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怀念丕之同志 ——兼谈黑格尔哲学的意义

丕之走了，走得那样突然。离开北京时不是还好好的！那健壮而健谈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已过七十的人。然而他的确走了，这是一个“事实”，而“事实”往往是对人不利的。“死”就是这样一种最为普遍而又最无可奈何的“事实”。

 

我认识丕之三十多年了。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他在高级党校工作，到人民大学听贺麟先生讲黑格尔哲学的课，不久就到哲学研究所贺先生领导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工作。那时我刚从北大毕业，他在我面前有一个高大的形象，不仅年龄比我大——其实那时他才三十多岁，他还是党内的老干部、老革命，原则性很强，我对他一直有“敬畏”之心。之所以“敬”而又“畏”，乃是因为他常常批评人，没有可批评的，他也“教育(训)”人。譬如哲学所还在中关村时，他让我把寄到组里给老先生们的信，分送到各家去，还说“你现在做些细小的事，将来地位高了，就不会瞧不起这些事”，当时我虽然照办，但心里不十分情愿。说来也巧，三十年后，他从上海来京，在我们研究室(这时已不叫“组”了)看到桌上一大堆老先生们的信，他又说：“你怎么也不给他们带回去?”我向他解释：“他们年纪太大，多年难得来所一次，要紧的信都已改寄各家，这些信自有他们的研究生定期带去。”

 

丕之就是那样的人，好提意见，好批评人，也好“管”人。不了解的会觉得他因长期做领导工作有点架子，其实多接触了就会觉得他那内在的真诚和善意，至于说话方式有点生硬，反倒感到直率可爱了。就说是领导，他也是一个有魄力、有肩膀的好领导，在他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很放心，因为他尽管批评你，但真有了问题他却能帮你、保护你，更不会把事情往你身上推。

 

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丕之在政治上一贯非常坚定，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能突出地感受出来；只是在那疯狂、混乱、颠倒的年代，他的坚定性反倒不灵了，所以也吃了不少苦头，从此以后这个一直做领导工作的丕之，却无一官半职。起初朋友之间议论，觉得他可能不习惯，心理会不平衡，可是实际上他似乎一点也不在乎，正是在“赋闲”以后，他可以全力投入读书、写作，寄情于学术工作，乐而不倦。他的大部分著作，就是这一段时间写的，所以看起来他精神抖擞地做学问，“领导”着他那些书，反倒更得其所哉，说起来也是很令人钦佩的。

 

丕之一生唯好研究黑格尔哲学。当然，在书里他自己说过，最初发愿研究黑格尔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后来也一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分析黑格尔哲学，有否定，也有肯定。他特别着重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每每加以强调发挥，也因为那是马克思肯定了的。这是丕之研究黑格尔的基本立场，自是不可动摇的。不过，我觉得丕之研究黑格尔哲学已经不完全是要遵守祖训去完成一件带政治性的任务，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学术兴趣在内，或者说，丕之研究黑格尔，不仅仅认为“应该”，而且还感到“需要”。

 

应该说，丕之研究黑格尔，也有他的困难之处。他不通外语，德文未学，英文也不能用。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外语。刚到哲学所时他跟我们一起听贺先生讲英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几位老先生给我们讲英文哲学原著选读，他都来听，他还到北大和我们一起听胡家胎先生开的哲学英文课。记得一九五八年我们在七里营劳动，他天不亮就起来在路灯下学英文，那时他才三十多岁，都以为他可以学好。大概还是行政工作太忙，这件事他没有坚持下来，后来的研究工作，只得依靠中文翻译。黑格尔主要哲学著作，是贺先生、王玖兴、杨一之先生译的，很可信，以此为依据做研究，不会有大偏差。不仅如此，我还和一位朋友谈到过，丕之因不读外文书，则求精读中译原著，反复地读，不仅能融会贯通，而且也能开发出新问题，不像我因学了一些外语，想看的材料太多，分散了精力，对原著往往不能反复研读，就急着去读大量的二手材料。我曾开玩笑地说，我不是“用情不专”，而是“用功不专”，想读的书太多，“信息”大爆炸，我的思想也常被“炸”得粉碎，不像丕之那样专一，反复钻研，得其要领，也能深入，在通信中常提一些困难的问题，发人思考。

 

当然，丕之读书的面也是很广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古代的、现代的，文学的、艺术的……举凡涉及人文科学的，他都读，譬如他有一次来信说，他在读“易经”，又有一次他说花了几个月时间集中读了一些西方现代哲学的书，不过他的结论是“比古典哲学差远了”。可见，丕之心中有一把哲学的“尺子”，对这把“尺子”的信念，他是非常坚定的。

 

