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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原谅我作为一个大学历史教师的职业习惯和偏好：在我看来，“ 我读经典”是一个历史意味非常浓厚的题目。我首先要想清楚的是，“经典”这样一个神圣的名词，究竟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和我的生命史发生关联的；换句话说，“经典”是从什么时候起进入我的生活的。 这个乍一看非常简单的问题，肯定是要从回忆开始的。而回忆一旦迈开它的脚步，却着实让我深深地陷入迷茫之中了。借用一首好象已经不太流行的流行歌的歌词“象雾、象雨、又象风”，我的感觉与此相类似，扑朔迷离。、 我出生在1966年，正是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头。我的回忆清晰，但是充满着不和谐的剧烈的冲突。小时候，我住在烟雨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里，小巷幽深，墙角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还有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只要不走出去，那么，就宁静得就象历史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的动感。可是，只要一出门，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满耳都是语录课、高亢的口号声；满眼都是大字报，一片鲜红鲜红的颜色。 童年快乐吗？我不知道。我住的房子后门就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母亲经常在河边洗衣弄菜，我在母亲身边，看见过一条被母亲破开膛取出了内肠的鱼居然游逃而去，我记得我和母亲先是惊讶，后是大笑。这当然是快乐的。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和母亲到火车站送父亲，遇见几个戴着红袖箍的凶神恶煞般的人，抢过父亲的箱子，粗暴野蛮的翻检什么，床单或者是蚊帐，在空中飞舞。这当然是不快乐的。我为了这次讲演，专门和我年逾古稀的父母核对过我的这两段回忆。他们都觉得茫然依稀了。 我看见过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队伍，我看见过焚烧书籍字画的烈焰，我看见过砸毁庙宇和祠堂的疯狂，我看见的东西，远远不是今天的少年所能想象和承受的。 回忆这些在我看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说明，首先，“经典”进入我的生命的时间是相当晚的，起码不会在童年；其次，“经典”进入我生命的途径是与今天迥异的，起码不会在少年的课堂。 那个年代的“经典”严格地只指“红色经典”，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的经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说重新归入“经典”的种种经典，在当时，不是有“封、资、修”的气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当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场巨大而荒谬的灾难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甚至是刻骨铭心的。举个例子吧，我知晓孔夫子的顺序是：孔老二——孔丘——孔子。这大概很可以说明问题了。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公认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那些“经典”是怎样进入我的生命的呢？由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的时间很容易确定。 那是1976年的一天，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我们这些小学生前不久还在似懂非懂地高唱自己编写的“反击右倾反案风”的儿歌，转眼之间，又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鹦鹉学舌地叫给父亲听，谁料没有得好，让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大骂一顿。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后来，稍微大了点，和父亲理论。才知道父亲发火的道理。父亲当然不可能对“四人帮”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句英语实在太洋泾浜了，太拙劣了。父亲不好当着我的面去指责我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对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师水准的下降实在是太愤怒了。 我遭受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就在这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 这本残书后来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跟我到德国汉堡大学。可惜，屡经搬迁，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在我的书房里。或者，它完成了对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典启蒙，正安静地藏身在书深不知处，这也未可知。 总之，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而是一个“烂”石印本，曾经是充斥书店书摊的大路货色。一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虽然是残了，而且残得相当厉害，但是篇幅本来就很小的《大学》、《中庸》却完整无缺。我当时以为，这两部书无非是“大学”、“中学”之类。我就开始了没有老师知道的阅读，当然要借助家里的字典。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阅读《大学》、《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还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须用一生的整个生命来阅读的书籍，而这个已经跨越了三十年，而且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活动教会了我，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弥读弥新的。换句话说，过去的我，认为《大学》、《中庸》只不过是两种古书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我们知道，研究儒家传统经典的“经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学问，有的学者，如周予同教授认为，“经学只是中国学术分类法没有发达以前之一部分学术综合的名称”；有的学者，如朱维铮教授则认为，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这都是很正确的说法。实际上，经学是传统中国首屈一指的显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经学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135年西汉宣布“儒术独尊”开始算起，到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废止读经”为止，那么它本身就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了。当然，这还没有涉及到近几年来的众说纷纭的“经学复兴”。 纵观两千多年的经学史，大儒名家层出不穷，学派学说百家争艳；但是，却也正因为如此，经学史上的很多问题，有些还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比如经学史所要研究的经典究竟包括哪些？这些经典的传承、演变、分合、真伪究竟是怎么样子的？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看不到大家意见会在近期内趋于一致的任何希望。 就经典的种类或者数目而言，历来就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说法。当然，比较通行的是十三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当然，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认的。 还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个叫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这个称呼汉武帝时候就有了。 而排在“五经”前的“四书”这个称呼，却要晚上一千多年，要到宋朝才出现。“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由南宋的朱熹完成最后结集的。这也标志着宋学的确立。宋学讲“四书”，这就是宋学和汉学的最大的区别。 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悬为科举考试的功令后，也就是说，取得了国家考试规定教科书的地位，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且深，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论语》、《孟子》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和它们相比，《大学》、《中庸》就比较特别了。《大学》、《中庸》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而已，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中庸》在汉代已经有了脱离《礼记》的单行本，而且历来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 《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同样是《礼记》里的一篇，但是在宋朝以前不仅从来没有什么单行本，而且连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司马光，才开始出现单行本。然而，连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到了大程程灏，他才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书，并且开始对照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动起手术，改变它的章节！大程的弟弟小程程颐，也做和他哥哥类似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 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也不仅继承二程，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而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付出的代价是《大学》的本来面目全非了，但是，却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 其他三部书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大，《大学》的问题解决了，“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起码，朱熹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朱熹面临的是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引起了中国本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已经到了可以动摇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的理论基础的地步了。朱熹自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明白，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问题出在，就“五经”而论，它们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的博大精深来，实在是差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于是，凭借着自己的深厚学养、忧患意识，朱熹就在《礼记》里找到了在本体论上有独到之处的《中庸》，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的《大学》，加以重新的解说，将它们升格，以次对抗佛教的威胁，维护儒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朱熹发掘出来的《大学》、《中庸》的内涵精义，我认为，就是这两部书足当经典之名的道理所在，也是我们在今天阅读它们，仍然感到可以不断地汲取尝新的教益的原因之所在。 我自己经常去会阅读《大学》和《中庸》，都能够感受到这两部经典的教益。我服膺朱熹的研究结果。《大学》讲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儒家方法论的究竟根本，也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一套理论。今天的社会当然和古代不同，《大学》里的“家”、“国”、“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至于“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剥去它特点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特殊性，它还是有着彰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去实践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体论的核心。从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到发而皆中节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虽然听起来似乎更是玄远不近人事，却是有着同样重要的道理在的。“中庸之道”绝对意味着保守而不进取，它提醒我们这些身处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的人，必须有节取中，追求一种圆融和谐的简捷。 《大学》、《中庸》的精义当然不是一场讲演就可以讲完讲明白的，这需要我们大家用毕生去体悟、去实践。 好在，包括经过朱熹加工和注释的《大学》、《中庸》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在今天已经是很容易得到的书籍了，中华书局的“新编诸子集成”本就是很好的本子即使是排成很疏朗的繁体直排的扳式，《大学》和《中庸》加起来，也只不过占了40页而已。若论篇幅和所包含内容精义的不成比例，除了佛教经典《心经》，我一时间还想不出其他的例子。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去诵读，去领受经典的慷慨赐予，度过属于自己的经典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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