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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恩格斯的晚年唯物主义书信之前，他就已经明确反对过经济决定论了。比如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并在这种理论上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异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占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形态，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原理可以具体和深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历史本身的不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是家庭的生产，而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不能直接套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我们只有在私有制最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真正理解到物质生产本身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获得理解历史过程本身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恩格斯所谓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有两层含义。 第一，历史过程应该被理解为两重纬度，在历史运行论层面，历史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历史本质论层面，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地位，因此历史可以表现为一种有规律有本质的自然史过程。 第二，这种决定性作用只有在现实社会才能真正凸显出来，而前资本主义社会则越来越多受偶然性的影响。正如我们只有研究人的大脑才能真正理解猿的大脑，我们只有在真正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反过去理解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不是马克思的问题，而是和中国浓厚的经验主义传统挂钩的。马克思是黑格尔的思想后裔，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根本不可能把历史过程归因于经验性的经济因素。马克思要说的是，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当然是哲学意义上的生产而非经验到的生产，蕴含着历史本身发展和进步的力量，所以这种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不能是单纯的经验之物，因为你在经验之物中是经验不到本质性内容的。它一定是内涵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的，一定是内涵着具体的矛盾性内容的，我们看到的绝不是某种经验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而是内在于它的，社会关系的运动，矛盾双方的自我运动。 一句话，这一定是一个本质生成的过程。而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不是要研究怎么买跑车，怎么喝红酒，而是说，在这种惰性的物质之中能不能找到一种积极的东西，为人类的自由开辟道路，为社会历史找到规律，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要做的，这才是一个德国理论家和德国哲学家的责任所在。然而，中国人在传统上经验主义入脑太深，理解不了辩证法，没有超验的精神生活，理解不了真正深刻的东西。所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当作历史学， 把唯物当作唯自然物，唯经验之物，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 黑格尔和马克思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就是一个是唯理论的，一个是经验论的，一个推崇“意识的自我发现”，一个推崇“对象的活动”，对象的活动必须靠经验靠实践来完成，而不是逻辑的自我演化，所谓超验的精神生活不过是自我的异化而已，而马克思就是对这种自我异化的扬弃，因此辩证法就表现为经验的历史的自我演化，这种“对象的活动”既包含了经验的物质，也包含了经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由物质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而不是什么空洞的形而上学幻想。唯物史观不等于马克思的史观。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观也是唯物史观，苏联那种唯物史观自然也是唯物史观的一种。如果仅仅讨论马克思本人的史观的话，马克思本人的史观也存在问题的。他是一种宏大叙事，是通过对事件的拼凑和解释 建构的一套赋予革命以正当性的话术。他试图解释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走向，历史事件中的结构性因素，却忽视了历史中微观的个体自身的意义，以及叙事本身对于历史书写的作用。