丕之对于古典哲学的虔诚的钻研态度，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来。在这方面，他主要出版了七本书，其中除了《马克思与黑格尔》、《恩格斯与黑格尔》、《列宁与黑格尔》三本外，都是对原著的有选择的逐段解释，是他读书理解的记录，写了出来，帮助其他读者去理解。他的这种工作，使人想起早年英国坎普·斯密斯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注释，这本注释至今还是学康德哲学必读的书。丕之除了已出版的关于黑格尔《大逻辑》、《小逻辑》的注释外，尚有一部手稿是《精神现象学》一书提要，失而复得，可惜已来不及在他生前出版了。

 

如今研究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人越来越少，就连我们专业的哲学所，我们这个丕之曾工作过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大家都忙于研究“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古典哲学的历史研究。为提倡研究古典哲学，丕之曾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康德黑格尔研究》集刊，只出了两集就不出了。丕之为此很伤心。

 

那么，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否真的不值得重视，不值得研究了呢？在这方面，我和丕之一样的固执。

 

就我们自己的情形来看，解放以后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和背景来学，是受到鼓励的；但许多学哲学的，从学习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的，是一种哲学的基础训练，因而他们去钻研这些著作，就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政治学习的任务，而是哲学本身的兴趣在推动他们读康德、黑格尔的书。康德、黑格尔的书吸引着他们。

 

就国外的情形来说，现今西方国家哲学流派林立，在英、美大学哲学系，学生很少有人读黑格尔的书，但在欧洲大陆，黑格尔仍为一些哲学大家所重视。德国人不会忘记黑格尔，伽达默尔有专门的书讨论黑格尔；法国人似乎比德国人更重视黑格尔，对黑格尔哲学也有一些新的阐发，没有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训练，看不懂现代欧陆哲学的书，也是意料中的事。一九八八年我在英国牛津，一位教授对我们能否把握现代欧陆哲学表示怀疑，当他得知“黑格尔”这个名字在中国，曾经几乎是“家喻户晓”(household)之后，疑问顿消，说你们有这个“background”。

 

缅怀丕之，翻阅他的著作，也就如同和他一起复习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在《黑格尔迷宫的路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页引用黑格尔《小逻辑》一段话：“所以逻辑学中所说的精神也是纯粹自在的精神[(丕之)按：即精神自身]，亦即自由的精神，因为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小逻辑》，第83页)

 

“逻辑”讲必然性，似乎很不自由，但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却是“自由”的学问，不好理解。平常我们说，黑格尔把“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了。这话当然不错，但以此来搪塞，似乎一切难题和矛盾都立刻消融于万能的“统一”之中，则是偷懒的办法。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即使在“他物”之中，“精神”还保持住自身，这才是“自由”。

 

此话又怎讲？按照黑格尔的意思，“精神”是“理念”、“概念”、“理想”，而不是“表象”。譬如我们看到一幢“房子”，作“表象”观，我们“受制于”“对象”，我们“看到”“房子”的形状、颜色，门、窗、烟囱的位置，甚而登其堂室，知其内部结构和陈设布局，等等，都“受制于”这幢“房子”，此处无“自由”可言；如果我们从“精神”、“理念”、“理想”、“概念”来“看”这“房子”，则就不完全“受制于”这作为“对象”的“房子”，而会觉得该“房子”某处应多一个窗户，门前缺少花园，或门廊显得太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立即会觉得，“精神”即使在“他物”——那幢实际的房子中，仍能保持着自身的“独立”“自主”性，此为“自由”，而此种“自由”，确是比那“受制”的“表象”更有必然性，因而更为高级。因为“精神”本身就已把“已是什么”和“应是什么”统一了起来；不仅如此，“精神”这种“自由”还会经过人的艰苦劳作，“改变”那个“房子”，所以“精神”是更高的“存在”(是)的形式。这样，黑格尔的“自由”是很实在的，或比一切既成的现实更实在的。

 

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和康德不同。康德的“自由”，没有实在性，只是一个空的“应该”，一个“无条件命令”，只限于“道德性”、“实践性”，以此来推出“善”、“责任”……并由此导向宗教。康德这种“自由”观，经过丹麦的基尔克特、法国的萨特，很发扬了一番；但我觉得黑格尔的“自由”观才是希腊正宗。希腊人崇尚“理念”、“概念”、“Logos”，已蕴含了“精神”、“理性”、“自由”的意义在内，但真正开发出来的，或者说，真正把理性与精神自由结合起来，说得透彻的，是黑格尔。

 

康德的“自由”观的优点在于十分明快，所谓“自由”完全与“必然”对立，与知识对立，是纯粹意志性的，后来被发展成“选择的自由”；而唯有那“道德”之“责任”能够“管”它，使其不致放纵。这样，此种“自由”，人用之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完全没有那得心应手、怡然自得的情趣；黑格尔的“自由”观则不然，他说是在“他物”中也像在“自身”中一样，“他物”虽“限制”“精神”，但“精神”仍能自主，此种“精神”就一定是“理念”，是“理想”，因“理念”为“他物”之“理想”，执着于“理念”，则虽在“他物”中，亦有“自由”，或甚至可以说，因为“理念”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精神”也不是盲目的冲动，所以“精神”唯有作为“理念”，或“精神”唯是具体的、在“他物”中的，才是“自由”的。这种在“他物”中的“自由”，乃是古典的“自由”，希腊式的“自由”。人执此“自由”，则可左右逢源，怡然自得，真正体会出那“自由”、“自在”的滋味来。

