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魂】广州伍崇曜：怡和商总，粤雅丛刻（上）

伍崇曜原名元薇，字紫垣，商名伍绍荣，其祖上从福建安海迁入广东，康熙初年入南海籍。

停车场 后方就是白云山

南海伍氏乃广东巨富，其家在商业上的发达，始自伍崇曜的祖父伍国莹。乾隆四十九年，伍国莹创办怡和行于广州。广州在清代有一度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但那里与外国人做生意也要得到政府特许。（美）张馨保著；徐梅芬等译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说：“1755年也就是建立保商制度的第二年，是上渝只许外商在广州这一口岸进行交易的前两年。显然，行商正式成立于1686年，即在广州建立粵海关的第二年。”

这段话讲述的是何为行商，当时相关部门规定广州有十三家行商有进出口权，这十三家被称为十三行。十三行又组成了公行，关于公行的概念，张馨保在其专著中写道：“1720年，广州商人组成一个垄断性公会，一般称之为公行，他们可以规定价格，以此来加强他们同中国官府和洋商打交道的地位。1760年，公行正式取得了官方批准和承认。在以后的年代里，作为政府的代理机构，它大大加强了权力。为加紧对外商的控制，1754年，广州当局建立了保商制度，规定每只洋船要有一家行商作保。洋船的行为及其出入口关等等，概由保商负责办理。”

无法穿行

可见公行具有垄断性质，十三行均为公行成员，关于十三行的特殊地位，朱希祖在《广东十三行考》序中称：“在中国近代史中，关系最巨。以政治言，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人之行政权，又常为政府官吏之代表，外人一切请求陈述，均须由彼辈转达，是又有唯一之外交权；以经济言，行商为对外贸易之独占者，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贸易。”

十三行中以潘、卢、伍、叶势力最大。但是高利润的行业必有商风险，张馨保在专著中说：“随着广州贸易制度的逐渐正规化，行商的职责也愈来愈重。行商责任重重，其命运自然也风云难测，常有破产者。例如到1781年，只剩下四家行商；到1790年，仅存五家；其他几家估计由于破产而销声匿迹。”

沿外墙兜圈

乾隆五十四年，伍国莹欠缴广东海关巨额关税，被公行开除。伍国莹的次子伍秉钧接手经营怡和商行，伍秉钧是位经营高手，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使怡和商行再次振兴。乾隆五十七年，怡和商行再次成为公行成员。

嘉庆六年，伍秉钧去世了，此时的怡和行贸易额已经位居广州商行中的第三位，他去世后，由其三弟伍秉鉴继续主持怡和行的经营。就经营能力而言，伍秉鉴的水平不在其兄之下，到嘉庆十二年时，怡和行的贸易额提升到了行商中的第二位。嘉庆十八年，行商设立总商，潘有度被任命为总商，大约一年后，潘辞去此职务，由伍秉鉴接任，由此而确立了伍家在商行中的领袖地位。

白云山对面的柯子岭村

道光六年，伍秉鉴卸任，由其四子伍受昌接任行商总商。道光十三年，伍受昌病逝，由伍秉鉴的五子伍崇曜接任行商总商。在他的经营下，怡和行的势力更为壮大。张馨保写道：“但那些历经市场波动、政治危机、官方勒索和其他种种压力而能幸存下来的行商则可以大发其财。其中名声最大的是浩官，估计1834年时，他的财产多达2600万美元。据H·B·马士认为，浩官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富商。”

当年伍国莹开设怡和行时，以他的第三子伍秉鉴的乳名亚浩为商名，故而洋商称其为浩官。按照洋商的习惯，他们认为浩官是伍家的姓氏，所以伍氏家族中凡是经营怡和行业务者，不管是父子还是兄弟，洋商都称他们叫伍浩官。当怡和行到伍崇曜手中时，被当时的英国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富商。

