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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浮生 北山浮生 昨天 “应知冲突无处不在，正义就是斗争，万物的发展皆可归于斗争和必然。”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人类文明诞生到现在也有几千年了，看起来纷繁复杂，实际上就干了两件事：如何做蛋糕（也就是价值创造）和如何分蛋糕（也就是价值分配）。 社会进步的具体形式，细分下来只有两种：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一般来说，创新（技术进步）解决做大蛋糕的问题，社会制度变革（改良或革命）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两者是存在相互作用的，就是写在中学政治课本里的那几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先进可以拉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落后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就要打破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能够适应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 可惜，马克思他老人家过于惜字如金，他把这句话说得太简略，很多人虽然知道这句话，但并不理解其中具体的含义。 举个例子，有个叫黄鹤的企业家向资本家李加成借了笔钱，向土地所有方黄世仁租了土地，盖起厂房购买机器，招募工人杨白劳等人，生产皮鞋皮包，到市场上卖给消费者换回收入，这就是价值创造的过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企业家黄鹤、资本家李加成、地主黄世仁和工人杨白劳结合成了一个共同体，因为只有各方通力合作，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皮鞋，才能有回报。 接下来还有价值分配过程。挣到了100块钱利润，到底怎么分配？短期来看，分配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议价能力，比如哪一方提供的要素更加稀缺，或者谁的拳头更大。 如果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长期来看，一定是依据各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进行分配，或者向着这个方向演进。因为在无限的游戏中，上一轮的价值分配催生下一轮的价值创造，只有分配相对合理，才会使得价值创造向着更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共同体在竞争中取胜。 这些要素分别是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资本家的资本，地主的土地，劳动者的劳动。 这几项要素的博弈中，在农业时代，土地具有最大的话语权，其他统统处于从属地位。到了工业时代，则是资本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工业时代后期，经营管理和劳动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高。但这里的经营管理和劳动并不是均质化的东西，而是体现为特定的工作流程和处理方式，我们将其称为“技术”。技术是导致各个要素的话语权发生变革的关键因素。 比如杨白劳掌握了流水线制鞋的技术，由他担任总工对工厂进行改造，就可以获得比其他皮革作坊更大的竞争优势。黄鹤就必须给杨白劳足够的薪酬甚至股份把他留住，否则他可以自立门户创业或者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 除了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利益争夺，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也会引发利益的重新分配，新兴势力不满足于已有的蛋糕，衰退中的旧势力不甘心于蛋糕的缩小，因此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外部竞争和内部利益争夺之间也有相互影响。大家都听说过“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寓言。但是如果山下的水是有限的，同时山上有好几个庙，那么这三个和尚一定会暂时压制内部纷争，用某种方式协作起来，甚至还要想办法提升挑水效率。 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协作与价值分配，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上述因素推动经济共同体随时间的演化，这三个维度基本就构成了经济的全貌。 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不同尺度的经济共同体，以及内部协作和外部竞争。小尺度的经济共同体，可能是更大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比如公司的一个部门可以看做一个共同体，它又是公司的组成部分。公司这个共同体又是产业链的组成部分，一个地区的聚集的各种产业链，又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跨国家的贸易同盟，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 资本主义通常强调不同经济共同体竞争的一面，社会主义强调经济共同体协作的一面，纳粹主义则把国与国的竞争与民族生存绑定在一起。 无论任何社会，保持稳定是第一位。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知识和财富才能积累，才有资格谈做蛋糕分蛋糕的问题。在混乱的社会，生命都无法保证，其他一切都是奢谈。所以才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叹。随着技术的进步，价值分配方式必须随之变化，才能释放其价值创造的潜力。但是，任何已有的价值创造方式都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都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因此变革必然会触碰已有利益，每一步都是困难重重。 从国家整体的角度上说，即使是迫不得已需要进行社会变革，上策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发生变革，也就是不触碰存量，寻找增量蛋糕。 英国通过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过渡到君主立宪制，社会制度保持了最大限度上的稳定，财富、技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工业革命也首先在英国爆发，率先成为世界霸主；相对应地，法国大革命非常激烈，法国除了拿破仑时期短暂辉煌后就此沉寂，再也没回到欧洲霸主的位置上。 在任何时候，“彻底砸碎旧制度，创建新社会”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是在其他路径都没有走通之后，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基本是从保守到激进把所有道路都试了个遍，最后才杀出一条血路。 这条道路无比艰辛，也很难复制。如今欧洲越演越烈的难民问题，就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把中东国家的旧制度砸碎了，却不建立新的稳定社会，留下一堆烂摊子拍拍屁股走人，这就是最严重的耍流氓！ 如果把稳定作为头号KPI，那么技术创新就是一个不利因素。 因为创新往往起于边缘，会打破经济的现有秩序，造成社会结构的不稳定。熊彼特说的“创造性破坏”，意思就是创新会造成新结构对旧结构的破坏。 今天的中国其实很类似都铎时代的英国。都铎时代，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国际贸易，寻找到增量蛋糕，当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与旧贵族争夺利益，于是形成激烈政治斗争，以宗教改革的面目表现出来。今天的中国通过二十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开启了虚拟数码空间的大航海，首先制造增量蛋糕。当互联网新贵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与原有的各行各业产生利益争夺，也会形成激烈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马云曾经作为千万人的偶像，如今成为舆论攻击的目标。