反对唯物史观的人也不是说什么意识，文化，宗教决定历史。而是说历史的规律，什么决定历史这类问题的意义已经被消解。20世纪初克罗齐科林伍德等人已经使历史哲学从思辨的转向分析的。对于历史本体论的思索已经永远的停留在19世纪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 卫青霍去病是拥有战略优势的，他们带领的部队后勤强大，军事科技强大，组织强大。他俩是正确的运用了自己的战略优势。把卫霍放在赵括位置上，他们不一定能打赢秦国。赵括的劣势是不仅在于他自己，而是在于赵王把很多后路都堵死了。比如辞去了盟友救助，限定了赵括的战术只能是进攻，而且是速战。在这么小的自主范围内要战胜这么强大的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秦赵之战不光考虑运输的问题，毕竟秦国的运输线远，更多的是两国的经济构成导致的生产力差异。秦历来重视耕战，其后技术进步得到了很大发展，而赵国在畜牧和商业领域发展得比较好，照今天的话讲，两个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农业技术在赵国的运用自然就差。但是古代征战粮食是重中之重，赵国的农业发展本就不如秦国，大批脱产人口呆前线，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大，整体国力耗不起。这一点在后世照样有指导意义，战争条件下，传统的实体领域，比如钢铁、粮食、煤炭等等才是硬通货。你玩金融电商玩得再好也没辙。 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的战士哪怕吃的冻土豆和炒面，也至少能保证有饭吃，人的基本生理本能性可以得到保证，秦和赵战争打到最后，赵国没饭吃了，这是涉及到生物本能性的问题，答主回答的没有错； 其二，中国军队的意志力和顽强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缩小物质上的巨大差异，但赵国和秦国相比，不仅物质上有巨大差异，而且人员的精神上来说，远远不及军功制下的秦国。所以根据各种客观情况，赵国就必须出击，只不过主帅的人选有所差异，不是几个将军的问题，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秦国攻下野王，控制河内，也就控制了黄河到上党的入口。河内是从韩国夺取的，使得上党变成了韩国的一块飞地，韩国于是放弃上党。我们都知道秦国的体制与其他各国都有所不同，实际上主要区别在于政治上中央直接管辖县、组织上中央直接任命县级官员、经济上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对农户直接征税征兵以及大量确立国营垄断企业、军事上确立军功爵，共二十个爵位等级，贵族没有军爵不得入贵族籍，农民用粮食可以换六等以下的爵位，兵士斩首一个可以升一级爵位，爵位不同，享受的待遇不同，这是与实际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相挂钩的，比如：军爵可以换取奴隶转为平民身份，爵位不同的公务员出差在驿站享受的伙食待遇不同，不同爵位的人住房档次、国家拨给多少田地、拥有多少奴婢、夫人穿什么品牌的衣服等都有限定。士兵斩首晋爵，军功章发到县里，县尉必须在三天内落实他的胜利果实，逾期不落实，县丞立即免除县尉的职务，并对其量刑。可以说，军功爵足以让穷的只剩下一条烂命的无产阶级发疯，让爱慕名牌包包攀比面子的女人们鼓励丈夫上战场争取殊荣，其他六国虽然也有这些东西，但没有秦国规定的这么具细严格，所以说秦国商鞅变法比较彻底。 而河内是秦国新征服的地盘，这里以前实行的制度法律与秦国不太一样。河内新附秦国，必然也有许多法律风俗不一样的地方，彻底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但长平之战为阻绝赵军粮道急需立即大规模增援，河内离长平最近，要立即动员这里的老百姓怎么办才行？抓壮丁？军队都投入到了前线，没有军队能调去抓壮丁。靠河内的地方政府去抓人上前线？不可能，本来就不认同秦国，这些地方官吏敢去抓，就有许多人敢中途跑。说到底，还是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加他们的“觉悟”，军功爵给了他们一个晋升的机会，但军功章背后代表的胜利果实能落实吗？河内的地方官吏都是熟悉韩国的法律法规的，根本不了解怎么搞秦国那一套，想想商鞅变法前在城门口立起一个大树桩，说有人能扛走就给他一笔价值不菲得财富，结果在加价前没有人愿意去试一试，倒不是人们不想荣华富贵，而是没有人相信。所以说，给河内百姓赐一级爵位并不能动员起他们，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法律是这样的，不会相信。这就需要深层次的动员了，秦王自己带着一帮经验丰富、熟悉秦国律令的官吏去河内，接替河内原来的管理系统，迅速完成整个动员体系的“国产化”。所以,我觉得秦王亲自去河内，主要是为了坐镇监督整个河内行政系统快速完成“秦国化”，以完成对长平之战的有力支援。  两军换帅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秦国是一个穷国，而山东六国都比秦国富裕，征服山东六国可以获得他们的土地、粮食和财富，经济上是有利的。这才是秦国孜孜不倦攻伐六国的根本。但当秦朝统一天下后，能用兵的都是荒蛮之地，比如只长草不长庄稼的塞北，或者粮食不产多少，全是野蛮人的百越。进攻这些地方耗费了帝国的钱财，但收入无几。所以秦帝国崩溃掉了。 韩赵魏还没分晋时，晋国公卿一共六家。《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预测说，晋国将来一定会被公卿瓜分掉，其中最强者会是赵氏。因为赵氏以240步为一亩，其他人还是以100步为一亩（书不在手边，具体数据可能不准确）。要知道当时六家公卿中智氏最强，孙武敢预测赵氏最强，是因为赵氏率先采用牛耕，应用铁器，使劳动者的耕种效率提高了，相应的又改革生产关系。