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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陈东东 陈东东 （续） 5 1983年，“朦胧诗”已在年轻人尤其大学生中间风行。“朦胧美”挂在那个“每事问”的历届生嘴边，时髦得让人要起反感。当顾城将到我们中文系做讲座的消息传来，有同学把捧在怀里大声播放着靡靡之音邓丽君的四喇叭都扔一边去了。刚刚又出了一期小杂志的我们四个人则打定主意，不去参加顾城的讲座，这姿态，让包括“每事问”的历届生在内的许多人颇为不解。我们也弄不清为什么不想去那个讲座。但还是想弄清楚。 有助于消化食堂硬饭的一轮轮现代诗攻防战在我们寝室里继续，我们一边为“朦胧诗”辩解，一边也开始清算“朦胧诗”，两方面均没有明晰的条理。诗歌跟情感纠缠得紧：由于大致上有着站在同一边的情感认同，为“朦胧诗”辩解时我们可谓竭力；由于细究起来，“朦胧诗”情感之于更年轻的我们其实是异型血，那么就难免排斥。跟我们同为八级，却远在几千里外的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诗人万夏，那时候说过一句当初不为我们知晓，多年后复述出来，让人觉得竟像是自己当初口吻的话：“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能和'朦胧诗’打一架。”这话一样潜藏着对“朦胧诗”复杂的情感。而争胜之心（它是我们的部分初衷）的底气，是诗艺和观念的新思想。 所以，那天我们没有去挤那个中文系最大的阶梯教室。那意思是要用冷淡来挑衅——并非挑衅顾城，挑衅的是那种崇拜。可年轻人的好奇心还是令我们忍不住想去看一眼顾城。于是，先在那一带转悠，我买了本顾城带过来让大学生帮着卖的《舒婷顾城抒情诗选》，表明对他的赞助态度，后来我们就从阶梯教室的边门进去，站到末排最高处朝下面看。阶梯教室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最下面的讲课区，顾城并没站在中间，而是斜坐在边角一张高背椅子上。日光灯的关系吧，他的脸色跟他身上那件过大的米色风衣十分接近。他在小声说话，似乎在自言自语，离他最远的我们一点都听不清。我们中有人发出了不耐烦的声响。那声响太大，黑压压里面很多人吃惊地回过脸来。我们就赶紧撤离，耳边刮到历届生阿姨的一句不满：“格帮小赤佬啊……” “清污”的时候，我在上海南市一所中学做实习老师，总是为越来越迫近的讲台上的四十五分钟犯愁，而又痛悔着已经在讲台上站过的四十五分钟里的一些过失。有人来查问是否看过《今天》或别的“地下”杂志，但没有人问起我们油印小杂志的事情。实习期间返校碰到王寅，他说，“星期五亚文化小组”给取消了。周五成了在中学里参加班会的时间。有一堂班会，我跟初中生们坐在一起，听教室墙上的扩音器里一个声音作形势报告。形势被谈论得十分严峻。扩音器里的报告结束，轮到带我实习的那位做班主任的语文老师继续班会。她拿一支红粉笔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染”字，说：“注意这个字右上部是'九’，不是'丸’，因为左边已有三点，水太多了，右边就不需要再加一点了。”然后她不再多说什么了，要大家拿出各门课布置的作业来做。当时，我奇怪地认为她关于“染”字的那句话是说给我听的，还觉得那句话里面有禅机。 1984年3月5日，徐敬亚的检讨《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创作方向》刊于《人民日报》。我们又悄悄油印了一两期小杂志，就毕业了。毕业后小杂志不再继续。在我的毕业留言本上，王寅写了“游侠传奇”四个字，下面一行小字：“甲子仲夏闯江湖抬腿迈胳膊之初王寅与东东共勉乃为志曰”；另有个住在对门寝室的外班同学郑耀华写道：“诗人有屁用无非僧敲月下门东东此人不可药救一条道走到黑掉进深渊黑咕隆咚公元一九八四年六月廿一日与陈东东共勉”。郑耀华的诗小杂志也用过一次，他是个才气纵横的人，据说后来抱着吉他玩起了弹唱，组过乐队，再后来就没他的消息了。 我在紧靠南京路的一所普通中学教高中语文，更加变本加厉地写诗。信件在生活中成了越用越频繁的兴奋剂。黄贝岭的信里依然常常言及北岛，不过口气已经不一样。譬如：“田晓青说：'我不明白当时怎么会这么崇拜北岛。’这大概也是我们当年普遍的状态。但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是北岛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我想两方面都有。”