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庸》的“道”说的是人间，《道德经》的“道”说的是自然规则。 《中庸》的“道”和《道德经》的“道”是两个“道”吗？从我们生命来看虽然是各有各的道，其实“道”还是那个“道”，只是个人的理想抱负不同而已，之所以不同，是视觉和境界决定的，正如庄子所说：“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曲士不可以语道。”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也。”“万物同道而异理”说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循道之谓教”，上天赋予人的品德叫做本性，顺着本性去做事叫做道，培养并遵守道叫做教化。这里说的是人的天命、天性、人道和教化的问题。“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是说，不管万物变成什么样子，那是万物自己的行为，与天地无关；不管百姓变成什么样子，那是百姓自己的行为，与圣人无关。这里说的道是一种规则，很冷峻但很管用。天地顺其自然，圣人的话也是顺其自然，圣人之言我们又称之为天言，是替天说的话，一切犹如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向《道德经》学习的是规则，是万事万物演变的法则，人应该自愿地去效法。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这是一个很顺其的“常道”。无论是《中庸》的“道”还是《道德经》的“道”，说的都是一个问题，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  《中庸》出自《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中国古代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六经中的《礼》，记载的是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没有仪式背后的“礼义”，仪式便成了空洞的虚礼。为增加《礼》的历史文化意义，后学们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阐发经义的论文类文章，戴圣把这些论文作为《礼》的“附件”，编在一起，并给它们取名“记”。 汉代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以儒家“五经”为主，侧重训诂与诠释。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把《礼记》中的“中庸”挑出来，跟《论语》《孟子》《大学》一起，合称“四书”，儒学宗师朱熹亲笔作注。从此，《中庸》从“五经”中脱离出来，成为元代以后最主要的儒家经典之一。 宋代之后的元明清，是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大儒们改变了汉儒以“五经”为主的训诂诠释法，而以“四书”为主开展“义理推演”，也就是说，理学家们已经不满足“我注六经”式的生搬硬套，而采取更加开放的“六经注我”方法，对各家的思想学说，尤其是道、佛两家思想吸收借鉴，而成理学。 在宋儒“六经注我”之前，在《礼记》成书的汉代，就已经广采博取各家思想了，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已得到推行，而汉代的“儒术”是以儒家大一统思想为框架，博采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家的阴阳谶纬之说，以及法家的法治思想等为一炉的结果，因此，不管是五经，还是四书，都是中国先哲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的结果。正可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将人文与天道结合起来，其思想境界深远，理论支撑有力，文辞优美，朗朗上口，与《论语》《孟子》《大学》一起成为《四书》，顺理成章。  孔子对中庸也给予很高的赞美，他认为中庸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境界了，人们已经长久缺乏这种道德了。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此君子故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国古人认为，人类起源于天（天命），是天的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天命观”具有了人格神的意义。天是人的主宰，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由此可见，《中庸》的“道”也是《道德经》“道”，中庸之道是人道，《道德经》之道是天之道，人道效法天道，才是人类之常道。 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庸之道即是止于至善，中庸之道就是恰到好处，中庸是无过亦无不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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