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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如何给事物下定义的?

 襄子的箱子 2021-02-12

这是【襄子讲西方】第 074 篇文章

光荣希腊】第 49 篇文章

大家,新年快乐!

亚里士多德定义了什么是定义。比如我们在看到一个东西之后,该如何给它下定义?柏拉图曾经在《智者》中给出了模糊粗糙的划分法,但这种划分法实在是过于粗糙拗口,因此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定义就是属加上种差。

我们先来看看柏拉图是如何定义钓鱼的,总之结论就是:钓鱼是一种获得性的技艺,它采取抢夺的办法,用捕猎的方式,捕捉鱼这种水生动物,采用的是用钓钩突袭的方式。

是不是很拗口,也很别扭,而且,柏拉图对于划分的属性也是主观性的。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方法就简单多了,只有两种,属和种差。简单来说,属就是被定义对象所从属的那类事物,而种差就是将被定义对象区别其他事物的那个本质性的特征。但是,这种看上去简单的定义方法,其实也有一个局限,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比如看到的牛羊马,但我们无法定义一些抽象的东西,比如麒麟,龙和恶魔,因为这些东西现实中并不存在。而且,你认为麒麟是这样的,我认为是那样的,这就产生了分歧,谁也无法证明麒麟究竟是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要对某个“种”下定义,我们就要先找到在分类上高于它的“属”,但是这并不唯一。比如,人,我们怎么定义人,你说人是一种哺乳动物也好,灵长类动物也罢,都对,甚至你将人定义成动物,也没问题。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答案,我们最好是找到只比定义对象高一级的那个属,然后在这个属里面去找种差就好了。就比如人吧,我们离灵长类动物更近一点,离动物更远一点,因此,我们就将人定义成灵长类动物。

但是,灵长类动物有很多啊,猴子也是,猩猩也是,我们又该如何区分呢?亚里士多德也知道,找种差是最难的,种差就是找到同一个属里面,可以将两个不同东西区分出来的本质特征。

这里讲个小故事来让大家理解一下定义带来的理解偏差,曾经柏拉图将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而后,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就拎过来一只拔光了毛的公鸡,说:“诺,你要的人来了。”

亚里士多德最终找到了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种差,就是人具有理性。我们说,有理性的灵长类动物,那应该是没有人会将猴子放到这个定义上。

另外,如今生物界划分的纲目科属种最早就来自于亚里士多德。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是西方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柏拉图对诗歌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诗歌华而不实,距离真实的存在相距甚远,而且他认为,诗歌是感性的,激发了人的情感,会让人不受理性的控制。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歌让人感到快乐,我们也并不会因此而远离真实。相反,快乐会让我们更好地看到现实。总之,亚里士多德给予诗歌高度的赞扬,他甚至说:“诗歌比历史更接近哲学,因为它更接近人和事物的普遍本质。”

《修辞学》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也是古希腊最早的、保存最完整的修辞学手册。

同样的,柏拉图对修辞学就很不好看,甚至讨厌,我们看名字就知道,修辞是一种对文字或者话语的点缀,使得自己的文章与话语更具美感,以及说服力。我们可以理解柏拉图为什么讨厌修辞学,因为他认为修辞学就是骗人的东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这么死去的。他甚至认为修辞学就是颠倒是非黑白的骗术与迎合大众的谄媚术。

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真正的技艺,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也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衍生物。修辞学家可以用品格、推理和情感来说服大众。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图更客观一点,修辞学本身只是一种技术,而如何运用技术导致了事情结果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批评了柏拉图的那种理想的“理想国”,他提出了“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著名的论断。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人的某一个属性,而非特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心目中的那种理想城邦,最起码有两大问题,他批评了柏拉图过分强调整体以及公有制的弊端。他心目中理想的城邦被称为“依靠祈祷的城邦”,也就是说,这个城邦能不能实现,其实也是要靠一定运气的。

决定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理想城邦的运气主要有地理环境,人口多寡等。总之,这座城邦,人口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位置不能太好也不能太差。这有点类似于和稀泥嘛,但随后,亚里士多德给出了理想中的人口,即1000户人家是最理想的,这就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如出一辙。对了,柏拉图也是主张“小国寡民”的,不过他认为,理想中城邦的人口以5040最佳。

最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一个理想城邦肯定是有教育的。在《理想国》中,说实话柏拉图提出的一点是受到后人诟病的,那就是他将一个城邦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人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有点类似于“愚民政治”,这里的愚是动词,在西方中,这被称为“美丽的谎言”。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认同这个,他认为一个城邦的人民所受到的教育应该是一样的,另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今天的“终身学习”。总之他认为,和平与闲暇是一个城邦的奋斗目标,就算是战争,也是为了达成和平而进行的战争。闲暇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指除了满足自身的温饱外,将剩下来的时间用于获得理性与学习中。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将一个城邦的人民按照先天的天赋分成了三种,有些人天生就智慧,擅长管理统治,有些人天生就勇敢,适合当士兵保卫家园,有些则平平,就当个普通百姓吧。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人的天赋并没有多大区别,应该给予他们同样的教育,所有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当战士,保卫城邦,等到年龄大了,社会经验足了,理性也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当管理者。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实行的是“轮流统治”。

另外,相比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碰上一个符合条件的哲人王,可谓是千年都难遇到一个。因此,他在设计城邦的时候就会现实一点,当然,亚里士多德并不反对哲人王,他的意思是,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那是最好的,但是,几率很小,几千年才可能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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