亩的概念应该就是一个人能耕种的范围，改革亩制的背后，就是开阡陌废井田等一系列生产关系的改革。也就是说，赵氏生产力水平更高，生产关系改革比其他人更彻底，使其从春秋时期一个并不是最强的公卿，发展为绩优股。孙武敢在三家分晋几十年之前就看好赵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孙武没想到的是，后来魏文侯采取了更彻底的改革，使得魏国超越了赵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并且越过奔腾的黄河，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而魏文侯没想到的是，第一，魏国人亡政息，吴起出奔楚国，改革中断。第二，魏国一个小小的门客来到了秦国，用他在魏国看到的方法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改革，他就是商鞅。 所以说，赵国不是不变法。赵国其实在春秋末期是走在变法的最前沿。但变法的影响力却扩散开来，从赵到魏再到秦，最终由秦国完成了统一，又紧接着二世而亡，如同一个绚烂的烟花一样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为什么是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采取了最彻底的变法？我觉得在这里很难讲透彻。我认为除了偶然性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最穷，因此变法最彻底，最极端。秦国的变法好比葵花宝典，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变法把全国百姓都变成了机器，除了战备就是战争，很难想象齐国这种“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智”的国民能忍受秦国那种变态生活。像长平之战这样的战略决战本质上都是在比拼国力，当时双方战线上都修筑了大量野战工事，主动出击攻坚的一方肯定是吃亏的，廉颇那样的坚守最后结果只会让全国人被活活饿死。赵括主动一搏或许还有点希望。三国时期诸葛亮连续北伐也有这个因素，比拼发展的话，蜀汉会被曹魏甩的越来越远。  秦军获胜  长平之战后续 首先这场战争不是廉颇选择的，是赵王选择的。其次，廉颇一开战并不是不想守，但是秦军的进攻太锐利了，不得已转入防守，结果秦军竟然又突破了赵军的防守。廉颇没有办法，只好坚守不出。至于下一步他想干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了。只能说前期防守战术的选择，廉颇是被动的。 唯物史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这一点我不反对。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负的因素是很多的，除了包括双方的国力在内的客观因素，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即使通过唯物史观可以得出七国统一的必然性，也无法得出长平之战秦国胜利的必然性。因为历史大势是难以被偶然因素左右的，而某一历史事件则并非如此。 赵国打赢这一仗的希望根本就不是在正面战场单挑打赢秦国。而是老将廉颇拖住秦军，耗上几年，赵国利用这段时间搞外交搬救兵，等待五国中的救兵来救。赵国的失败是外交也就是赵国高层的失败，廉颇打了3年，外交毫无建树，一个救兵没搬来。赵括被围还坚守了46天，这46天时间都不知道赵国外交团队出动了没有。搬齐国的兵是最难的，最应该求援的是楚国，楚是被秦坑惨了，有深仇大恨。然后赵楚联盟，再去游说韩魏，这俩哥们被秦打怕了，彻底怂了。只有赵楚确定结盟，他们才可能有勇气加入。最后是燕国，游说燕国唇亡齿寒的道理，让燕国不要添乱。可以说，楚国拿下就有赢的希望，韩魏拿下胜算超五成，燕国说服就有七八成胜算。可是赵国哪怕是连第一步都没完成，胜算为0。  黑格尔《历史哲学》 这根本是一个决策依据的信息是否充分的问题，而非决策框架的问题。“传统的儒家把眼光放在了赵括纸上谈兵上，放在赵王不知人善任上”，长平之战是史记写的，你要说司马迁是儒家，他肯定不同意。至于后世儒家（不如说史官）怎么对待这段历史，原始文献这么少，你让史官怎么办，用司马迁的观点呗。你今天掌握了那么多历史和地理信息，掌握了那么多前人的分析结果（不好意思，前面的分析结果我恰好看过，希望是出自你手），得出一个结论，感觉自己掌握了“唯物史观”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那我就问，史记记载，赵王做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廉颇老矣”，“赵括有机会取胜”，涉及到将领的能力这一事实，是不是“唯物”的？而当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碰到事实和因素有成百上千，这些因素怎么取舍？相互作用怎么预测？你保证你的分析结果是对的？若只需“唯物”便可无往而不利，以中国人的世俗精神，都可做谋士了。以一草民而做谋国之策，键盘政治局，实至名归。 唯物主义只能解释大势，但具体到一件事上是不能用的，否则难以自洽。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官渡之战的胜负对唯物史观的结论没有影响，即历史总要向前发展的。 假如赵国赢了，用唯物史观如何解释？大秦统一天下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万金油的答案。 唯物史观可得不出秦国必然赢的结论。唯物史观的意义，只是告诉人们方向道路和动力，具体到一个历史事件，会出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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