也是从他的信里，我第一回知道北京有“pass北岛”的说法。在黄贝岭张罗的诗人聚会上，年轻一辈的诗人刑天当着北岛的面说要“超过北岛”、“打倒北岛”……黄贝岭在信里还提到一个叫孟浪的人，住上海宝山，在上海机械学院读书时办过一种叫《MN》的地下诗刊。 那天我正在读隔夜的晚报，一个留长发的青年敲门进来。他就是孟浪，原名叫孟俊良。他在一家光学仪器厂上班，一度还做过一爿小厂的副厂长。不过他更是个诗歌交通员，四处联络诗人，传递各地的诗界消息。他讲的上海话有一些特别的宝山用辞和宝山口音，这使得我们常常换用普通话交谈。听起来，他的普通话是那样的书面化，那种节奏和说出的口吻，那种顿挫和重音的强调。由于住处相距太远，我跟孟浪也常常通信，孟浪的所有来信都跟诗歌有关，但他只点到为止地涉及诗歌，从来不孟浪地大谈或纵论诗歌。他通常在信里（就像在交谈中）只进行诗歌问题的外部讲述，譬如：“……这两位朋友对艺术（诗歌）所持的观念和意识是敏锐而健全的，我和他们分别交换过这方面的看法，我的感觉很好。至于诗的具体艺术'审美选择’上或有差异，那并不能苛求。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的'审美选择’与你也有不少差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心灵契应和共同追求。”引这段信的时候，我脑中就有个孟浪的腔调在把它们念出来，刚跟他认识的那个时期，他平常跟你说话也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说他会当面对你说“至于……或有差异，那并不能苛求”什么的。 就在跟他认识的那天，孟浪几乎是郑重地对我说：“诗歌运动的势头，已不可逆转。” 6 正有一场也许如火如荼展开的青年诗歌运动，是孟浪传达给我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诗人们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一连串的联络、串通、聚会，是假想和实际的诗歌江湖，是一些小恩怨和几次小狂欢，是相互交换着读来读去的诗歌，还有，就是那些自编自印的诗歌“地下”杂志，它们在青年诗人间已颇为流行。诗人和诗人见面，常有交换自印诗刊的礼仪；诗人和诗人通信，从大信封里也常常滑出些自印诗刊来。《实验》、《中国当代青年诗38首》、《中国当代青年诗75首》、《大学生诗报》、《他们》、《现代诗交流资料》、《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莽汉》、《广场》、《诗经》、《海上》、《大陆》、《南方》、《喂》、《红土》、《非非》、《十种感觉》、《液体江南》、《撒娇》、《北回归线》、《汉诗》、《组成》……我曾过目和收藏的这些八十年代的诗歌“地下”杂志，大多是经由孟浪传递的，他那个双肩背包，在我看来，差不多成了个诗歌“地下”杂志的流动博览会。 孟浪常常写来明信片，或由弄堂口公用电话间的阿姨传呼，通知我参加一些显然是属于运动中的聚会。1985年2月16日，由海客（他后来用了另一个笔名张远山）发起，《海上》杂志的成立聚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进行。茶室里还布置了一个谁的画展。我到的时候，整个茶室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分成了若干桌，每一桌都有人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主桌前有一个穿皮衣、拿烟斗的画家打扮的人站那儿演讲，慷慨激昂，然而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尽管没人听，可是当他停下来时，还是立即就有许多叫好和鼓掌声。那天晚上我并没搞清楚《海上》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月不到，第一期《海上》杂志就由孟浪寄给我了，打字油印，封面上有一幅绿色的木刻画。《海上》主要刊发上海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们先前那本油印小杂志的四个作者，也都成了《海上》的作者。这份开始得热热闹闹的“地下”杂志，跟八十年代的许多“地下”杂志一样，进展得十分艰难，它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只出刊三四次，1990年以《保卫诗歌·海上终刊号》结束。 