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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来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无论多么忙碌的人，都会尽可能和家人围坐在年夜饭的桌旁，说说闲话，聊聊生活。我们平时关注的投资大师，他们对外展现的形象，都是非常勤奋、光辉，在选股上有独到眼光，在商业模式理解上有一针见血的专业力。但无论什么人，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总会展露出平时不易看见的一面。那么，他们的生活，和家人在一起时，又是怎样的一方光景呢？巴菲特是一个专注的人，大多数时间，他都在一个人思考，即便是在家人围绕中；芒格以毒舌而著称，在孩子面前，却展现了一个温柔慈爱的老父亲形象；彼得·林奇会花时间陪伴孩子，和他们聊聊生活中和投资相关的事；而2020年的这波疫情，让霍华德·马克斯有了时间得以和早已成人的儿子再次长时间相处，并展开了一番对成长价值的讨论；他和儿子安德鲁一家都搬到了洛杉矶，因为疫情来袭之时安德鲁的房子正在翻新，所以接下来的十周他们都住在一起。霍华德认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儿孙在一起几个月共享天伦，这是2020年带给他的最大的慰藉。巴菲特：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卧室和起居室墙壁的颜色 连灯的开关都找不到 在巴菲特的纪录片中，全方位介绍了巴菲特的生活，其中，就包含他与家人在一起时的场面。巴菲特和妻子苏珊有三个孩子，他的女儿苏茜·巴菲特是三个孩子中年纪最长的，其他两个是儿子，是霍华德·巴菲特和彼得·巴菲特。他对孩子的赞美是：“他们都有一颗平常心，都是从他们母亲那里来的。”他会在夜里哄女儿睡觉，唱飞越彩虹。但巴菲特也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卧室和起居室墙壁的颜色。由于太过专注，巴菲特几乎是完全沉浸到投资中，以致于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不多，甚至出现过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巴菲特的女儿说：“他一直在楼上读书。在他脑子里考虑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他。他可能在你进来前就在思考，而且真的很想继续思考。”他的儿子说：我不认为我父亲把别人看得很重，有时候，其他人在做些事情，我父亲可能视而不见。巴菲特女儿曾经说了个笑话：“我们可以做个母亲叫喊的录音，再见，沃伦，我过会儿会回来的，然后门就关上了，他会觉得她就在这里，我不认为他知道她大多数时间在做什么。”他的妻子苏珊说：“他是天才，我认为天才都是孤独且独立的。”苏珊讲过一个故事，在孩子们都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她生病了，躺在床上觉得不舒服，让巴菲特去厨房帮她拿个盘子。巴菲特去了，不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了叮叮咣咣的声音，然后巴菲特回来了，给苏珊拿了个滤锅。于是，巴菲特又下去了，厨房里又响起叮叮咣咣的声音，等巴菲特再出现在苏珊面前时，他手上拿着一个烤盘，上面放着滤锅。所以苏珊说：“身体上的接近，并不意味着他和你在一起。”即便是巴菲特的子女，也不知道他绝大多数时间在做什么，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给了他最爱的投资事业。巴菲特第一次读投资的书，是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他读完了父亲办公室里所有的书，有的书读了不止一次，那是他投资生涯的起点。巴菲特说，我收到的最棒的礼物，就是我出生时就拥有的那位父亲。但不同的是，巴菲特的子女，没有任何人从事投资相关职业。这或许是巴菲特没有在子女培养上投入太多精力的缘故，但也可以说是巴菲特给予子女的另一种自由选择。芒格与第二任妻子南希都很喜欢孩子，他们最终养育8个子女。2001年8月，芒格夫妇和家人在庆祝他们结婚45周年芒格经常利用家庭餐桌这个讲坛来教育他的子女，但他可不是填鸭式地灌输，“如果想要向他的孩子们提供严肃的建议，他更有可能将他要传达的意思编进某个故事，让孩子们坐下来，讲给他们听，这样就不会显得是专门责怪一个人。”这种间接的、需要想一想才能领悟的芒式教育法出奇有效，让芒格的孩子们一直“和天使站在一边”。温蒂·芒格说：“爸爸从前经常利用家庭餐桌这个讲坛来教育他的子女。他最喜欢的教育工具是德育故事，讲的是某个人面临道德难题，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还有反面教材，讲的是某个人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最终遭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灾难，生活和事业都损失惨重。他真的很喜欢讲那些结局很悲惨的故事。他讲的故事非常极端，非常可怕，每当他讲完之后，我们通常会一边尖叫一边大笑。就描绘各种悲惨后果和教导我们能够从这些后果中吸取什么教训而言，爸爸是无人可比的。”他的德育故事更浅显直白一些。芒格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时几个孩子从5岁到25岁不等。在故事里，他旗下某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犯了错误，给公司造成了几十万美元的损失。那人发现错误之后，马上向该公司的董事长汇报。芒格告诉孩子们，当时董事长说：“这是个可怕的错误，我们不希望你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人孰无过呢，我们可以不追究这件事。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承认你的错误。如果你试图掩盖错误，或者拖延一段时间再坦白，你将会离开这家公司。不过现在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如今，芒格的孩子都已经年纪很大了，仍在听取他的教导，那张餐桌现在坐满了他的孙子孙女，他仍然用他独特的讲故事方式，让孩子继续和天使站在一边。