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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伦 等我想起打电话问候父亲的病时，也是夜间十一点过。我作为儿子确实相当失败——哪怕做了四十多年的儿子甚至更长。 父亲得病是上星期五。我刚下课走出教室，母亲就打来电话：“还在上课没，强？”母亲每次打来电话总是那么唯唯诺诺，生怕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似的。 “刚好下课，有什么事呢，妈？” “没什么，就是问问，看看你在那边支教习不习惯。……”于是母亲又问了许多的生活细节，比如吃住是不是一个人，有没有热水喝，晚上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唉，母亲总把我当成小孩子。中国母亲真累！ “有什么不习惯呢，哪里都一样，——那我挂了啊。”我很平淡地说。我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过分关心。 “哦，你爸爸好像不对劲了。”在我快要按下挂断键时，母亲才如释重负地吐出了这句话。不知道母亲鼓足了多久的勇气才说出这句话来？ “爸爸怎么了？”我的按下挂断键的手指顿时停留在空中，像一根干瘪的豇豆。心里掠过一阵惊慌后，一股凉飕飕的冷气瞬间爬上背心，让我哆嗦了几下。 “头晕，手脚麻木，没有方向……”母亲在不停描述父亲的症状，她的声音不再那么平和，而是像水流从几千米高的山崖泻入潭中一般。这其中当然饱含了母亲对父亲的多么真挚和患难与共。母亲叙述得比我给学生讲写作的过程还要细致。 “那还不赶快送医院？明显的脑梗……”我差不多是和母亲吵架的口气。好像她不是我母亲而是我的孩子，任我命令。过后，我觉得自己当儿子永远不合格。 “嗯……”母亲在电话里头换了一副声调，听得出那是一种无奈和无助，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弱势暴露无遗。 “打电话给我哥嘛，他可能没上班，——我上课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于是我武断地挂断了电话。过后，我怵在那里足足有好几分钟。 后来，母亲再也没有打过来电话，一直到现在。我不禁后悔自己作为儿子的失职，且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虽然就在上周五放学后我也回老家去了一趟，但也不是情愿。大哥是在中午赶过去的，他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情况，“不得事，先送到医院输溶血栓的药，明天再做定论。”大哥轻松地说。我们都生过病，好像我们都成了医生，父亲的病似乎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听大哥的。父亲和母亲也听大哥的——人老了，其实又成了孩子。我却还在以孩子自居。 自从去年爷爷去世以后，父亲便成了孤儿。一个年迈的孤儿的心更是孤独无比，至少比幼年的孤儿想得多——除了玩具外，还会想到死亡。所以病就开始安家落户在身上。当然，父亲和他的父亲一样热爱酒的程度超过了热爱生命——这是很致命的一点。 作为儿子，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父子三聚在一起，为了营造一点气氛，也会来一点儿酒。母亲总会在旁边默默地瞪着眼珠，而父亲此时胜利地微笑着。 “我已很久没喝酒了。”父亲故意谦虚地说，用一双带着酒精的眼睛瞟一眼母亲。母亲有些怒不可谒，却什么也没有说。母亲的涵养我们作为儿子是永远学不会的了。 “适当喝一点，也不碍事。”大哥呷了一口酒，对着父亲说。那时，父亲已经喝干了一杯，有些脸面潮红，脸上的刀光剑影更是一览无余。父亲确实不年轻了。 酒过之后，我们就坐在一起陪父亲闲聊。整个寨上的鸡毛蒜皮都被我们翻出来，父亲很快乐，脸上泛着少有的光泽。于是我不由得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情来。 大约是在三十多年前，父亲陪母亲去城里做节育手术，就把我和大哥扔在家里，有一个星期之多。我们就做了一个星期的孤儿。那是我感到人生最孤独的黑色年华，以至于今天想起来都有后遗症。等到他们回来时，我们直接是衣不蔽体，裤不遮羞。母亲一把拉过我们兄弟俩，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父亲则是不住地叹气。这一幕在我的梦中出现过不止几回，我都是笑着醒来。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直到我们不得不离开他们为止。 “爸，你哭过吗？”借着酒性我小心翼翼地问父亲。父亲愕然地望着我，点点头。 “三十多年前。”父亲虽然微醉，却坚定地说。像是一块烙铁给他留下的伤疤让他永远记忆犹新一样。我更愕然了，作为儿子这是我意想不到或者始料未及的。 想想作为儿子，我们的离开，总有万千借口，而这些或许在我们心中曾经经过反反复复酝酿，自圆其说也不为过。其实父母根本不介意，我们的任何借口他们都会当真，有时还会作为炫耀的资本在寨上家喻户晓。比如这次我说要赶回学校加班，父亲和母亲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催促我早点出门。父亲忘了自己的病，母亲忘了无人照顾父亲。 唉，作为儿子，作为我父母亲的儿子，都有娇撒。就是不知还能撒多久？只有且行且珍惜。 李贵伦贵州息烽鹿窝学校一教书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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