过往的诗人急剧增多，那时，已到了王寅所说“'诗人’的身份就可以成为一张通行证，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各地的诗人会管吃管住”的地步。一天半夜来了个陌生人，在门口说：我是野狗，诗人，是“谁谁谁”的朋友。进门马上又说，我就在你这儿打个地铺吧。于是就给他打了个地铺，尽管“谁谁谁”我其实不认识。第二天早晨他说要去杭州，要我给杭州那边的朋友写个路条，于是我就写：这是我的挚友野狗，到杭州去，请你照顾。——这野狗来时，也带着“谁谁谁”的一纸路条。 还曾碰到过一个贵州诗人，他混火车周游全国，查到他没买车票时，他就说：“因为我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他身边带一个小本子，记下在别人那儿吃的每一顿饭，打算日后报答。问他记了有多少了，他正色道：“已经有两千多顿了……” 运动中的诗人，当时都还没有真正从地下破土。不过，1985年1月，由老木编选，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编委会内部发行的《新诗潮诗集》，大概勾勒了这一运动中的运动员形象。这部上下两册的诗集划分出来的三个部分——附录：老一辈带有现代派色彩的诗人；上册：“朦胧诗”诸人；下册：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依据的似乎正是1982年万夏、赵野、胡冬等人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一间学生寝室里提出的三代诗人概念。这个划分的重点，在于“第三代”诗人旗号的祭起，它要针对的，便是“朦胧诗”。 “朦胧诗”有一个在“文革”的斗争疯狂和政治愚昧里沉潜和觉悟的启蒙主义渊源。“朦胧诗”诸人以其饱经磨难的历史感充任着“文革”后社会批判、主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的代言人；但它跟它所反对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抒情诗，就像北岛自己说的，“又有着一种以抗衡结成的亲眷关系”。因为他们的经历，“朦胧诗”诸人集体性地困挠于“文革”政治和历史噩梦。跟我年龄相仿的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对“文革”则多的是印象式的象征画面记忆，少有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更年轻一代的诗人就像是从海难和呼救里转过身去，打量只属于他的海岛的鲁滨逊，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角色置换为更为原始、单纯和本能的礼拜五。那是一些倡导回到本来面目的自身，直到回到一次性的身体本身的诗人，那还是一些企图回到前文化和非文化世界的诗人，那也是一些想要让诗歌仅仅在鲜活和被无数张嘴说滥了的口语层面上发生(发声)的诗人——所谓“第三代”大概如此——更注重生命形态、生存境况和生活方式的日常化、自白化的体验之诗铺张开来，背向了“朦胧诗”诸人的幸存之诗。 尽管我可能很早就处在了青年诗歌运动的情境里，但是对“运动”这种词，却有不小的心理障碍，所以反而不太愿意投身那时已喧闹非凡的诗歌热潮。我也跟常常把我拽入其方阵和编队的“第三代”诗歌保持着距离——这至少缘于不同的诗观。另外，在我看来，那运动正趋于迷乱和眩晕，其中几乎有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回光返照……诗歌行为的红卫兵症候后来在不少当代诗人身上周期性、非周期性地发作，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生，刚好是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大地的年代? 到了1986年，青年诗歌运动差不多形成了一派地火。尽管如《中国》这样的文学刊物开始择要发表其中一些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形势，连算是被半推半就地“地上化”了的“朦胧诗”诸人，也还是难以正常发表作品和公开表达其思想观念，更年轻的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则更加没机会。