 

康德比中世纪托马斯更进一步地将“自由”引入哲学之思考，贡献是很大的，此种观念受到现代哲学家之重视，也是理所当然的；但黑格尔则将“自由”引入一个哲学体系，成为哲学思想之基石，使之居于哲学之顶端，以此来挽救“理性”于机械、必然的锁链之中，则至少应同样受到重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此点之忽视，应该说是一个缺陷。海德格尔对黑格尔——以及对马克思给与了学说上的尊敬，是他有大智慧的表现，但他为避免当代“主体”“控制论”的偏颇，而不谈“理念”，不谈“理性”(Vernunft)，为强调“存在”之时间性、历史性而不谈“精神”(Geist)，使他的学说蒙上一层历史命定论的阴影，并常被误解为“非理性主义”，也是很可惜的。

 

现代西方哲学，舍弃了黑格尔的“理性”，也舍弃了他的“无限”、“绝对”，认为是古典式体系哲学家“想象”出来的东西，无济于“真理”之把握。胡塞尔的现象学只讲“理念”，而不讲“绝对”、“无限”，因而缺少否定的环节和发展的过程，成为一种直接性的东西；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与“自由”、“否定”、“发展”具有同一性，因而只有“理性”才是“绝对”、“无限”的。丕之书中引用《小逻辑》另一句话说：“真正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身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表述，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小逻辑》，第207页；《黑格尔迷宫的路标》，第195页) 此处关于“无限”的阐释，几乎和前引关于“自由”的解释完全一样。“自由”即是“无限”，即“精神”“不受限制”，即不受“他物”的“限制”，而“精神”并非空无内容，故必在“他物”中而不受限制才为“自由”，才是“无限”，所以不是无限地“想象”下去——黑格尔特别批评这种无限制的“想象”为“恶的无限”。

 

可是当代一些学者往往容易从“想象”方面去理解“无限”，认为“无限”是“想象”出来的，有些学者更借此来否定哲学；殊不知即使是黑格尔的“无限”，也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道理提出来的，而康德早就指出过，“绝对”、“无限”等恰恰是“不可想象”，是无“象”可“想”的。当然，我们可以反对他们讲的道理，但要反驳他的立论的“根据”，才能推翻他们的思路——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而不是以一种“想象”来反对另一种“想象”。

 

其实，“无限”、“绝对”、“自由”、“理性”……这些都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内容，舍弃了它们，也就会舍弃“哲学”本身。“哲学”从近代以来受到分析性思潮及现象学思潮的威胁，已经给了我们以相当严重的警告：当前欧洲思想的危机，不完全在“存在”的遗忘，还在于“精神”之荒芜，亦即“理性”、“自由”、“无限”、“绝对”之丧失。“人”依赖“万物”而“生存”——叫being或existence都可以，“万物”“养育”着“人”，但如果“人”在“万物”(他物、别物)中“看”不到“自己”，而只看到“异己”，则“人”就活该没有“自由”，没有“家园”。黑格尔哲学曾被批评为一种“恋乡症”(Nostalgie)，我看西方现代有些学派则好像患了“失魂落魄症”(Geistlos)，在养育自己的“他者”中看不到“自己”，在“我”、“你”、“他”中看不到“人”际间之“精神”相通处，而反把自己的“家园”“想象”(真的是“想象”的产物)在彼岸的“天国”。我觉得，凡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历史性的世界中寻求“自己的”“家园”的，则不能舍弃“哲学”，不能舍弃古典哲学，也不能完全舍弃黑格尔哲学。

 

从这个意义说，丕之毕生孜孜钻研的那些古典哲学问题，是不会过时的，他对黑格尔哲学所倾注的思想、感情，更不会虚掷；后人凡重视读黑格尔书的人，都会怀念丕之，怀念他那执着、勤奋的钻研精神，对古典哲学的浓厚兴趣和忠诚信念。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他书斋墙上挂的那幅黑格尔肖像——还在一九八〇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他让我替他找一张黑格尔的大肖像，我在美国遍寻不得，后来他自己弄到一张，从此就端端正正地挂在了书斋的墙上。

 

我和丕之各方面都有许多的不同：论年龄他是我的师长，论职务他是我的领导，论习性他十分严肃，我却自由散漫，但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很亲密，他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不想前年他来京庆祝贺麟先生九十华诞，怀柔小聚竟成永别。看来，唯有在“死”这件事上，我不能相信黑格尔的理性乐观主义，而要从现代诸家中寻求另一种理解。这或许是我同样重视阅读海德格尔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