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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动物的本能，人类独有关于自身存在的清醒自我意识：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生存活动——只能以本能的方式被动适应环境；而人的生命活动是生活活动——可以通过实践的方式主动改变世界。 比较而言，动物只能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自己的基因，没有所谓的“历史”与“发展”；人却可以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人，不是一代又一代地简单复制，而是一代又一代地通过历史的堆积而更好地发展着自己。如此看来，与动物相比，人显然是造物主偏爱的宠儿，是应该骄傲与自豪的。 可是，在人的历史与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之下，当我们把现实的人和哲学意义上的人相比时，我却无论如何也乐不起来了，因为这世界依然有太多人活得禽兽不如，他们在肆无忌惮地释放自己的贪欲，他们根本不顾忌人性善与恶的区别，他们以丑为美，他们活得很嚣张，忘乎所以的嚣张。 他们这样的人，即便偶尔谈论到善恶，也不是为了修正自己的身心，而是为了更好地绑架别人以服务于自己利益的极端最大化。这种现象在人类当中普遍多发，说明人的智慧并不成熟，控制不住的畸形智慧足以让很多人轻易丧失本该引以为傲的文明资本，从而让人类文明也在满目瑕疵中尽显晦涩。 哲学似乎可以帮助人类拨云见日，可惜智慧本身若不成熟，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当然不可能本末倒置地成熟。只有虚心地承认哲学的不成熟，哲学家才可能因更擅长于求同存异而更好地趋向于成熟。反之，哲学只能被一群自以为是的哲学家搅成一锅粥。 哲学尚且如此不堪，由一群哲学水平不高的人类组成的文明便可想而知，只能在哲学权威的鼓噪下遍布思想洁癖于人间。思想洁癖与政治勾结之后便是道德洁癖遍布人间。这就是并不真文明的人类文明。 对那些满是道德洁癖的人来说，过分贪婪就是他们目不忍视的人性之恶。对洞悉老子天地不仁思想的人来说，贪婪不过就是自然而然的无所谓善恶的人的本性。 承认了贪婪的合理性，便能自然而然地发现道德洁癖与思想洁癖的不合理性，由此则不难理解，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就是无知地贪婪于人性片面的善，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贪婪，是基于对哲学的无知和盲目导致的贪婪。 我们只有勇敢地正视和接受一切恶，才有用正确的哲学方法压制出自己知行合一的至善的可能，否则越是虚伪地盲目逃避，周行不殆的天道运行对我们的伪善惩罚得就越严厉。止于至善需要积极于深度哲学思考，是为积极的自我压制与压抑。 由于哲学教育的缺位，人类一直受不得不伪善的惩罚。关于伪善，中国传统文化最振聋发聩的经典论述应该是老子《道德经》中的“智慧出，有大伪”，但中国文人却普遍将《道德经》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予以膜拜，因为《道德经》属实通过对“道”的概念的系统论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对哲学整体性的把握，直到似与老子有不确定的师承关系的孔子，中国哲学也没纠结于人性善恶的极端，反而是随后的孟子和荀子各执一端于人性善恶。我无法判定这是哲学的没落，因为我深知文明局限之下，哲学必须以此向政治求得妥协之后的苟且和经世致用。 类似于中国哲学的这种走势，在西方哲学一样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背叛上。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在今天喊出“哲学已死”的口号，起点就在于这种背叛使西方哲学的研究领域日益脱离了人性善恶交织的复杂，从而在人性恶的极端中将人性善的温度丧失殆尽。 基督教文化看似为西方政治与文明争得了无上的普世价值光环，但只要看到他们过去殖民全球的历史和今天依然用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剥削全球的现实，真正有理性的人则可以轻易将其文明价值折扣至归零，因为愚民的普世价值只具有文明的局部阶段性，不具有文明的终极指向性，只能骗得了一时。 西方哲学学者自己判定哲学已死，这是显而易见的荒谬，导致他们荒谬的原因除了上面的师承关系导致的狭隘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错把苏格拉底定义为哲学的创始人。中国文人就没这么蠢，因为孔子明确说“吾从周”，而老子不过是一个合格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古老的道文化在他笔下得以系统化而已。恰恰是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明确，所以中华文明才得以生生不息至今。 