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是近代佛学界乃至是文化界的奇人，其入世之时以才学闻名内外，斩断红尘之后精研南山律宗，数百年内与之并肩者可谓寥寥。且不说当今之人对于他传奇一生的不断感怀，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对于弘一大师也赞誉倍加。
一生刚硬如鲁迅者，却以得到弘一墨宝为荣，欣欣然而不能自已。而一向以毒舌薄凉著称的张爱玲，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对大师的敬重：“至少在弘一大师的院墙外，我是谦卑的。”而如黄永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马叙伦等名人，更是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写下了大量回忆大师的文字。
然而，这些文字美则美矣，笔者觉得其中有稍稍不足。究其根本，或许是李叔同在成为弘一之后，已然悄悄地甚至是光明正大地被捧上了神坛，而关于其一生行迹的文字，在光影的流变与众人的参拜中已然失真。泉州承天寺与开元寺都留下过弘一的足迹，尤其是弘一大师晚年圆寂之前，驻锡于海滨邹鲁的佛国泉州，或许我们可以在此重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弘一。
泉州承天寺，弘一法师化身地
世人谈弘一，要么是谈论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要么就是谈论他身为李叔同时的过往，要么就是对已成悬案的“悲欣交集”揣测议论。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李叔同也好，弘一也好，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浮尘俗世中的人。对于一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最难以舍弃的身外之物呢？什么才是对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六尘和合之物呢？
家世？才华？声誉？财富？眷属?不错不错，世人看弘一，往往着眼于这些外在，故而大量的关于弘一的文字都局限于此。所谓翩翩佳公子，一朝斩断红尘而专修律宗，这对于世人来说的确是极大的震撼。广屋精舍、娇妻幼子、挚友高堂、华衣美食、琴棋书画、半生才名，对于外人来讲，大概这些东西便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李叔同。
而青灯古佛、衲衣破钵、经卷宝幢、粗茶淡饭、戒行精严，这些在外人的眼中，又构成了我们认为的弘一大师。然而然而，对于弘一来讲，或许这些仍旧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物，能够终身与其相伴的，只有那一躯心识寄宿的色身！“峨冠大带，布衣草履”，这是外人眼中的自己，唯一能与有情众生相伴到老的，便只有那“反客为主”的肉身。
众生心性所迷，以为肉身便是我、意识便是我，殊不知自己只是一个寄宿者。我们忽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色身，也本能地认为他人的色身即是本尊，愚痴中颠颠倒倒。人能够真正地意识到自己与肉身的关系，大概只有在生病尤其是重病的时候吧，故而多病者往往与佛有缘。
故而，要想真正地体味弘一大师的一生行迹，必然要从其多病的一生开始入手。所谓膏粱，所谓才名，所谓眷属，不过是色身的附属，我们原来是寄居在其内的过客。
弘一大师一生多病，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但他究竟病在哪里，这是世人所忽略的。幼年时多病的李叔同，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这大概可以看成他与佛教因缘的开端。或许从此时开始，便注定了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而这样的因缘与历史上许多高僧的经历不谋而合。
久病未必能够成良医，但久病之人更能感受到无奈与孤独，而无奈与孤独是成佛的基础。倘若没有无力感与孤独感，一个人是不会主动接近佛教的，没有历经旷世的孤独与悲戚，一个人学佛是很难有大成就的。笔者对此深有感悟，只有当你躺在病床上动不了的时候，你才会主动地追问一些东西，不知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幼年多病的人，青年时大概会有一段快意的时光，这既是自然生长的规律，也是人性发展的规律。所谓自然生长的规律，青年时期人的血气最为旺盛，此时不易被疾病所侵袭，所谓人性发展的规律，多病的人往往会更加注意身体健康，也更容易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
青年时期的李叔同便是如此，此时的他成为了闻名沪上的人物，东渡扶桑之后又驰名海外。1899年，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四人与李叔同在“城南草楼”义结金兰，号称为“天涯五友”。多年以后，许幻园站在李叔同门外的雪地告别：“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后会有期吧！”此事竟如梦幻一般，冥冥之中的事情真的难以讲清楚。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是李叔同为许幻园做的词，名字叫作《送别》。但1899年的李叔同还未想到“长亭外，古道边”，而是任由热血在自己身上流淌，世事竟是如此难料啊。青年李叔同画画、演戏、写诗、作文、参加社会活动，与当时的所有进步青年一样，他在尽情地挥洒自己的豪情与热血。
