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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振平（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教育系）（网络搜集，版权归作者所有） 纵观中古时期，我们几乎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士族阶层的身影。虽然历史上对其非议者代不乏人，但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士族凭借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诸多领域有巨深的影响。关涉到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士族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钱穆先生于《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世门第之关系》一文中云：“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有生长有发展。”文化是士族身份的标志，士族之形成自其肇萌之时起就和文化有紧密的关系。士族之形成可追溯至西汉时期。武帝时，为便于思想领域的控制以及使人们相信皇权神圣的需要，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且把五经博士制度发展成为以通经为标准的官僚选拔渠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收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就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即士人开通了进入官僚系统的道路，像公孙弘以治《春秋》而封侯拜相成为天下士人景慕效法的榜样。从武帝开始，统治机构中士人所占比例逐渐增多，昭、宣之后，可以说一个士人政府已经出现。以明经而入仕也逐渐成为士人融入官僚系统，确保获得政治地位的主要通道。 当士人政治上得势之后，往往会求致家族财富的扩张。汉代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财富，购置土地，自然也成为士人扩张财富的首选，而且“汉代俸禄颇厚，中高级官员以其俸禄，颇可构置土地”。如西汉张禹以经学入仕，官至丞相，“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成为大地主。既能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又拥有雄厚的社会财富(土地)，同时又具有文化属性，可以说构成士族的三个要件在西汉之时就已经具备。而文化属性(士)则是这三者中的核心因素，因为文化是士族取得政治资源的原点，而且在士族门第得以形成之后，如果失去文化资源，其门第也必不能维持长久。既然通经入仕不但富，且可以贵，则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强宗大族又怎能不凭借有利的条件让其子弟受学以使门第显贵呢?观之史乘，不乏其例，像西汉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后为丞相。再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资徙平陵。父宾，明法令，为御史。崇少为郡文学史，至丞相大车属”旧。种种事例表明，西汉武帝之后，已经出现强宗大族向士族转变的迹象。西汉元帝时的民谚：“遗子黄金满簏，不如教子一经”，也恰好证明从汉代起，强宗豪族如欲转化为士族，必以明经入仕为本。魏晋时期是士族形态的完备期，文化于士族的意义有增而无减。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在谈及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时言道：“社会上崭露头角的世家大族或士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一般都具有特征。有些雄张乡里的豪强，在经济、政治可以称霸一方，但由于缺乏学术文化修养而不为世所重，地位难以持久，更难得入于士流。反之，读书人出自寒微者，却由于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士流，为世望族。’’文化不但是士族形成的原点，而且在士族地位形成之后其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士族门第之清望，政治地位之维持仍须借重于文化。虽然士族之政治资源于其家族的发展有甚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政治权力也有其不可靠之处，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是人力所难以掌控的，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依托，一旦在政治上失势，则门第急遽中衰且很难有再起之日。反之，如果一个家族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则其家族仍会代不乏人，贤佳子弟辈出，保其门第不败。钱穆先生曾指出：“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其在政治上之特种优势，在经济上之特种凭借，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第中人之生活实况，及其内心想象。