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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青年派，其骨干力量是一些年轻大学生、著作家和一些地方党报的编辑。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误读、歪曲为经济决定论，认为唯物史观否定了人的主动性，把人当成了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全凭规律的支配，并口气满满地声称要用新的理论取而代之。此时，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责任，他以书信的方式，对青年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清算，阐明了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创造理论的一般方法。恩格斯对待理论的严谨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力戒浮躁学风、踏踏实实做学问有重要的启示。 掌握理论首先要“读懂” 对待理论应有严谨的态度。青年派们以知识精英的面目出现，或者以大学生身份为傲，自认为知识渊博，年轻气盛，夸夸其谈；或者以理论家自居，指手画脚地批评别人，自负地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理论体系；或者凭借报刊编辑身份，用自己可怜的一点知识对历史唯物主义论长道短，不负责任地发表评论。恩格斯批判地指出，青年派们表现出一种狂妄自大，“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这严重损害了理论的严肃性。 理解理论不能仅仅根据“第二手材料”。青年派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经济决定论，这并不是自己的“发明”或“发现”，充其量只是扮演了“二道贩子”的角色，只不过是在叫卖时更加添枝加叶而已。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有大量的论述，但青年派们却视而不见，硬把经济决定论的帽子强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头上。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派的错误原因是只想尽速赢得理论家名号，而不愿意在研究上下功夫。他规劝青年派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 掌握理论要有起码的理论修养。恩格斯批评青年派们一方面用轻浮的态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恬不知耻地自诩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理论家，但实际没有半点理论素养。在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他不客气地批评青年派们带着“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他还借用马克思的感叹：“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 运用理论要联系实际 不能把理论当成“标签”随意乱贴。19世纪70年代末的法国青年中曾出现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标签”，到处乱贴的现象，以至于马克思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德国青年派又如出一辙，他们把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套语”，然后把这个“套语”当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恩格斯非常反感用贴“标签”来代替理论研究，用“套语”来代替解决问题。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唯物史观主要原理都没有正确掌握的情况下，就自以为是地去运用它了。正是这种无知的行为，造成了理论上的惊人混乱。 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不幸的是，青年派真的这样做了。在理论上，他们教条式地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当成是经济决定论；在实践上，对德国经济发展和阶级状况又不做深入研究，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变革上层建筑的地步，盲目鼓动暴力革命，否定议会斗争。恩格斯批评指出，青年派们的言行，在理论上是教条主义，在实践上无异于自杀。 正确运用理论的前提是，既要掌握理论，又要了解实际。恩格斯批评指出，那些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们习惯于浮在问题的表面，既不愿意下功夫研究理论，也不愿意去深入了解现实，更不会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总是陶醉于华丽辞藻和幻想之中。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标签”到处乱贴，要么把它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加以抛弃，在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极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既没有掌握理论，也不了解实际的表现。 理论创造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积淀 掌握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知识，是创造理论的基础。青年派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嘲讽说，这种做法十分可笑！没有对已有知识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历史过程的系统把握，理论是无法在空地上建造起来的。恩格斯谆谆教导青年们：“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是创造理论必不可少的条件。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理论创造的根本要求。理论创造既要了解现实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还要了解现实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相互联系，从中发现事物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揭示出事物的发展方向。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为例详细阐述了理论创造的过程。他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某个时间片断看，似乎是政治权力、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等都在决定着历史发展，但是若进一步考察政治权力及其法、道德、宗教产生的根源时，就会发现这些要素或明或暗地由一根线所牵扯着，这条线就是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因此，如果不透过现象深究历史背后的动因，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根本创造不出理论的。 理论创造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既需要有坚定的毅力，也需要能耐得住寂寞。理论创造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理论，耗费巨大的力气去调查研究，付出成倍的精力去思考推敲。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语重心长地告诉青年们：“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同时，理论创造也没有捷径可走。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理论工作者不能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挂在嘴上，简单地套用几个术语、引用几段名言，就自以为理论创造大功告成了，而必须下一番功夫去钻研。 恩格斯的教导昭示我们，掌握、运用、创造理论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要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了孤独。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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