1905年，李叔同26岁，他的生母王氏病逝。在葬礼上，李叔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戚，反而弹着钢琴唱着歌为母亲送别——此时的他，身体是极为康健的。随后，他便将自己的妻子与两个孩子留在国内，转身奔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李叔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与浪漫才情，他的身上是有着旧时代的才子气的。
再娶、狎妓、醉酒、狂言，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在日后成为一代高僧。而事情的转折点，就在他37岁那一年，这一年的李叔同来到了杭州的虎跑寺。在虎跑寺，李叔同开始了为期18天的断食生活，这并非由于他彻悟或是如何，而是困扰他一生的神经衰弱相当严重——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年，已经步入中年了。
在夏丏尊和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似乎在担任教师期间的地位很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但笔者以为这是夏丏尊与丰子恺过分崇拜他的缘故，诉诸笔端的时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后人不明就里产生了错觉。据一些资料记载，李叔同在当时被人诟病为“神经病”，因为他经常请假，理由是神经衰弱。
笔者倒认为后者的可信度颇高，艺术类的老师在世俗人的眼中，是不可能有多大地位的，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更何况李叔同三天两头请假，理由又是颇为新奇的神经衰弱，这样的老师注定是不大如意的。当然，李叔同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他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他不需要为柴米油盐这类生计去发愁。
后世关于李叔同的前半生的文字，往往都是写他如何卓尔不群，但这里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他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感受到了无可奈何，这种无力感来源于他的肉体，进而影响到了他的精神。37岁前后，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后面竟发展到了整夜无法入眠的地步。
为此，他寻找了很多办法，包括中医、西医、道教以及佛教在内。有一件事情颇为耐人寻味，其实李叔同一开始靠近佛教，仅仅是为了治疗神经衰弱，中医西医他都试过了，效果甚微。夏丏尊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床头多有道藏”，事实上，李叔同对于道教的研究也多半是为了治病。
“民国五年（1916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这是李叔同《断食日志》中的文字，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他一开始的断食与信仰无关，与科学倒是有很大的关系。在经历了18天的断食之后，李叔同感觉这个方法的效果很好，他在日志中写下了“身心灵化、欢乐康强”八个字。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他出家的“近因”，而并非是他出家的主要原因。
1918年，李叔同正式出家为僧，7月13日得法号弘一。但成为弘一法师之后的李叔同，依旧对自己的神经衰弱无能为力，出家之后的他疾病缠身。关于弘一出家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坊间对此的猜测也相当多。但笔者认为，正如弘一自己所说的那样，生病治病是最明显最直接的“近因”，而他与佛教的缘分只能诉诸因果了。
或许笔者的文字要打破很多人心中的梦境了，但笔者始终认为，李叔同即便是成为了弘一，他也不过是寄宿在色身之内的凡人。信佛，是不能治病的，和尚，生病也是正常的，修不修行与生不生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将高僧和佛教过度地神化，不仅违背了佛陀言教的本意，更是对佛教以及教徒的无形伤害。
在弘一的身上，笔者看不到什么圆满的东西，反而看见了很多矛盾，但这也是笔者对弘一念念不忘的原因。他接近佛教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治病保全性命，而佛教教义的根本是叫人看清色身只是暂时的，不要过度执著。世人都以为高僧不会生病，但弘一在出家之后疾病缠身，即便他在修行方面是无可挑剔的。
