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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与《四书》凸显的内涵不同

 QDLF888 2020-09-30

  文/     

     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

    “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一般理解是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就是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均为“六经”的传记之学。

     西汉初期,重视黄老之学,三国、晋朝到南北朝佛学开始兴盛。到唐代还派使者专门到西方研究佛法。这个时候儒家看到了自身的危机。

         到了两宋时期,儒学得到复兴,在儒学大家的不断努力下,重建了儒学,为了强化知识,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给予特别重视。

    南宋时期“六经”地位还是高于“四书”之学。原因就是四书只是六经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把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作为专科重点学习强化。跟现在把语文、数学、英语当做重点类似。

    我们还注意到, 儒家经典并不保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你看从两汉到唐宋,儒家经典体系,就从“六经”发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在这个以礼为主导的体系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只是其中的内圣说理部分。外围的行为、制度、为人处世等规范性要求,在四书中强调的不多。

      四书的定稿,一般认为是在南宋时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标志这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建构完成。到了元明以后,中国经学史上演化成《五经》系统与《四书》系统并列的局面,到后世开始人才选拔规定为《四书》,四书的地位就超过了13经。并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

   两汉经学阶段,《六经》元典是学问的终极目的。明代以后,读书人首先以《四书》为本,以《四书》的义理去贯通《六经》之学。传统文化的内卷化,也是开始于宋明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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