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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国伊与《守中正斋丛书》   李冬梅 姜国伊，生卒年不详，字尹人，四川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举人。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时，姜国伊曾条举“四书”疑义数十以问，王闿运亟称之。姜氏自幼聪颖，立志穷经，涉猎汉唐宋儒，笺注传训，尤精于《易》。其所注经传，系以经解经，一扫唐宋诸儒窠臼，兼综条贯，处处有新解，条条有卓见，于经学、医学、农学无所不包。论者谓其经学优于诗赋，诗赋优于文章，医学则在经学、诗赋之间。平生著有《周易古本》《诗经思无邪序传》《大戴礼记正本》《春秋传义》《孝经述》《大学古本述注》《中庸古本述注》《孟子外书》《孔子家语》《经说》等20余种著述，多收入《守中正斋丛书》中镌版行世。另有《神农本经》《本经经释》《脉经真本》《伤寒方经解》《姜氏医学六种》等，收入《姜氏医学丛书》。当时四川总督奎俊、学政张之洞将姜国伊著述呈给朝廷，并奏请奉官以资褒赏，光绪皇帝诏见大臣商议，结果谕旨特授五品章服，后卒于家。《郫县志》有传。 《守中正斋丛书》是一部规模较大、颇有学术价值的丛书。本丛书仅收姜国伊自撰著作，有《周易古本》12卷附2卷、《诗经思无邪序传》4卷、《春秋传义》12卷、《孔子家语正本补注》10卷、《孝经述》1卷、《孟子外篇》1卷、《大学古本述注》1卷、《中庸古本述注》1卷、《蜀记》1卷、《蜀记补说》1卷、《颐说》1卷、《尺牍存》1卷、《癸甲乙记》1卷、《丙申丁酉续记》1卷、《尹人文存》2卷、《尹人诗存》附赋话对联不分卷、《制艺存》1卷、《神农本草经》3卷、《本经经释》1卷、《晋王叔和脉经》10卷首1卷、《伤寒方经解》1卷、《医学六种》7卷、《大戴礼记正本》1卷，凡23种，成28册，约120万字。
不过这并非姜国伊的全部著作，据其《蜀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夏，姜国伊渡黄河时归装甚多，船家疑为重货宝物，遂全部盗走，其实全为书稿，计有《易诗注解》《神农本经注释》《伤寒经解》《论方经解》及诗文、杂著若干种。可见若不遇盗，《守中正斋丛书》当更为丰富，内容远不止28册，故姜国伊无限感慨说：“关天下后世之民命，最可惜者也。”这无疑也是巴蜀文献的损失。除此之外，还有《尚书考释》《仪礼考释》《论语翼注》《孟子翼注》《孟子述注》《颐说补》等书稿，可惜今亦已难觅踪影，盖早已散佚无存。 其中，《周易古本》以孔子为宗，后儒诸说一概不取，内容包括《八图》《周易上下篇》《彖上下传》《象上下传》《系辞上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末卷附《洪范说》，阐释注疏，语多精辟，乃姜国伊力作，为时人所看重。《诗经思无邪序传》肯定《诗经》言性情，促人伦，以温柔敦厚为教化，谓“诗三百情则诚而意则贞”，遂能成天下万世之业，故诗之所以为教化之本，归结起来不出“思无邪”；并说诗有四难，读诗有二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姜国伊的诗论水平、鉴赏能力以及评诗标准。《大戴礼记正本》，全书收文40篇，且有《序》《后序》《例序》各1篇，置于《守中正斋丛书》之末，可谓全书殿卷之作。 由上述可见，是书内容丰富，其中绝大多数是体现文人内在功底的对经书的注释、阐发、笺疏、考辨。不过姜国伊又精医理，善于诗赋，故《守中正斋丛书》中于医学、农学、文学等方面亦都有展现，于此足见姜国伊的知识浩瀚、修养渊深，因此能彪炳于世，领袖一代学人。而《守中正斋丛书》的成书刊刻，也是巴蜀文化在清季的一种复苏现象，更是地方学术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表现。姜国伊乡梓郫都区，文化向来独领风骚，西汉之扬雄，隋代之何妥，宋代之张愈、杨天惠，清代之许儒龙、孙澍、孙錤等，都堪称一代才彦。姜国伊承乡邦文化之润，研经著书，俨然成一大家。这在晚清的文化方阵中，无疑为巴蜀文化的焕然耀眼又增添了许多亮色。 是书刻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百余年来仅此一刻，版刻精善，然国内藏家却不多，仅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有此藏书。因此《守中正斋丛书》可谓特藏书籍、善本珍藏，弥足宝贵。  晚清四川经学，因何绍基、张之洞入川主持学政，学风大有改观。戴纶喆说：“蜀自何公后，蜀人始知治经；张公后，蜀人之治经者始众。”此期治《春秋》者，如万县何志高、井研廖平、郫县姜国伊、合川张森楷等，皆有著作传世，各说其义。 姜国伊所著《春秋传义》共12卷，另附1卷。卷首有姜国伊清光绪十一年（1885）《自序》及《春秋义说》，其后以十二公各为一卷，末附之以《春秋补义》。全书大旨以为孔子秉周礼而作《春秋》，又礼以义起，故《春秋》取义，惟在惩劝，虽因鲁史旧文，必有劝惩而后书，盖圣人以褒贬行天子之赏罚。所以说，姜国伊此书是意在玩味经文，以推阐其义。大体而言，经文多从左氏，至于传义，则折衷于四传之间，略偏于《公羊》，而主于以礼说经。
