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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整体文明局限，人类的整体苟且一直体现为个人主义的横行，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主动成熟，所以世人只能通过各种先在的狭隘思想循环往复地污染自己的后代，这使伪哲学得到了恒久传承，使正统哲学的产生变得遥遥无期。 如果子代皆按亲代教育行事，其人生的自由度不会提升，人类整体文明也将停滞。但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因为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谋求更大自由的冲动，于是总有忍耐不住的人要随机地挑战传统——积极的促进进步，消极的虽然会带来伤害，但最终仍通过促进人的反思而间接促进进步。 无论是直接进步还是间接进步，只要能把其中隐含的促进进步的前因后果抽象并概括出来，就是哲学，就是文明进步的内因与标志，也是文明进步的原因与结果。这个不断抽象出哲学的过程是个不间断的因果循环，人类自身在其中趋向完善，是为文明史。 只可惜，这样的文明发展至今，愿意主动积极进步的人依然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仍习惯于抱残守缺与自我满足，这些人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道德洁癖，但就是不愿意用哲学践行更严谨的知行合一式生活——把哲学变成自己的人生常识——这是哲学推广最大的阻力。 纵观人类历史，文明虽每有进步，但并不足以主动培养出完人，尤其不能普遍性地培养完人，人类却只能无奈接受这样的整体苟且，是为文明的局限，当然也是哲学的局限，更是所有前辈哲学家的局限，因为他们都不能实现哲学的普及化。 再伟大的哲学家，也不能完全把其德行完全传于子孙，更别说学生了，这说明哲学家都是自生自灭的，这就更印证了我一直强调的，哲学只能自学，不能盲目依赖他人的宣讲。 哲学家之所以一直都是自消自灭于人类文明史，就是因为哲学不能普及化，这种尴尬是由不得哲学化的人自己造成的，这与他们自己的潜意识是相悖的，所以哲学必定终将实现普及化，因为人类从来不真正安于眼前的苟且，人类整体的自相矛盾终将最终得到克服。 真正的哲学家是不苟且的，即便有类似苟且的行为，那也是一种主动的妥协，指导其主动妥协的便是哲学家自己建构的高超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之所以高超，是因为具备了超道德价值，是高于一般意义的法律与道德的更高层次的自律。 法律和道德于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这其中亦多有前辈哲学家们的理论精华，但无论法律与道德中蕴含有再多的哲学精华，只要阶级现象不消失，阶级社会里的法律与道德就一定是妥协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需要消解的目标。 任何时代的法律中，既有政治向哲学的妥协，也有哲学向政治的妥协，妥协后的均衡代表着短暂的文明进步，但随后便是新的僵化的开始，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地被动等待革命家和哲学家的反复出现中获得缓慢进步的。 哲学家自消自灭的不确定性是文明进步缓慢的原因，但每在乱世之后必有大哲学家出现，又使哲学家的诞生看似也有规律可循，那就是社会一旦僵化到让敏感于思想的人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意味着有哲学家将要出现了。所以说，是让人忍无可忍的法律与道德的僵化与妥协促进了哲学家的哲学革命。 哲学革命是区别于社会革命的，是隐性的，是潜在于哲学家自己的思想中的。哲学革命其革掉的只是束缚全社会的思想枷锁，建立的是能让每个人更自由生活的思想理论。 这些理论假设不能直接指导普通人的生活，必须重新与政治结合后，才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切实改变，只是这种改变至今不是终极改变。 每个哲学家都有终极理想，只是如何实现之，政治是任何人都迈不过去的坎儿，所以，每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哲学家亦只能以功成身退向政治做主动妥协。所以，不真懂政治，最好不要说自己懂哲学，至少在政治消失前必须如此。 常有人鼓吹哲学已死，这些人肯定是不懂哲学，但这也不能全怪这些不懂哲学的人，因为现实中有太多人在打着哲学的旗号沽名钓誉，他们奉某个先哲的思想为圭臬，这样泥古不化式学习市场庞大，其实是把先哲思想降格成为仅供个人修身的工具了，不敢超越先哲，当然是把哲学学死了。 失去了创新能力的哲学，是死的哲学，比如宗教哲学。 说学哲学就是学哲学史，就是让学习者在先哲理论的代际递进关系中体会每个哲学家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只要真正掌握了整个哲学史的革新脉络，顿悟者自然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将哲学推向前进。这样的学习者才能真正有机会成为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工作者。 哲学家的生活是严格区别于普通人的，因为他们实现了理论自觉，所以能够主动与一切矛盾和冲突相妥协，这是最高级的自律。这种自律源于理论上的高度自觉，这种高度自觉更源于对现实苟且的深刻批判，是严谨批判之后高层次的知行合一。 这种高层次的知行合一一般人做不到，所以不具有可推广性，只在同等境界的哲学家中才有可复制性。但其实同等境界的哲学家又不是对其他哲学家境界的简单复制，因为在哲学的最高处，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哲学才只能通过普及化来最终实现人类一切现实矛盾的终极化解。 且等着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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