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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 新课改迄今，有关课程评价的进展常为人所诟病，然而笔者却于各种场合，无论是高端的专家研讨会，还是一般情况下教师的论文、经验介绍等，发现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将新课改归结为“解放了学生”“解放了教师”“解放了课堂”云云。这种实践层面的艰苦摸索与认知层面的众口一词的赞誉形成鲜明对比，颇令人疑窦重重。新课改果真是一次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吗？新课改能成为所谓的“解放运动”吗？ “解放”意味着：解除束缚以获取自由或发展。但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恐怕都难于相信新课改才短短几年，它就能如此神速而立竿见影地“解放了”人们，特别是作为一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实验，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 其实，假如不是人云亦云的话，真正倡言“解放”之说者，其心理上蕴藏着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情愫。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过程而是结果，他们很像早已按捺不住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者，翼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改革而不是渐进式的进步。这种思维模式，从“五四”时期的“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就可见其踪影，从近一个世纪的教训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启示： 其一，传统与现代无法被割裂。“解放”之说从一元论出发是无法描述和阐释现代社会价值多元性与教育之渐进性发展这一基本事实的。“解放”之说从二分法的思维套路出发将教育划作“新”与“旧”之分，由此凡是传统的都属于落后、保守之列，都是束缚师生的枷锁需要加以“解放”。而“解放”也即意味着彻底摆脱束缚，使师生由此步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境界。此举造成了课堂中的尴尬，有时教师明知传统教学有许多经济简便的方法，却唯恐被指责为“传统”而不得不遮遮掩掩，挖空心思以逢迎评价者的胃口。 这说明在对待传统上，许多人仍然秉持批斗性而非批判性的态度。批斗是颠覆性的，斗争是其常用的方法，如文革时期的“批倒批臭”便是其极端表现，此时人们求解放甚于求自由，其动机在于挣脱之后的快意；批判则是一种理性的方法，是一种质疑的、反思的、检讨的、探究的和建设性的态度而非简单否定、一概打倒。批斗固然可以爽一时之快使人有摆脱沉疴、了却过往之感，但也难于使人步入理性的殿堂而深思熟虑并继往开来。 倡言“解放”之说者，他们的依据是课改后“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教室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充满了多姿多彩的活动，师生的思维、个性乃至创造性都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勿庸置疑，这些都是新课改所催发出来的活力。但据此便推论“解放了师生”未免轻率了。 须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解放了师生”是定论也是结论，而科学实验非有充分的证据是不轻易下结论的，科学是就事论事，允许人质疑并随时修正，科学之结论的表述语言应该是陈述性而非情绪化的。再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一个社会无论是观念更新还是新思维新方法的移植，都需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这就好比用我们自身消化不良的胃来接纳新食物一样，需要点滴地调适才能双向适应，这本是一切事物发展之常模。何况，教育进步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因果联系的，师生的个性发展，除了点滴进化并与整个社会互动之外别无它法。因此，当务之急不是高喊“解放”，而是要运用理性的实验的方法于教育上，探寻利弊，剖析源流，鼎故革新，而不是沉溺于情绪化的渲泄与自我膨胀中。 其二，“解放”之说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权威意识、精英意识。这无形中将人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解放他人、拯救他人为己任的精英，姑且名之曰“解放者”，其余则属于“保守”“落后”之列，需要仰仗他人来解放，也即“被解放者”。但是，“被解放者”固然需要施之以援手来“洗心革面”，而那些少数的精英难道就能超然于凡尘之外吗？其实不然，现实包括传统在内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化的产物。有人说文化像一种调和模式，笔者认为更像是五味调和而成的饮食，我们特殊的胃和消化功能，连同我们的心智乃至性格，都是文化适应的结果。倘若大家所赖于造就自我的文化丧失了自身进化的功能，则我辈都免不了遭逢同样的困局。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进逼，大家既然都有着一样的出身和际遇，更面临着一样的困惑与挑战，则大家皆为一条船上的渡客，何来“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分呢？若是，那些倡言“解放”之说者，他们该由谁来“解放”呢？ 上述说法的误区在于，它一方面将现实划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级，同时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对绝大多数“保守者”的“拯救”与“解放”上。然而，“现代”与其说是“传统”的对立，不如说是“传统”的继往开来与推陈出新，它们之间更象是环环相扣、步步维新的关系之链而非互相拒斥的两极；同时身为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工作者，无论是专家、行政官员，还是校长、教师、后勤人员……我们每人所扮演的并非“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角色，而是共同面临着如何才能“自我解放”的艰巨使命。当此时节，我们所急需的并非外在的驱动，而是内在的觉醒，“精英”式的改革模式理应转变为创造空间，以促使每一个人从自身做起，少点侈谈如何“解放”广大师生，多点反思自我。如果大家都能秉持反思的心态，多点反思自己，也就意味着改革又多了一层理性的含量，少了些许行政的硬性驱动和学术的权威灌输。唯其如此，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步入理性主宰的“自由”之境，由此促进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平等多元的社会，精英式的改革，必将逐渐让位于普罗大众依赖自身的觉悟和才智，逐步创造出一种善于反思的文化和尊重多元、鼓励创新的氛围。这是渐进式的，虽然缓慢却是细水长流，它浸润心智而不是硬性屈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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