 《孝经述》凡1卷，卷首有姜国伊《自序》，以为《孝经》乃夫子自著。其论说根据是以《论语》门人所记称“子”，《家语》子孙所记称“孔子”为例，认为此经首称“仲尼”，仲尼者，夫子字，是为自著之证。此据虽然并不充分，但肯定《孝经》与孔子有关，这却是非常正确的。 《大学》本《礼记》之一篇，宋儒以为曾子所作而重其传。司马光首先取出《大学》，作《广义》1卷；二程继作，以为《大学》为孔氏遗书，乃“儒者入德之门”，且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至朱熹作《章句》《集注》，统称“四书”。朱熹说：“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又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自此以后，师儒执教，朝廷考试，皆以“四书”为本，中国经学遂进入“四书”时代。 然而二程又认为《礼记·大学》原有错简，于是移易章次，以成《大学定本》。而二人所移又不尽皆一致。程颢以“《康诰》曰”以后释“明”字“新”字“止”字者联于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语之下；然后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后以所谓“诚其意”以后，节节释之。程颐则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于前，然后及“《康诰》曰”一章，等等。朱熹撰《大学章句》章次大致从程颐而又有所区别，复于《大学》分别“经”“传”，以为一文之中，自相申衍。于是，《大学》文献不复原貌矣。对这些移易经文之举，后儒多致诟病，以为非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道。王阳明亦重视《大学》，但否定《大学》有错简与脱简，而“以旧本为正”，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姜氏此书说本朱子，而经由旧章，盖欲以补朱子之不足而避后儒之诟病。其《自序》述此用意甚明：“朱文公倡明绝学，而《大学》用程氏改本，以致继起大儒及海内有识之士往往疑之，而旁门邪说转得窃古本《大学》以疵诋吾道。今欲使文公之注不违孔、曾之旧，乃次《大学》六篇，仍用朱注，叠附己说，明其述文公以合乎孔子。” 《中庸》为子思所作，自汉已重其书，著有专篇解说（《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2篇），小戴收入《礼记》之中。自晋宋而下，代有述作，而以梁武帝《中庸讲疏》《制旨中庸义》、唐李翱《中庸说》，颇为人所称道。至宋而尤夥，胡瑗、陈襄、司马光、张方平、范祖禹、苏轼以及程门弟子，并皆有作。至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而兹学大盛。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将《中庸》分为33章，无所凭依，自我作古。郑明选即批评说：“子思作《中庸》，朱子定为三十［三］章。按《孔丛子》云：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不当作三十［三］章。”姜氏亦从此说，以复《中庸》之古本。 是书凡1卷，卷前有姜国伊《自序》《序例》，谓依《孔子家语》“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书四十七篇，以述圣祖之业”之言，易《中庸》之章为篇，共为47篇。以为首篇，挈其纲也；述孔子言10篇，谓中庸至也；明道费隐11篇，前5篇人事，次3篇鬼神，次2篇国政也；博学1篇，极言择善固执之诚，辟中人以下学圣之道，《中庸》所以作也；自诚明以后12篇，皆言诚也；大哉圣人之道以后8篇，皆崇礼也；仲尼祖述篇，时中之至也；至圣篇，致中和位育之极功也；至诚篇，终率性修道立教之旨也；末篇反复戒慎不睹，恐惧不闻，隐微慎独之学也。 《蜀记》凡1卷，卷首有清光绪三年（1877）冬姜国伊《自序》，云：“在蜀读书，日有所记，故曰《蜀记》。”可见此书并非记蜀中之事，而是如日记般记读书所得。内容包括《体仁》《道学》《存诚》《慎独》《改过》《不动心》《躬行》《格致》《致用》9章，每章以摘拾古人精语，加以提要阐释，重在倡导人伦与道德修养方面启迪时人和后人。
此外，姜国伊又作有《蜀记补说》《颐说》《颐说补》，这三种著作与《蜀记》均为同一系列。《颐说》1卷，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据其《自序》所言，自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年）冬至甲戌（十三年，1874年）春完成，日有所记，杂四子诸经之说，内容包括《释大学》《释中庸》《释周易》《释尚书》四部分。 《蜀记》《蜀记补说》《颐说》俱刻于清光绪元年至三年（1875—1877）间，今收录于《守中正斋丛书》中。《颐说补》则未见传本，盖已散佚。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冬梅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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