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下马陵从城外秦陵返回西安城，来到和平门靠着内城墙的一条马路。抬头看，有路牌赫然写着：下马陵。  西安下马陵路 为何称为“下马陵”？是因为此地安葬着一位人物，连皇帝到此都要下马步行。 那这是哪个人物让皇帝都如此敬重呢？ 这个人物是汉朝人，他的思想曾经影响了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当他去世之后安葬在长安城南曲江附近。有一天，汉武帝经过这里时，听说这里是他的墓地所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特别下马步行，于是民间称这里为“下马陵”。 而这个人物就是——董仲舒！ 不过，这条路在唐朝时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在高中学过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女介绍自己时曾说：“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历史学界考证，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所遇见的京城女子所说的应是“下马陵”，但白居易不知道有此地名，而陕西话的“下马陵”听起来就像是“虾蟆陵”。于是白居易按照音译就写成了“蛤蟆陵”。 琵琶女曾经描述自己和下马陵：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可见这里在唐朝时曾是繁华之地！ 2.汉初黄老之术好啦，言归正传，还是来说一说汉武帝为什么会对董仲舒这么尊敬吧！ 这还要从汉武帝之前的几个皇帝谈起。西汉建立初年，经过秦末农民战争，经济十分萧条。汉武帝之前的几个皇帝采取的治国理念是“黄老之术”。“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即按照老子的道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经过文帝、景帝的励精图治，当然更主要是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使汉朝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国力大增。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经济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国力大增。这时年轻的汉武帝继位登基了。他在汉初七十年积聚起来的雄厚物质实力的基础上，再也不愿像其父、祖两代那样恭俭无为了。他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于是，汉武帝就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想要找到一个能给他提出新的治国理论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董仲舒。  董仲舒像 作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被推举参加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 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 这三次策问又称为“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以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的基础上，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有为”，又有道家的“无为”的一种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面对这样一种儒学，汉武帝满意了。因为董仲舒给了汉武帝以理论指导，使得汉武帝的所作所为能够有一个既合理又“高大上”的理论解释，使得他能够放开手脚，大展宏图。 这么说来，董仲舒算得上是汉武帝的精神导师了。 因此，汉武帝才会到此下马，以示尊崇。 3.天人三策那董仲舒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汉武帝如此地醉心和推崇呢？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董仲舒的思想理论了。前面不远处就是董仲舒墓所在的院子，不过因为原来那个院子属于某个单位，外人不能随便进去拜谒。听说碑林区政府正要采取措施整合儒学文化资源，保护开发董仲舒墓，并恢复董子祠，修建文化展览游廊，设立儒学博物馆等，展示董仲舒生平，传播儒家思想和文化。 但现在董子祠还没建立起来，我又该如何来展示董仲舒的思想呢？ 我想起了在稷下学宫遗址的想象，于是也想如法炮制，同时设计我的《游学记》的内容。 沿着城墙边的马路慢慢走着，看着有些空荡的街道，突然想到可以在这条路上设计几组有关董仲舒的城市雕塑。  下马陵路城墙 我不禁有些兴奋，大脑急速地创意着。 第一组塑像是要反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我想着，在和平路与下马陵路的交汇处，应该有一组塑像。这组塑像有汉武帝和董仲舒两人。汉武帝手执一卷汉简，身体向董仲舒倾斜，目光热切地凝视着正展开一卷汉简叙说着的董仲舒，他们的面前还有一卷汉简，算是符合“三策”的数量。  董仲舒和汉武帝 4.天人感应往前走10米左右，应该有第二组塑像，叫做“天人感应”。 董仲舒的理论基础称之为“天人感应”。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人作为天的一部分，人的行为都要与天的行为相吻合。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 这与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当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更多强调的是“感应”。 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也能感应上天。他认为“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天”如果看到天子（皇帝）违背了天意，做了不仁不义的事情，“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就是不正常的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比如地震、彗星等，这些“灾异”是为了用来谴责和警告天子的，如果这时天子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这个天子失去天下。当然，如果天子干得好，做到政通人和，“天”也会降下祥瑞给以鼓励的。古时有专人来观天象，以察看“天”又降下了什么征兆，然后好进行应对。 董仲舒的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一种“谶纬之学”，就是认为，“天”的意志能够通过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天象，或者占卜吉凶祸福，来了解“天意”，甚至朝廷的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都要根据谶纬来决定。  当然，这是一种封建迷信。这种谶纬之学由于过分细密、烦琐、附会，在汉朝之后就日渐衰落，没有多少人相信了。 不过，董仲舒当初提出“天人感应”，除了他继承了先秦的阴阳学说等思想的发展，还有就是他也是想通过“天人感应”这种方式来戒惧统治者。 