所以，当徐敬亚在《我的邀请》里说：“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这封发自深圳的信，就得到了全国的热烈回应。 7 1986年11月的一个黄昏，孟浪背着双肩背包来我家里，让我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我发现我和他的诗被印在“海上诗群”名下——那个“海上诗群”宣言，我也才第一次读到，说是“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腔调如城市小青年的絮叨让我不适。 黄昏里孟浪走进弄堂的样子我记得分明：披肩长发，大胡子，仿特种兵制服的“兰博衫”和大头皮鞋，孟浪迈出的步伐比他的诗句还要坚定、快捷、铿锵。一个正端着畚箕往弄堂口去倒垃圾的老太婆完全被孟浪给吓住了，她收拢脚步站在原地，畚箕举到胸前，两眼迷惘地追随着孟浪，直到他拐进了弄堂底里的门洞。我当时就站在门洞上方的一扇窗前，心想我所见的这个画面，倒是可以用作青年诗歌运动的海报。 青年诗歌运动终于有了个喷射的口子，并且，看上去，参与到“大展”之中也就是参与到历史的创造之中。这甚至促使一些一时还未“组织起来”的年轻诗人也赶紧“组织起来”了，因为要想加入“诗群大展”，你就至少得打出个不管什么样的诗歌流派旗号来。那天晚上，我在灯下翻看“大展”，阅读时的开心，可能跟现在有人读那些八卦娱乐小报时的开心程度不相上下——除了一些早就听说的诗派诗群，像“三脚猫”、“四方盒子”，还有什么“无派”之类的名头，让人发噱不已。你能想象，为了能在“大展”的报纸上一露头角，当时有些诗歌青年花费了多少聪明才智。 1979年的时候，有一部解禁后重新公映的电影《大浪淘沙》，其中一个场景，逃到武汉的土豪讲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大声抱怨说：“糟得很!”要是被大踏步的孟浪吓住了的老太婆一流人物也在读着“诗群大展”，大概不会像我那般开心，而要大声抱怨说“糟得很”了吧。会有这样的想象，大概我的确把青年诗歌运动跟那场农民运动作了不恰当的类比——那天晚上，我觉得，《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排得满满的“诗群大展”上，各个流派分得的一块块挤在一起不留缝隙的版面，太像是一次土改后的瓜分结果了。几年后我听说四川创刊一种叫《红旗》的油印诗歌杂志，扉页上印两句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禁哂然。 在呈显那场青年诗歌运动的当时状况方面，“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做得极为成功。它喷射出那么多由宣言支撑起门面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流派，正好真实地映现了青年诗歌运动的虚张潦乱，让人检阅了如徐敬亚所说的，当时诗歌那“最空前的数量繁荣”。不过，高潮迭现正是退潮的开始，“大展”后一段日子里我收到的诗人来信里，老是有“水落石出”之类的说法——八十年代的诗人们，还是很关心“诗歌天下事”的。正是这种关心，才有了诗歌杂志《倾向》。 1987年夏，我去山海关参加《诗刊》社的第七届“青春诗会”。参加诗会的还有北京诗人西川和成都诗人欧阳江河。诗会的主持之一，是诗人王家新，当时他在《诗刊》任编辑。《新诗潮诗集》的编者、诗人老木，则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诗会。跟这几个人在这次诗会上见面之前我已与他们通信多时。这几个人跟后来的《倾向》都密切有关。 安排在一家面朝大海的小旅馆里的诗会，占据着好风景，却实在没意思。幸好诗人们会下的交谈让人畅快。我跟西川住一个屋，我们常常一边等着楼下的食堂开饭，一边靠在能眺望到一大片沿海玉米地的绿窗台边说话。我们就谈到了一本诗歌杂志应有的作用和意义，它的选择的倾向性，它的批评功能，它对混乱现状的清理，它有可能展开的远景……西川喜欢提庞德，他说美国现代诗的优异，跟当年庞德参与过的《诗》杂志那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和有所倡导建设的方针是分不开的。而眼下的中国现代诗，正缺这种有力的杂志。 那么，我们来弄一本杂志吧。是“水落石出”的时候了——几个独具个性、不能归入譬如“第三代”那样的群体、注重诗的精神因素和写作的个人性质的诗人，已经能彼此认出。在西川和老木间，在我、西川、欧阳江河间，在我和王家新间，后来又有过办杂志的讨论，谈得最多的，是杂志的倾向问题。