佛教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光照世间，而弘一出家之前抛弃一切近乎无情；弘一出家后专修南山律宗，而他在出家之前浪荡不已。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这一切的交集点就在于一个“病”字，这是弘一与佛教不解之缘的由来。有一个小细节是很多人忽略的，以进步著称的李叔同，在出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医情有独钟。
他不仅笃信减食、断食的疗效，还对“绿豆治病”有着格外的青睐，而且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长期实践。
“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此病照例需半月或两旬），实出意料之外耳。未曾延医市药，故费用无多，仅半元余耳（买绿豆、冬瓜、萝卜等）。前存之痧药等，大半用罄，惟余药水半瓶。乞仁者便中托人代购下记之药以惠施，他日觅便带下……”
1932年，弘一法师身患痢疾与伤寒，加上长期的神经衰弱使他痛苦不已，但此时的他仍旧“稍知医理”为自己治病。或许有读者要责怪笔者了，“弘一法师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否也，生病治病是人之常情，佛经中经常讲到“供奉医药”的功德，可见调理身体是完全符合佛教理念的。弘一是中兴律宗的高僧，他的行为必定是如法的，而不是什么贪生怕死。
但是在1936年之后，弘一法师对于自身疾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弘一法师在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高僧，只要他点头，供养医药的居士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弘一大师却开始不断地提起“圆寂”，并且基本上放弃了对于疾病的抵抗。
“小病从医，大病从死”，这或许是弘一在毕生与疾病斗争中的总结，亦或许是他最终了悟了佛法的真谛。弘一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他的四肢尤其是双腿自1936年以后便反复浮肿，皮肤出现了严重的溃烂情况。1936年的重病对于弘一来讲，是不幸也是大幸，在生死关头他对于病痛有了更深的了悟。
如果说幼年的体弱以及陪伴其一生的神经衰弱，是李叔同转变成为弘一的契机，那么反复的重病直至浮肿溃烂，则是弘一明了生死的因缘。自1936年以后，弘一不再将希望寄托在断食和调理上，他意识到自己的病不是“小病”，而是“大病”。
“此次大病，实由宿业所致。初起时，内外症并发。内发大热，外发极速之疔毒。仅一日许，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尽是脓血。然又发展至上臂，渐次溃坏，势殆不可止。不数日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足腿尽肿，势更凶恶，观者皆为寒心。”
弘一大师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业障所致，在他重病之时很多居士自发地为他念佛，而他自己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乃于是时忽有友人等发心为朽人诵经忏悔，至诚礼诵，昼夜精勤。并劝他处友人，亦为朽人诵经，如是以极诚恳之心，诵经数日，遂得大大之灵感。”
从“不知生死”到“小病从医”，再到圆寂之前的“大病从死”，弘一法师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关于其过往的种种，我等的视角都不过是雾里看花一般，唯有从他的肉体疼痛切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山弘一大师的修行之路。世人爱谈六祖，但六祖不可学，而南山弘一是可学的，因为我们必定与他一样，目睹自己的色身逐渐衰败而无可奈何。
世间之人所执著者，莫过于自己的色身，三千大千的愚痴众生，都将本是客体的色身当作“我”。时光流转导致色身衰败，世人都知道从医，却不知“小病可治，大病难医”。面对色身不断地衰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奈和恐惧，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但最终的结果如何，只能根据各自的修行来判断，不识因果者必定走不出这个困境。
后人谈及弘一，总是爱谈他的“悲欣交集”，以为高深而意味悠长。但弘一之悲喜只有他自己知道，“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却是任何人都要面临的境遇，这既不是自暴自弃的悲观，也不是断灭因果的乐观，而是经历生死流转之后，心性之间绽放的刹那光明。这一点光明，便是成道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阅读弘一事迹能够学到的东西。
1942年10月13日，一代高僧弘一大师以吉祥卧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至今无人能解。“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谨以此文致敬南山律宗中兴祖师弘一法师，南无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