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不让他们为所欲为，而要有所敬畏，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这就是让皇帝有所戒惧，从而在思想上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因此，这组“天人感应”塑像可以是这样的：这里还是董仲舒和汉武帝两个人物，董仲舒一脸严肃地手指苍天，汉武帝则显出一脸的惊恐，手上的汉简也散落了一半。这既体现了“天人感应”的内容，又展示了“天人感应”带给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的戒惧之心，显出了“天人感应”思想的效果之一。 5.大一统再往前10米左右，第三组塑像可以叫“大一统”。 如果“天人感应”只是让汉武帝和历代皇帝感到戒惧的话，那么汉武帝还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天人感应”思想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证明皇权的神圣和大一统的必要。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天是万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儿子，即天子。天子授命于天，是代表天来统治天下的，因此，全民都要服从皇帝的统治，诸侯王也要听命于皇帝。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 同时，董仲舒认为，汉初实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吴楚的“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之所以会这样，一是皇帝的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二是“大一统”的观念还没有成为人们的国家观念。因此，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 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的观点。董仲舒认为，《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 对于汉武帝来说，当时的王国问题继续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彻底解决王国问题，需要一个符合实际的统治思想，而“大一统”理论正是解决王国问题，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的最好选择。  下马陵路 因此，第三个塑像的创意可以是这样的： 这组塑像是以汉武帝为主，头戴帝王之冠的汉武帝一副君临天下的气势，手往前指，眼前似有“大一统”的无限江山；董仲舒则在旁向汉武帝恭敬地行着拱手礼，表示对帝王的尊重。这既可表示董仲舒对代表天行使权力的皇帝的敬重，又体现了“大一统”的观念。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往前就来到了董仲舒墓的院子前。 对着院子大门，我继续构想着塑像的创意。  董仲舒墓院门 第四组塑像就应该是董仲舒最出名的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进一步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只要不是在儒家“六艺”之列的，不认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都不应该允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也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只有这样，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了，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与秦时的法家相比，儒家宣扬仁义治国，比赤裸裸地宣扬人性本恶，容易走向暴政的法家思想相比，显得更加地温情脉脉，让人容易接受；而与“黄老之术”相比，儒家的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又更加地世俗化和生活化，给人以希望和梦想。因此，“独尊儒术”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历来对它的评价都是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来说的。消极影响主要是说这种政策把战国以来学术自由、思想开放的文化氛围彻底破坏了，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中国古代教育、政治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多种形式、规格人才的培养。 但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并不表示从此中国进入了思想专制的时代，而仅仅是说明，西汉朝廷的官方学术终于确立了。 这些学者认为，西汉的“独尊儒术”是以儒学为首，但并不排斥其他的思想。只不过儒学为“官学”，属于“官言”，其他诸子是“家学”“私学”，属于“家言”“私言”。官学和私学，官言和家言，从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并存，互有影响和消长。 应该说，遍观诸子百家，能够既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又能容纳各家之言的，除了道家，就是儒家了。而道家对于世俗的生活而言，又不太合适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价值观。因此，能举一旗而众响应，又不伤及其他“家言”的，非儒学莫属，独儒学有此功效。若以另一“家言”为纲，恐将伤及其他诸子之言，秦朝单纯“以法治国”，导致了焚书坑儒，其崛起和速灭便是一例。 其实，综观整个中国封建历史，在独尊儒术的纲领之下，源自诸子百家的各种治理社会的思想理论，没有一种被消亡，也没有一种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观念和肉体上的剿除。这与西方中世纪相比，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可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各种思想彼此消长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着各自不同的独特功用，其对不同思想的宽容，蔚为壮观。 看来这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塑像创意比较难。我原地转圈环看四周，突然想到可以借助于这面城墙！  下马陵路城墙 院门前还是汉武帝和董仲舒的塑像。不过他们的形象是恭敬地朝着城墙这边作揖，特别要表现九五之尊的皇帝的恭敬之意。而城墙这边，则设计一组浮雕，中间当然是孔子的形象，其位置要高于汉武帝的塑像；孔子浮雕像两旁有很多的儒生形象在读儒家经典；再两旁也有一些研究百家学说的，但不是主画面了。 这就既体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又把刚才我们说到的“尊儒术，而不废百家”的意图表现了出来。而且中间的这段距离，既表现了历史时间的相隔，同时又表达出了思想文化的传承。 还有，这两组属于不同艺术形式的塑像和浮雕，通过这历史的时空距离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了。人们行走在中间，两眼看这两边的形象，思索他们之间的联系，顿时有了穿越之感。 7.性三品说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世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不过，从此以后，儒家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正式的肯定和推崇，确立了儒家学术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了此后两千多年的治国理念，这是没有疑问的。 