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为此门第之所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蔽不败?”所谓“贤父兄”、“贤子弟”之“贤”者，文化之优胜自是应有之义，文化上之渊深与“政治上权势，经济上之丰盈”相比，更能维持门第的持久绵延。在两汉统一时代，政治中心凭借其地位也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但自汉末以来，海内板荡不已，以往中央政权对文化的制约局面也已不在。其时，士族的力量却得以迅速的发展，士族以其自身的文化优势，也往往在当时成为文化上的重镇。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言道：“盖有自东汉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家门化”是中古时期学术文化上的一个特质，是以欲对当时的文化现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则必须对士族之家族文化有所把握。颍川荀氏家族兴于汉季，盛于魏晋，衰于南朝，是中原地区有名于当时的一流士族，其家族门第蝉联相继，人才辈出，历经多世而不衰，不能不归结于其渊深的家族文化传统。今本文试以文化为视阀，以汉晋之际的颍川荀氏家族为个案，管窥士族之于历史进程的意义。 二、儒学传家，礼法兼治 前文已述，自西汉儒学定于一尊，通经人仕，成为～般士人家庭或强宗豪族转化为文化士族的基本道路。经学也往往成为士族家族文化传统的核心要素，士族必要以经学传家，培育贤佳子弟，保持门第清贵不衰。魏晋时期，儒学的衰微，也只是表现在经国济世的层面上，在家族内部，士族却仍是以儒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使之敦睦宗族和睦，维系家族稳定。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试观颍川荀氏，也是一以贯之把儒学作为家学的基本要义，深根固蒂，而赖以保持家族的丰盈泰达的。颍川荀氏首先见诸于史籍的为东汉末年的荀淑，荀淑也是荀氏家族兴起的奠基人。《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载：“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自东汉中叶以来，传统的章句之学已渐遭有识者所鄙弃，认为繁琐的章旬实足以蔽塞人心，而不通经学大义。其时的儒学大师如马融、郑玄、卢植者皆兼通数家之学，而不守一家之师法章句。由本传可知，荀淑受时代思潮所染，其治学之道也已经摆脱繁琐的章句之学，而以博学兼通为要。正是荀淑要做一通儒，不欲为俗儒，使之成为东汉后期的名士，“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宗师之”。荀淑名动天下的声望，为颍川荀氏家族走上历史舞台带来了契机。荀淑“有子八人：俭、绳、靖、熹、汪、爽、肃、尊，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颖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日高阳里”。荀淑八子在当时并有声望，但尤以荀爽声名最著，其《后汉书》本传载：“爽字慈明，一名请。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日：‘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日：‘荀氏八龙，慈明无双”’。由此可见，荀爽声名的获得，在于其精深的儒学造诣。后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为郎中，对策，即援引儒学大义，称孝道，说礼义，讲人伦，因策对中刺讥后党专权，故“奏闻，即弃官去”。党锢之祸后，荀爽即十余年间潜心著述，成为一代硕儒。荀爽一生著述甚多，其本传载：“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荀爽在其对儒学的研究中，成就突出的当属对易学的创造性发展，荀爽在对《周易》和易学基本理论进行全新阐释的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乾升坤降说，并构成其易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对后世易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汉季之时，荀氏家族另外一个饱学之士为荀悦，荀悦乃荀淑之孙，荀俭之子，荀悦的代表性著作为《申鉴》，此书思想虽较为复杂，儒、道、法兼而有之，但全书仍是站在儒家立场，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譬如《申鉴》开篇即提出，自然界、人类社会根本的规律和准则乃是仁义，“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立人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仁义是为政的重要原则。在荀悦的史学著作《汉纪》中，同样体现出对正统儒学思想的继承。其天命史观、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等思想无不体现出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的影响。礼与乐一直是儒家实施教化的工具，作为儒学世家的荀氏家族也把礼乐作为家学的重要内容，代代承传。魏晋时期，荀氏家族精通礼乐制度之士甚多，如荀彧之子荀顗，史传载其“明三礼，知朝廷大仪”。魏末之时，曾奉诏议定礼仪。