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文化公案的是与非关于老庄、孔子的先后问题，胡适跟他的学生钱穆、冯友兰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晚年，在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哲学史》时才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做了总结，他说：“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 学术一旦上升到信仰，便不好交流了，屈服便意味着心中的‘天’崩塌了，这就是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难道不是吗？ 可惜的是，胡适于1962年就抱憾离世，他没有等到10年后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更没等到20年后战国楚简的出土。好在冯友兰先生等到了，面对文物，冯先生选择相信文物。在文物面前，再严谨的考据都不堪一击。 为什么会有“道不同不相与谋”之说？ 其实所谓的“道”没什么区别，个人的理想抱负不同而已，而人背后的那个“道”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道”，不同是视觉和境界决定的，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曲士不可以语道。”所以，真懂得的，并不会跟不懂得的人计较，这就像一个大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所以他不会跟小朋友较真。 那么，“中庸之道”跟道家之“道”真的之一回事吗？  《四书五经》 《中庸》的前世后生《中庸》出自《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六经中的《礼》，记载的是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原文古奥，不便于学习交流，因而很多人会在文种加入解读。但由于只加载仪式，而没有仪式背后的“礼义”，仪式变成了空洞没有价值的虚礼。 为增加《礼》的历史文化意义，后学们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阐发经义的论文类文章，戴胜把这些论文作为《礼》的附加材料，编在一起，并给它们取名“记”。 汉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以儒家“五经”为主，侧重训诂与诠。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把《礼记》中的“中庸”挑出来，跟《论语》《孟子》《大学》一起，合称“四书”，儒学宗师朱熹亲笔作注。从此，《中庸》从“五经”中脱离出来，成为元代以后最主要的儒家经典之一。  四书集注 宋代之后的元明清，是儒学（准确地说是新儒学，也即“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大儒们改变了汉儒以“五经”为主的训诂诠释法，而以“四书”为主开展“义理推演”，也就是说，理学家们已经不满足“我注六经”式的生搬硬套，而采取更加开放的“六经注我”方法，对各家的思想学说，尤其是道、佛两家思想吸收借鉴，而成煌煌理学。 在宋儒“六经注我”之前，在《礼记》成书的汉代，就已经广采博取各家思想了，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推行，而汉代的“儒术”是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框架，博采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家的阴阳谶纬之说，以及法家的严刑峻法等为一炉，给伦理纲常和皇权找到一个恰切的“天理”依据。 因为汉武帝认为，纯粹依靠儒家的仁义礼没法实现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他的异母哥哥、河间王刘德就因为要“实事求是”地恢复孔子学说、不要杂糅之术，而遭汉武帝的猜忌，郁郁而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因此，在此文化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戴胜同样采取了董仲舒的圆融之术，大胆吸收了道家的天道思想，是《礼记》理论体系更加完备，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正是此意。“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妨害，道路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的伟大之处啊！这些话，明显是从道家化来的。 台湾大学傅佩荣先生认为：《中庸》将儒家的人文与道家的天道结合起来，其思想境界愈加超迈，理论支撑月有力，加之文辞优美，朗朗上口，被单独挑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作为新儒学的《四书》，取代汉代的“五经”，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庸 中庸之道的“道”是什么？《中庸》是对儒家思想的全新整理和诠释，是儒家思想的新境界，《中庸》第一章开宗明义：
孔子是把中庸作为最高道德境界来赞美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境界了！人们已经长久缺乏这种道德了。  孔子 世人解读“中庸”通常带有“不偏不倚”“中间路线”“和事佬”的色彩，这也难怪，因为大儒程颐和朱熹就是这么说的。程颐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的解释是“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因此，南怀瑾说这句话一边抄袭道家的，一边抄袭佛家的，这是个学术上的大问题，其功其过，很难讲！ 但《中庸》对“中庸”的解释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意思是说：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但当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发动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所以不存在太过与不及的问题，这就叫做中。当七情六欲一旦发作，也能做到没有太过与不及，没有失态失常的不合理言行，而都能恰好中节，这就叫做和。“中”是生天生地生人的大根源；“和”是天下万物共同的通途。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故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能达到顺道而行的中与和这两种境界，那么天地都会安居正位，万物也便蓬勃生发。 由此可见，“中庸之道”的“道”是天之道，而这个天之道是人格化的有主观意志的神，跟道家的自然之道不是一码事。正像傅佩荣先生所说，《中庸》的思想“肯定是从道家传承而来”，这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唇齿相依的融合体。儒家思想经过战国的荀子、西汉的董仲舒和两宋时期的“北宋五子”、宋明理学的兼容并蓄，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壮大。至于谁抄谁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反正都是中国文化这根大树上的果实。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但学者们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说成是“天人合一”理论产生的源头，却是本末倒置了。《老子》在战国楚墓里躲过了焚书的秦火，一面世就带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原貌，他既没有与时俱进地“添砖加瓦”，也没有迎合时势“削足适履”，他是怎么吸收“性”“道”“教”的思想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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