儒家特别重视教育，孔子就是第一个著名的教育学家。因此，尊崇儒术后，自然会重视教育。 西汉政府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设儒学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制；以儒术取士；建立视学制度等。这些都促进了汉代教育的大发展，汉代官学和私学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学制系统已初具规模，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非常发达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教育家，其实董仲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呢！关于董仲舒读书的故事，历史上有“三年不窥园”的典故。  三年不窥园 图 董仲舒的求知欲非常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成为儒学大师。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学生，精心讲授，课讲得十分精彩。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这叫做“下帷讲诵”。由于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称为他的弟子，但甚至都没有跟他见过面。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说到董仲舒的教学，就要说到董仲舒的“人性论”了。 我们在研学先秦诸子的思想时，特别是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一定要涉及到他们的“人性论”的，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观。 孟子的人性论是人性善，因此他的教育观就是“内发论”；荀子的人性论是人性恶，因此他的教育观就是“外铄论”。董仲舒的人性论既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 首先，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打比方说，善就像是稻米一样，而人性就如禾苗，禾苗虽然最后能出产稻米，但禾苗又不能说就是稻米。也就是人的本性虽然最后能发展成善，但本性并不是善，本性只有像禾苗一样，得到培育才能产生善一样的稻米。董仲舒因此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能使人与天、地同等。在这一方面，他接近荀子的观点。 但是它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董仲舒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成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 董仲舒的人性论被称为“性三品说”。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shāo）之性。“圣人之性”是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下马陵路 董仲舒认为，君王应该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因此，他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 不过，从他的“性三品说”来看，他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对“中民之性”的教育，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这组塑像的创意是个难题，我看看院门，又转身望着空荡荡的城墙思索着，逐渐在脑子里形成了这样一幅图像： 这院门的右侧是一尊董仲舒“下帷讲诵”的塑像，当然，这“帷”也可以不用，因为总不能遮住脸庞吧，就是董仲舒讲课的形象，而他的学生们听课的样子则同样展现在对面城墙的浮雕上。这样也正好可与左侧的创意对称。 为了表现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局限性，在对面的浮雕上，除了那些倾耳认真聆听的学生们，旁边还有一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就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中只配“斗筲之性”的人们，他们也放下手中的活计，在倾听董仲舒的讲课。 这既能表现出董仲舒的教育行为，又能体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这个“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细节，很能够表现出董仲舒“性三品说”的局限。 8.三纲五常想完这五组塑像的创意，我有些得意，又有些疲倦。 正好院门打开，我尾随着别人走进院子里，来到被一圈青砖围绕的董仲舒墓前。  董仲舒墓 刚才说到董仲舒的局限，有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我们的语文课文中会经常出现，一般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作品中，又特别是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会批评这种思想，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 董仲舒运用他“天人感应”以及阴阳学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理论。 这个时期以前的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三伦，称为“三纲”。“纲”字的意义是网的大绳，所有的细绳都连在大绳上。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为臣之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是这个意思。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旧时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 “三纲五常”原本是董仲舒想出来的维护社会秩序的说法。这种思想到了近现代社会，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了，所以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文化学者深入挖掘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这“三纲五常”的源流所在。 综上所述，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从董仲舒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主流思想。 从院子里出来，重回下马陵路，看着一望不到尽头的城墙，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悠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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