《倾向》创刊号的“编者前记”里所述的诗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精神和节制自律的写作，便是谈论的重点。 第七届“青春诗会”结束后，西川和老木开始在北京具体筹划杂志。西川来信说刊名可以叫《新倾向》，第一期打算编入芒克、多多、海子等近十个人的诗作。我回信说刊名或就叫《倾向》，要是北京印刷不便，可拿到上海来做。于是，1988年春，已入了瑞典籍的女诗人张真从北京回上海时，带来了编好的第一期稿件。张真也是八级的，曾在复旦读书，更早时也是上海中学生诗人圈的一员。她约我某夜在淮海路上的老大昌二楼咖啡座见面。在咖啡座，我打开她递过来的大信袋，看到第一张纸上西川写的刊名是《倾向》。接下来是老木写的几条类似办刊缘起的文字，一百多字，近乎草率。我说这段文字不好，需要另写。张真就出了个题目：《〈倾向〉的倾向》。跟张真别过，我带着全部稿件回家，连夜赶写了“编者前记”，用的正是张真建议的标题。 《倾向》创刊号编入张枣、欧阳江河、张真、老木、陈东东、黄贝岭、西川的诗，张真译的菲力普·拉金的诗。稿件里还有一位北外学生译的布罗茨基的诗，因译者不是诗人，不合《倾向》只用诗人稿子(文章或译作也要出自诗人手笔)的要求，便抽去了。 排印诸事总是麻烦的。上海一般的印刷厂要价很高，且不会接受印制“地下”杂志。我找了上海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李定钧(他后来成为诗人和翻译家，笔名海岸)，请他帮忙把稿子输入一台286电脑，排版，打上蜡纸，交医科大学誊印社。这个过程拖拖拉拉有两个月。其间我又通过别的关系在昆山一家印刷厂印了创刊号封面，白底，右上方直排孔雀蓝的扁宋字刊号，简洁素净，符合这个杂志的性格。因为暑假，医科大学的誊印社停工，直到9月开学，誊印社终于打来电话——可以提货了!这让我再次有了终于排队到火车售票窗口那个小小的拱形面前的梦幻惊喜!这时离在山海关谈起办杂志之事已一年有余。五百本《倾向》创刊号，我用一辆破自行车分两趟把它们驮回了家。 8 《倾向》的印制费用是几个朋友凑起来的。在我的一本笔记本被撕去了一半的那页纸上，写着西川、欧阳江河、老木、黄贝岭、张真、王家新、张、雪迪、零雨和我自己的名字。奇怪的是我没有找到数字——而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或许，数字已经被撕去，也可能数字会躺在另一本笔记本里。抽屉深处的那个小纸团，会不会纠缠着一些数字呢? 那本笔记本里，还抄录着这么一句话：“拖网装满鱼后，传记作者把网拉上来，进行挑选和分类，不好的扔掉，好的贮存起来，最后切成鱼片出售。”下面的破折号后头写着“杰弗里·布雷思韦特”。杰弗里·布雷思韦特是谁?我把我脑中的万千个笔记本快速翻了几遍，或，我把我脑中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打开进行搜索——他是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里的那个外科医生。 为了帮助回忆八十年代，写这篇东西的过程中我不断在翻看我的笔记本。看到这位虚构的外科医生如是说以后，我想我可以把电脑关上了，尽管，如果要让这篇东西显得完整，如果要让我的八十年代在这篇东西里显得完整，我还得述及我1983年的大连、北京、泰山之行，1985年的四川之行，1988年的沈阳、北京之行和1989年的海子、骆一禾之死，以及《倾向》第二期的“海子、骆一禾纪念专集”。可是你把你的回忆回忆得越像容易出售的鱼片，它离海中的鱼群就越遥远——它跟你脑海中的那些鱼，也早已不是一回事了。 关于八十年代，就像关于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忆为之准备了不少罐头，它们有的已经贴好了品牌名目和商标，更多的会是些“三无”产品。无论如何，你是以罐头为据来回忆你的八十年代或别的过往的。回忆正是现在和未来餐桌上的事，你想要吃哪种口味的鱼片，就去找相应的罐头。 对于同时是游鱼或曾经是游鱼的拖网者、鱼片制造者和罐头提供者来说，这毕竟是残酷的事情。我舍弃了太多的过去：已经不见了的，“坏的”，“好的”但用不上的，放在冰箱里备用、却因时间仓促没能化冻而只好不用的……可要是不把罐头封起来，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还有可能把海中所有的鱼，甚至把海也给装进去。 （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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