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与周易的“易”

本文的主旨乃在于论述孔子的“仁”与周易的“易”之内在关系；并借此以观察先秦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与其形上思想的贯通性。

写作本文所采取的形式，是原文与个人所论并重，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欲使读者诸君能直接就原文批判作者所发现的，先秦儒家典籍中所隐含的思想脉络。

本文所探讨的。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者学力所限，谬误在所难免，尚祈师长与诸同好不吝赐教，为盼。

一、孔子论仁的一个主题

我对于孔子论“仁”的这一个主题的认识，乃是基于孟子的一段话而来。为了讨论的方便，且先把原文引出：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万章）

“孔子之谓集大成”，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理解。而集大成则包含着“始条理”与“终条理”两种不同的内涵。孟子接着说明：“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臂则巧也，圣譬则力也。”故我们可以认识到，被喻为“始条理”的智者，是具备有超卓时智慧，那该不是可以勉“力”为之的。

依孟子的理解，孔子除有圣者贯彻始终的德性心，而更重要的，也是孔子之所以异于其他诸圣贤的，正是因为他的“始条理”，“条理”有今日所谓“系统”的涵指，则所谓“始条理”，指的就是“创始了一个系统”——这是孔子对儒家最主要的贡献。

我们无法确知儒家思想由何时开始，但追究它的理论之由发展以至成熟，则可看出一条很清楚的脉络——从六经到孔子。六经是孔子所学习的典籍，但经过孔子的一番努力，终于“发现”了它们内在的一贯性——掌握了六经思想的生命。对于孔子而言，他自称“述而不作”，仅只是呈显出六经原有的精神与思想罢了，而在孟子看来，孔子所作的工夫，无异是创始了一个系统。

如以上所理解的，我认为孟子这段话，实在是有得于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而发；而孔子所仗以贯通这整个先秦儒家思想的，就是他所论述的“仁”。

孟子显然在这里没有明指孔子的“集大成”与“始条理”是否基于他的“仁”，或者其他；然而我个人确实由于孟子这段话的提出，而追究孔子的“仁”的某一个主题，并且由于这个追究，使我发现了孔子的“仁”确实贯通了整个先秦儒家思想，而创始了一个系统。

我所追究的，孔子的“仁”的一个主题就是：使他以前的“道德乃至道德的天命思想具有形上的确实意义”，姑且叫它做“仁的形上的主题”。

当然，孔子论述“仁”，他的主题绝不只有这一个，可是，这一个主题确比“仁”的其他主题更具重要性，因为这里面所保障的，将是“仁”的形上的确实性，它使落实在道德伦理上面的“仁”，不只是个人主观情志的倾向而已。

并且，当我们完成了此一主题的探究之后，回过头来，再亲炙于“仁者人也”、“克己复礼为仁”的话语时，自有无穷发强刚毅之志气，郁勃而生，因为我们已然认识了，那生发着“仁爱”的心志的，我的主观情意，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只是局藏于某一个有限实体之内的“主观情意”而已，它却是真理本身的一种开显。

因此，这个“仁”的形上论的主题，可从我们“主观”的某些认识开始探寻。

比如，就从上古的“道德的天命思想”开始吧！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尚书无逸）

这里所引的两句尚书，尤其康诰之“惟命不于常”，颇能代表上古之“道德的天命思想”。此种思想，一方面承认了确有天命的存在，他方面，同时又认识到此一天命的下降，并没有固定地福祐于一家一姓的，它所给予的福祐，乃是依据于受命的人能够修德。

因此，受命的人必需“严恭寅畏天命”。否则，当上天透过人民之视听而“视听”到不修德的事情时，“天命”便随时有转予别人的可能了。

这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不待言，凡此种对于天命，天道的认识，乃是建立于人的主观情意上面的。此一主观情意，本身即为一道德的主观情意。因而，此种“道德的天命思想”，其所论的天命，乃至天道，实在是人之道德情意向“天”的投射；故就明显处说来，此天命思想，实质上只是道德思想而已。

无疑，此种思想正透发出人类的善端，我们可借此以观察人心之善，并可隐约地感觉到仁的气息。

类似的情形，尤其如这样的一句诗：天生系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条民）

先是理会到欣欣的万物，他们生长、繁息，各有独立的形式，而都成全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亲切的体会，却激起了一种纯真的本性，一点活泼泼的心意。继而由于这种心意的作动，最后便回归自我，想起自己以及同类的人类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没有人愿意放弃一如万物之生机的，这点活泼的心意吧！

万物的滋长，正是天地的生机，这生机感人人心，人心即随之而动，实际上，这一种动，无分心物，正是天地本体的流行。

在这里稍加一点理解，孔子所论述的“仁”真是呼之欲出了。然而，就是少了这一点理会，这句诗还是这句诗——表达了一种主观的欣悦而已。

不独如此，即连孟子这一点极重要的认识：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告子）

亦是一种主观情意而已。因此才有告子的意见，认为儒家之如孟子者，不仅自己旦夕以“仁义”为务，并且还要以“仁义”劝天下，这实在是“以杞柳为桮棬”。告子不折不扣的，认为“仁义”只属于如孟子者个人的主观爱好而已。

并且，扎子所论述之仁，基本上即能够是“全包一德”之“仁”，而不止是“恻隐之心”而已，如礼记儒行篇之所记：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

一切人心之发动，都是基于“仁”的作用。然则，在这许多作用中，独以“温良”为“仁”之本；孟子亦于“四端”之中，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否都属于任意的肯定？

“羞恶之心”，“辞让”乃至“是非”之心，尽是“仁”的发露，然则独以四端之一端“恻隐”，为“仁之所以为仁”——因此特称它为“仁之端”；除了我们主观的意志倾向之外，还有其他根据，足以支持此一认识为对“仁”的正确认识否？

事实上，“恻隐之心”确是“仁之所以为仁”，而整个的“仁”，它是即主观而即超越的，可是，除非透过“仁的形上的主题”，否则这个问题即得不到回答；并且，在这个主题完成以前，纵使“仁”仍被认为是“心之全德”，怛无可避免地，它“只是”有限实体之内的主观事物而已，此外找不到什么真实的意义了。

孔子的这个仁的形上的主题”所论述的，确曾增加了“仁”的内涵，使原来的这种主观道德思想顿现光明；因为，从此以后，它不再“只是”有限的主观事物而已，它已然即其主观而发现了它的形上意义，——它乃是形上实体在人身上的显发。

它是人的真理。

“仁的形上的主题”的进行，就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而言，孔子是在易传中开始的，也在易传中完成了它。以后，在中庸里面，又大大地发挥了一番。因此，若谈到先秦儒家的“道德思想”，则经传中到处都充满着资料，但若谈到严谨一点的“道德理论”，则恐怕只有中庸和孟子才能差强人意了，这因为它们已是依靠着一套彻本彻末的思想作为背景了。但孟子之着重点乃在即人心之发露而“先立其大者”，对于形上思想方面，则隐而不谈，或者谈得非常简单，如“尽其心者，知其性矣”之类，所以在整个理论的形式上，又不如中庸来得更有条理了。

来源：国易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