当，如果你完全提示清楚了，说这就是隐喻，谁还会警觉，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要做出像不提示的隐喻一样，完全隐藏起来，有极大的神秘感，这种高级的隐喻叫前隐喻。而现在我看到诗歌里面最多的隐喻是后隐喻。太多的提示，基本没有什么隐蔽，如果有人说它还是诗歌的形象性语言，我只能说它现在已经是一种形象的概念了。隐喻和象征是诗歌必要的终结——最忌讳的是太死，太喻事，太呆板，太不经意性，甚至是经营性的——或者像我这样把它们称为一种形象的概念，或者是一种符号，最好的就是一种浅隐喻，或者一种前象征。这种前隐喻或前象征是整个诗歌语言流畅中不可分段的一条流水，根本分不出结构场来，分不出来这是管子还是螺丝钉。它是和整个语言融为一体的，是一种生命的生存体。身体呀，你的出路在哪里，灵魂啊，你的依附在哪里，爱应该是诗人毕生所系之物。从生命最根层来说，只从人的肉体的根子上去索取食材。诗人是最聪明的，仅停留于对外在的摄影和摄像层面，永远成不了诗人的。回过头来再审视翟永明的诗歌，她的诗里面有很多重的深渊。深渊感是一种绝望感吗？还是一种探索感？她的诗歌有很多的黑夜，这是一种原罪的痛苦呢，还是一种瞭望的远景？那么多的黑夜，是根子里的忧郁者吗？她向黑夜倾诉时的眼泪，是多还是少？
1992年翟永明在英国，是的，这里是墓地我曾在电话中对翟永明说： “千万不要窒息你内心最深的裂动，这是生命的动力，驱赶罪恶感，放索它，在这当中自然会有可能超越的。在知识的树上是没有罪孽的，罪孽是不会长在知识的树上的，这棵树即便是有毒，可能也是有用的，它可能是一种疾病的解药。不要相信亚当、夏娃和蛇的故事，那是带有神意的巫言。人实际上是希望能找到生命中的解毒药。一定程度上，解毒的药是毒品，但是比没有毒性的药要好得多，所以你要置身于荒诞。面对着自由的坠落，我要特别指出，身体的坠落是可以引向灵魂升天的，坠落也是一种飞翔。这种滋味应该是面向自由的状态，一切都是可能的。而面对爱与性，可能生出多少的真与美的世界，远远要比这现实的世界要多得多。 你很像穿行于黑夜中的羽毛体。你的《母亲》是九曲回肠的情感与那语言的音乐做了天衣无缝的衔接，这首诗你写了很久，那是你用一口气把它写出来的。写给爱的爱，写给痛的痛，写给苦的忏悔、追忆。这首诗是永远可以留下去，在中国的诗坛中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 有些人会说小翟现在写的诗不如八十年代写得好了，小翟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她在九十年代也是写过一些好诗的，她在电话里面列举了好几首诗。好像是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痛感了。痛，没有触感了。她在八十年代，那种大风大浪把她纠缠到深渊里去，于是就生出了这么多好诗来。现在她的灵魂是不是已经结疤了，已经厚得用锥子扎也没有痛觉了，是不是呢？我得问她。上帝给诗人最好的运气是不幸，但谁会热爱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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