“限制互联网巨头”的呼声也甚嚣尘上。 对于孤立的人类社会来说，统治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分蛋糕并保持社会稳定，而技术革新会被作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遭到打压，往往会陷入技术停滞的境地。 孤立社会有两个典型的样本，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相对孤立，美洲的印第安人是绝对的孤立。由于印第安人过于孤立，技术完全没有进步，还停留在农业社会之前的原始阶段。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相互竞争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科技和思想都得到空前发展，所谓“百家争鸣”。历代都面临游牧民族入侵，在一次次反击侵略的过程中，社会也在缓慢进步中；直到清朝彻底击败周围所有隐患，达到“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境界，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精致而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制度，技术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乾隆年间鼎盛的大清帝国疆域 欧洲长期以来陷入分裂之中，国与国之间战争频繁，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获胜就成了首要问题，获胜就能抢占更多的资源，国民就能分得更大的蛋糕，分的相对少点就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国内如何分蛋糕就成了次要问题。 在国与国较强竞争的环境中，关键是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并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实现做大蛋糕的技术创新，就会得到充分的重视。 商业的活力源泉，归根结底来自于竞争。任何一个行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胜，企业必然会大力投资于技术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变成了一家独大的垄断，公司利用垄断就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谁还有动力去创新？所以无论中外，国家要制定反垄断法抑制行业垄断。 如果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没有外部竞争压力，那么接下来必然是分拆各行业已经或者快要形成垄断的巨头，打压他们的技术投资，因为他们过于强大，技术过于先进，会导致其他人没饭吃。但如果中国还需要应对巨大的外部压力，那么就可以容忍这些巨头，还要鼓励他们进一步进行技术创新。 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辉煌了那么久，却在明清之后逐渐落后于西方。根源在于，古代中国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竞争压力，不得不加速技术进化，但是明清之后游牧政权无法跟上技术进步的潮流，日益衰落，导致中国也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消灭所有竞争对手和在竞争中落败，居然是殊途同归，这个结果就是——内卷。后者是因为被封死了外部获利空间，只能加剧内部竞争，而前者则是因为失去了继续技术创新的动力，继而导致增量蛋糕不足，最终导致内部斗争加剧。 前者虽然看起来温和，但是更为致命——因为这个国家或民族往往更容易躺在往日的辉煌，沉浸在旧的思维范式当中，往往会带来更长周期的衰退。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深刻的教训，如今在美国身上重演了。 如今全球一体化，实际上是在全球尺度上重演“春秋战国”。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工业国（特别是中美）十分关注做大蛋糕，将技术创新列为重中之重。 毫无疑问，谁能够引领技术创新，谁将蛋糕做得更大，谁就是未来的全球领袖。对于中国来说能否化压力为助攻，借助美国施加的竞争压力，是否能有效压制利益集团的反扑，推进内部改革，也是决定能走多远的重大关键。 讨论完做蛋糕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分蛋糕。 蛋糕分得好不好怎么判断？怎么分，由谁来分？分得越公平就越好吗，如何判断公平？谁生产谁分得多？谁贡献大谁分得多？谁资金雄厚谁分得多？谁拳头硬谁分得多？谁嗓门大谁分得多？ 这就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到底把什么作为判断制度好坏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在下一讲《伟大制度的三条判据》中接着讨论。 最后做个总结： 1、几千年的人类社会演进，归根结底是两件事：如何做蛋糕和如何分蛋糕； 2、做大蛋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其中根本的推动力是技术创新。 3、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协作与价值分配，不同经济共同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上述因素推动经济共同体随时间的演化，这三个维度基本就构成了经济的全貌。其中，竞争是推动技术创新最大的推动力。 （未完待续） 本文为《美国创业史》系列连载的第一章，敬请关注后续精彩内容！ 序言：兔子如何摸着鹰酱过河？谈起低端颠覆创新，我们脑海里通常浮现出“拼多多”、“五环外人群”、“脏活累活”这些关键词，总之，这是一个带着乡土味，跟廉价、低端、非主流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型。 低端颠覆的概念并不复杂，分为两步：第一步：用更便宜的低端技术去满足未被巨头满足的低端大众市场。技术和产品不停地迭代进步，侵入主流市场，颠覆原有巨头的生存空间。 低端颠覆是技术与市场的一种全新组合，技术无所谓颠覆，市场也无所谓颠覆，只有技术和市场的组合，才具有颠覆性。 然而，低端颠覆却是商业世界中引发新旧势力更替，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模型，没有之一。低端颠覆的适用范围，要远远超出商业范畴。当今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对美国的低端颠覆。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一系列低端颠覆事件串联起来的。 低端颠覆不一定总会发展成社会革命，但是社会革命一定是由低端颠覆所引发的。 中国对美国的低端颠覆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当年是如何通过低端颠覆实现国家崛起的。 美国的国家创业史，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一个位于人类文明边缘的弱小国家，从低端切入，一步步成长起来，最后颠覆了强大的全球霸权。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成长，也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和平演变”，“韬光养晦”， “技术封锁”，“贸易战”，“经济总设计师”“近海防御”等等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居然都曾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真实发生过！这其中体现了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吗？ 创新这么重要，为何启动创新如此艰难？ 英国如何鼓励创新，开启工业革命？ 美国历史上真实的“纸牌屋”是怎么样的？ 美国居然是历史上最大的山寨国？ 美国的工业革命之父，为什么被英国人千夫所指？ 世界头号强国——英国，是如何压制和封锁美国的技术？ 美国又是如何打破英国的封锁，实现大国崛起？ 如何摸着鹰酱过河，在《美国创业史》寻找答案！ 我们要认认真真做美国的好学生，但是学什么很有讲究。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然后才能战而胜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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