进入公园的步道

怡和行能有这么高的成就，当然与他们的经营策略和为人有关系，同治版《南海县志》卷十四《列传》中说：

伍崇曜，原名元薇，字紫垣，邑廪生。先世自闽迁粤，父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性喜施予。道光初，曾与侄婿卢文锦共捐银十万两，将桑园同改筑石堤。粤督阮元亲撰碑文纪其事。

公园门前

伍秉鉴不但善于经营，还喜欢行善，他为家乡捐出大笔银两。在经营方面，英商认为他是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当年英商行号有上百万的期票存在怡和行，伍秉鉴都能给予计息，同时伍秉鉴和一些外国商人有很好的私交。例如有位波士顿商人欠伍家72000元无力偿还，为此不能回国，伍秉鉴了解到详情后，当其面将债券撕毁，这个举动使得他在外商那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同时他利用雄厚的资金给一些资金周转困难的英国公司放债，从嘉庆十六年到二十四年，怡和行放债额达200余万元。怡和行与英商、美商每年的营业额都有数百万元。

旺盛的生命

伍崇曜十二岁中秀才，他的文才受到了广东学政翁方纲的赏识。道光年间，伍秉鉴以伍崇曜的名义捐银三万三千两修筑南海县桑园围堤。道光十一年，皇帝赐伍崇曜举人出身，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四次进京参加会试，但均未取得功名。道光十三年，他在北京时，听到哥哥伍受昌去世的消息，于是返回广州来经营伍家产业。十年之后，伍秉鉴去世，伍家财产由伍崇曜继承。

于此左拐

关于十三行的经营情况，十三行能够成为巨富，除了垄断进出口权外，他们还秘密放行洋船私带来的鸦片。道光元年，朝廷以伍秉鉴隐外船夹带鸦片，摘去其议叙的三品顶戴。此事本自该年十月十四日两广总督阮元给朝廷所上奏折。阮元在奏折中讲述了鸦片的三个来源，而后提到为什么鸦片屡禁不止的原因：

惟向来臣与监督衙府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全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使知畏惧，不宜但以奉文转行了事。盖洋商与夷人最为切近，夷船私带鸦片即能瞒臣等之耳目，断不能瞒该商等之耳目。

转入右行路

那时的官员认为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有失身份，所以凡是涉外交涉，都是委托十三行的商人来办理。朝廷与外商交涉的文书也由十三行找人翻译，而后由十三行的人前去交涉，所以朝廷的意见和态度，均由十三行的人了解后，再与外商办理。可见十三行既是商人，又充当了外交中间人的身份，运动员、裁判员集于一身。外商很容易了解到内情，并且朝廷究竟是什么态度，外商也是听十三行的人来转述。在转述的过程中，难免夹带私货，此乃鸦片久禁不止的原因。故而阮元在奏折中说：

如果该商等不徇情面，遇有夷船夹带即禀明，遵旨驳回船货，不与贸易，且于鸦片未来之前先期告诫，晓以利害，夷人数万里而来，岂敢因夹带违禁物件，自断茶叶等项正经买卖。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乃频年以来，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其为只图见好于夷人，不顾内陆之受害，显而易见。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脚下是土路

伍敦元就是伍秉鉴，阮元认为正是伍敦元没有真正用心去禁烟，才使鸦片屡禁不止。于是他提议：“尽法处治外，相应请旨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戴摘去，责令率同众洋商力为遵旨杜绝。如一二年内经理得宜，鸦片来粤绝少，当奏请施恩赏还顶戴。”

道光十三年，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办理禁烟事宜，伍崇曜向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通风报信，于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商人把鸦片船趸到了大屿山。转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召见伍崇曜等行商，让他们传谕外商三天内交出全部鸦片。伍氏父子让外商交出了一部分，林则徐对此不满，将伍崇曜革去职衔，并将其关押入狱，将伍秉鉴摘去顶戴，戴上枷锁，前去跟外商交涉。义律答应由英商交出鸦片两万余箱，但十三行要事后赔偿原价。这件事在此后引不少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