荀爽之曾孙荀勖亦谙熟礼乐制度，尤其对音律造诣精深，独步当时，几乎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晋书》本传载：“初，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日：‘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又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日：‘此是劳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举世伏其明识”。荀勖入晋之后，掌管乐事，曾带领著作郎刘恭依《周礼》仿制古尺，然后依古尺铸造铜律吕。用以校正音律。亦曾依照典制，按十二律制造了12支笛，音调相应，以正音律。在《晋书·礼志》中载荀氏子弟论礼之处甚多，由此可见，礼乐之学乃是荀氏传统家学之一。法治思想，虽为法家文化的主要内容，但后也被儒家所继承，礼法兼治，德刑并用也一贯是儒家的政治传统。再者，颍川地区从战国开始，就是一个法家文化传统浓郁的地方。颍川地区战国时属于三晋之地，三晋尤其是韩国乃是法家的中心，法家代表申不害、韩非子皆出生此地。终两汉时期，颍川地区的法家文化传统就一直在延续着。如阳翟郭氏，据《后汉书·郭躬传》载，“郭躬字仲孙，颍川阳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又如长社钟氏，《后汉书·钟皓传》载，“(钟皓)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在颍川区域法家文化传统的浸润之下，作为儒学世家的荀氏也深谙刑法。如曹魏时期颍川集团的领袖人物荀彧，据《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荀彧言于曹操云：“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隆礼学”乃是战国时期荀子的重要观点，荀学一脉，由其后裔赓续不绝。荀子“礼学”，本就包含“重法”之思想，他曾明确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者也”。因此他提出的治国指导思想或治国的思想纲领便是：“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又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立，重法爱民而霸”。由或对“礼学”的推崇，体现出重视法制是荀彧思想框架中一个重要层面。荀彧在与曹操的书信中，比较曹操与袁绍孰优孰劣中言道：“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在这些论策中，荀彧的法治思想都展露无遗。至魏明帝，荀彧之子荀诜曾与刘邵诸人议定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晋初，命贾充定律令，荀顗、荀勖等十四人也典掌其事。由此观之，重法制，习刑律，亦是荀氏家学的重要传统。总之，荀氏家族以儒家传家，使其家门代有才学之士，荀氏对礼乐及刑律制度的谙习，也使他们成为庙堂不可或缺之人。魏晋时期，荀氏子弟多居公卿之位，与其在典章制度方面的高度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三、与时俱进，引领玄风 中原之地自先秦始就是文化繁盛之乡，这里法家、纵横家之风云人物辈出，文化巨擘老子、庄子也生于斯，长于斯。及至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仍处于文化上的优势，尤其在东汉时，京都定于洛阳，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中原地区的文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像汝南、颍川、河南、陈留、南阳等地都为人文荟萃之地。中原地区在东汉不但占据着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在汉末及魏晋也开士风、学风转变之先，《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婷直之风，于斯行矣””。而汝南、颍川、南阳、陈留等地作为天下腹心，又乃名士荟萃之地，是此时品评、清议之风发轫与盛行的地区。党锢之祸起，中原士人逐渐对大一统政权产生疏离之感，经学权威的神圣性也在士人心中坍塌，与此相因应，玄学也首先在中原地区产生。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道：“魏晋新学风的兴起实在河南。王弼创通玄学，乃是山阳人，同时名士夏侯玄是谯郡人，阮籍是陈留人，嵇康是山阳人。颍川荀氏虽然还世传经学，但荀氏的易学与王弼接近，而荀粲独好言道，也属于新学派创始人之一。”玄学兴起之前，荀爽易学本就有引领新学风之先的作用，王弼对此多有取借。至曹魏时期，荀彧之子荀粲独好言道，从现有史料来看，其最先涉及对玄学问题的探讨，乃是玄学的创始人物之一。《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云：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日：“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日：“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言意之辩是正始玄学的基本理论命题，荀粲对言意关系的论述，对确立这一玄学的重要命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后，荀氏子弟与会玄风，善谈玄理者还有荀融与荀寓。荀氏家族文化中虽具有开领新思潮的因子，但总体而言，荀氏仍是以儒学为根基，多数子弟还是伏膺儒术的。但因荀氏对玄学的重要开创意义，姑在此略作申述。 四、注重事功，应时达变 家学渊源固然是决定士族保持门第长盛不衰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处在乱世风云的汉末魏晋时期，如果一个士族注重事功，则更能易使其家族枝繁叶茂，人物众多，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门楣不衰。