在中西方哲学的共同“没落”中，我们要在文明的局限中看到文明的确定性走向——终极突破。我承认局部继承亦会有突破，但哲学与文明的发展最终是要走向整体突破的，所以从起点就失去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只能在科学的“畸形”发展中轻易死去。 错误的、脱离了文明基本走向的哲学当然要死去，真正的哲学当然是永恒的。永恒的便是一贯的，中西方哲学的一贯性是什么？就是对人类终极自由的一贯追求。中国哲学在人类第一次哲学高峰把这种自由由老子定义为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而后又由孔子界定为求仁得仁的止于至善，西方哲学则因缺乏天人合一这样的整体立意，所以在苏格拉底的昙花一现式表述后就整体迷失于柏拉图的失之于偏。 西方哲学两千年，只敢为柏拉图做注解，不敢注解苏格拉底，本身就是底气不足的表现。现在的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我不太懂，但于我看，不过是老子两千年前就完成的工作——对道的概念的全息性解读。 两千年后，西方哲学才补起中国传统哲学早已做完的工作，这也算是知错就改的正本清源，所以西方哲学不是死于科学的鸠占鹊巢，而是死于阶级政治所代表的人类一贯文明局限对哲学的束缚，所以只有这种向政治完全妥协的哲学死去，真正的西方哲学，如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人类对终极自由不懈追求的大旗扛起。因为没有宗教的干扰，中国传统政治与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是互相妥协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所以两种哲学合流才使人类的终极文明与终极自由更具现实性感召力。 再说回那些大奸大恶之人为什么会一直出现，那是因为我们普通人的道德观无法自主排除伪善的干扰，共同纵容之下，为恶人的养成提供了永恒的温床——坏人之所以敢坏，完全是“好人”纵容出来的！ 坏人之所以永远比圣人多，那是因为圣人活着的时候根本不被认可，只有死了之后才被追认。为什么？因为圣人活着的时候有太多世人普遍的思想洁癖和道德洁癖下的缺点，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公认，只有死后被后辈哲人的推崇才能获得死后的尊崇。这直接说明世人不得深度哲学化的存在是集体性的蠢！ 再看我们自己的家教，又有多少人能因此而真正实现人性善的自我发展？我这里指的是后辈超越前辈的人性的持续向好发展。现实情况是，很多人的人性不但不能因家教而得到积极发展，反而经常出现退步现象，这是因为学坏可以消极实现，学好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哲学化程度不够的父辈根本无法将自己善的智慧向子代全部直接传递。面对如此局限，当家长的智慧充满了洁癖的时候，结果只能更难堪了！ 高级智慧的习得性，让人很容易因思想的惰性和世俗功利心的阻碍而对哲学望而却步，这样的人，想不固步自封于传统，很难。哲学是批判性的，但哲学不是反传统的，哲学只是对传统批判地继承。 固步自封的人，其智慧必相对于社会和其先辈出现哲学意义上的倒退。哲学不普及，所有人都这样倒退是什么局面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局部的文明倒退现象频发。这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是对人类的真正智慧一直掌握在少数人思想中的报应。 面对这样的集体病态，请问您还觉得自己足够聪明吗？如果依然觉得自己聪明，请问你将用什么办法帮助人类积极改正这种病态？无论您怎样聪明，整治这种现实社会集体病态的办法一定与智慧的知行合一式传播相关，自然会想到制约智慧传播的根本局限在于私有制的历史性存在导致的教育不均衡。 如果考虑到这种教育不均衡在历史上一贯得到过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统治阶级的顽固性，如果您相信社会主义政治能全力以赴于打破这种不均衡，那么您就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的保守与顽固。 如今这两种政治都不完美，但我更愿意相信社会主义政治，因为它在持续改革中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看似发达的西方政治中，我却看不到文明的终极性走向。失去了终极性的哲学必定走向消亡，我相信这样的政治也长久不了。 放眼人类历史，消亡的文明与哲学其实很多，不得主动迎合于文明终极走向的哲学，该死就死吧。它们要是不死，可怜的人类还得忍受更多灵魂上孤寂的折磨。 所以我不得不说，主动走进可普及化的哲学，我们才能更像个人，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人。（2016.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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