夜复一夜，他总是坐在心爱的椅子上，研读某些东西，充耳不闻身边孩子们的打闹、电视机的喧哗和妻子喊他吃饭的声音。甚至他在开车送莫莉和温蒂去帕萨迪纳的途中，也常常陷入沉思，要不是妻子大声提醒他正确的高速公路出口，他就会把车开到圣伯纳蒂诺。芒格的孩子戴维·博斯韦形容他：“父亲思考时能够抵制绝大多数的外界干扰，如果你试图在此时引起他的注意，你会觉得他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和巴菲特完全沉浸到投资中不同，在工作之外，彼得·林奇会尽可能把时间留给家人，这也是他比较早就退休的原因，正如他所说：“到了1987年，麦哲伦基金规模已经相当于瑞典整个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仍然能够战胜市场，这让我感到十分满意。可是为此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我感到身心俱疲，我渴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和老婆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天天在办公室里跟那些股票在一起。”那时候，彼得·林奇就想要功成身退，准备辞去基金经理职位了，但又拖了3年才真正离开麦哲伦基金，因为1987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硬是把他留了下来。辞去麦哲伦基金经理职位以后，彼得·林奇从职业投资者变成了业余投资者，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陪伴家人和参与慈善事业上。和巴菲特不同，林奇完美将投资和陪伴家人结合起来，林奇会和家人一起玩过山车，顺便完成一次调研，他还会陪孩子们逛街。同样是在餐桌上和孩子们聊天，林奇会和孩子们聊日常生活中与投资有关的话题，有些投资机会就在这样的聊天中被发现。有一次林，奇和家人一起坐在餐桌旁边吃边聊，他的女儿安妮问：“生产Clearly Canadian饮料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吗？'这样的场景在林奇家里非常常见，他非常鼓励孩子们和他交谈这些话题，林奇说：“我并未留心孩子们的提醒，下工夫仔细研究这家公司，我只是翻翻标准普尔股票指南，没看到这家公司的名字，我想肯定不是上市公司，也就把它忘到一边了。后来我才知道Clearly Canadian是在加拿大上市的公司，所以在只是记录美国上市公司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上当然没有记载。我当时没有追根究底，真是大错特错。Clearly Canadian公司1991年上市后，股价在一年内就从每股3美元最高上涨到26.75美元。”1990年夏天，他陪伴大女儿玛丽去伯灵顿购物中心二楼的GAP专卖店，给她买些准备在高中学校里穿的衣服，当时的玛丽被GAP新推出的各种各样色彩缤纷的新款商品所吸引。虽然后来林奇在书中说，“如同错失Chili's辣餐厅和Clearly Canadian饮料一样，我又忽略了我女儿非常喜欢这个品牌的强烈买入信号”，但足以看出，林奇日常对孩子们的关心，他愿意花时间陪伴女儿，甚至清楚知道她们的喜好变化。圣诞节前，林奇会带着女儿去伯灵顿购物中心，进行圣诞礼物大采购，当然，对他来说，这也是专门进行上市公司的调研。当他发现孩子们第一个冲向美体小铺的时候，他便开始关注这家公司。林奇的朋友马里奥·加贝利也是一位成长型投资者，他说，“林奇开创了直接通过消费者来了解行业动态的方式。所以，在陪伴家人的同时，林奇也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发现一个又一个投资机会。霍华德·马克斯： 疫情大流行下的一丝安慰 父与子的对话、关于FANNG这类公司的估值 时至今日，已经年过古稀的霍华德·马克斯，依然活跃在投资一线，除了撰写备忘录，写书，他每天还会读报纸，读杂志。对他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商业、投资之外的内容。霍华德认为，大脑在读其他领域内容的时候就会得到刺激，比如说读科学、历史和传记。他读了很多行为科学方面的内容，读其他领域的东西，能够让他看到和行业里类似的情况，进一步提高思维。几年前，霍华德和他的妻子从洛杉矶搬到了纽约，搬到纽约之后，橡树资本就没有人跟他做汇报了，他也没有以前这么多的工作了，他便把时间用在阅读、思考、写作和演讲上。在2021年的首份备忘录中，霍华德特别提到了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如果问我这次疫情大流行下的一丝安慰，我觉得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疫情伊始，我、南希和儿子安德鲁一家都搬到了洛杉矶，因为疫情来袭之时他们的房子正在翻新，所以接下来的十周我们都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与儿孙在一起几个月共享天伦，这是2020年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慰藉，它的影响将常伴我们一生。”霍华德·马克斯的的儿子安德鲁也是一名专业投资人，是“成长投资”的践行者，收益率可观。疫情下，霍华德·马克斯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儿子交流，也促使他思考了很多以前较少涉及的投资领域。比如，安德鲁就坚持认为，在谈论当今的成长型公司时，‘低价购买、设定目标价格、在价格上涨时出售并在达到目标价时清仓’的投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对于那些能够实现快速，持久和高利润增长的龙头公司来说，很难根据近期市盈率来判断它们是否被高估。财务公式无法衡量这种肉眼可见的增长——正如约翰·马龙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家公司的长期增长率超过了资本成本，那么它的现值就是无限的。这其实和A股现在的情况也很类似，大多数股票下跌中，少数的优质公司在较高估值水平上，一涨再涨。霍华德自嘲说，（圣达菲一份报告）暗示我的背景使我偏向于承担“均值回归”，因此有时会导致我、无法充分把握“推倒潮流的商业模式”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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