荀氏家族在汉晋之际，累世公卿，位居高官者代不乏人，除其渊深的家学传统外，也与其注重事功的家风相关。荀氏家族自汉末荀淑始，就已肇萌重视事功的门风。《后汉书》本传载：“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称为神君”。由此观之，荀淑作官并不尸位而已，而是有所作为，并且不畏权贵，胆识超人，为政一方，也是治理井然，政绩显著，具有理事之才。荀淑兄子荀昱，荀昙，其时也属积极进取之士，《后汉书》卷六十二载：“昱为沛相，昙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昙亦禁锢终身。”荀爽生逢乱世，长时期内以著述为业，及至董卓辅秉政，爽为自全计，迫于无奈，就拜平原相，九十五日而至司空。荀爽虽为自保而应征，但也并非一明哲保身之徒，即如董卓之暴虐，荀爽也力所能及，竭力有为于世。史载“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颗等为内谋”。早期的荀氏人物皆以济世进取为己任，而不孜孜于做一醇儒之士，从而为荀氏注重事功的家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三国这个风云际会，建功立业的时期，荀氏以事功为重的家风也得到了全面的张扬，其家族功业也达至巅峰，荀氏家族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如荀彧、荀攸者，不但是三国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古代著名的谋略之士。荀彧，字文若，乃祖为荀淑，乃父为荀绲，荀彧年少之时即被南阳何颗视为王佐之才，汉末大乱之初，荀彧首归袁绍，后度绍终不能成大事，即去绍从曹，曹操喜悦异常，曰：“吾之子房也”。荀彧投归曹操之后，妙策迭出，功业屡建，居功至伟。或助操破吕布，定徐、兖，迎天子，平袁绍，征荆州，功勋卓著。曹操对荀彧的功绩是衷心感佩，《三国志》注引《彧别传》载：“太祖与或书曰：“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以多矣”。荀攸，字公达，为荀彧之侄，从操之后，被征拜为军师，一生当中为曹操屡献奇计，在曹操与张绣、吕布、袁氏诸战中，攸皆与有力焉。曹操表封攸日：“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荀彧、荀攸以功业皆位至显贵，荀彧官至侍中、守尚书令，封万岁亭侯。荀攸官至军师、尚书令，以功封陵树亭侯。二人卓异的治世才能以及身居高位，进一步振扬了家族门望，巩固和提高了荀氏门第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至魏晋时期，荀氏注重事功的家风稍稍变质，已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转变为应时达变，甚或是政治投机。在曹魏后期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由于荀氏与司马氏同为士族阶层，而曹氏为阉宦之后，使荀氏自然的向司马氏靠拢。再者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全面掌握政权，控制朝政，荀氏为自保门户计，也不得不相机应变，投归司马氏集团。在荀氏政治立场的转变过程中，荀顗与荀勖为关键性的代表人物。荀顗为荀彧第六子，史传载其“幼为姊婿陈群所赏。性至孝，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在司马氏政权未稳之时，荀顗即对其竭忠尽智，以作晋身之资。其建言于司马师日：“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后毋丘俭、文钦果然不服司马师的专权，举兵反抗。荀顗因其对时局的正确预见，而受到司马氏的恩宠，进爵万岁亭侯。《三国志》卷二十二《陈泰传》注引干宝《晋纪》载，司马昭弑杀曹髦之后，召群臣至，额甥陈泰不至，昭使额召之。额至，泰日：“世之论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由于荀勖一味的逢迎取容，而遭致世人的讥议，史传评其“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荀合于荀勖、贾充之间”。荀勖始为大将军曹爽掾，曹爽败亡之后，就转投司马氏。魏晋禅代之际，荀勖尽心尽力为司马氏运筹帷幄，助司马昭平叛钟会逆反，甚得司马昭的信任。晋基肇立之后，贾充一党专权，朝中另一大臣任恺以氏羌反，请派贾充出镇关中，欲使贾充远离中央。荀勖因是贾充一党，为保己势位不失，而建言于司马炎，称“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司马炎采纳了这一建议，贾充亦得以继续端居中枢，而以贾充之女充任太子妃，也为其后的短暂统一重陷乱世之局埋下了祸根。荀勖的这一作为在当时甚为正直者所憎疾，而获佞媚之讥。荀氏在魏晋时期其注重事功的门风由积极有为而走向应时达变的一面，固然有荀氏子弟个人节操的原因，但也与其时士族心态的嬗变密切相关。自汉末党锢之祸起，士人已经产生对中央政权的疏离，忠节观念渐次淡薄，而在魏晋门阀制度形成的情况下，士族的家族本位意识更是日益强化，忠君让位于保家，国家之兴废只要无关于家族之盛衰，则与时推迁，淡然处之，甚或藉国家禅代之际获取迁官受赏之资。在这种家族意识的影响下，荀氏注重事功的门风也更多的体现为应时达变的特征，以此来保家门不衰。其格局也与前期判然有别，由雄阔而走向了狭隘与卑下。当然，颍川荀氏作为汉晋之际知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文化的丰富、幽深、细微远非这三个方面所能涵括，本文只就其大概作一论述，以窥见中古士族文化风貌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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