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回到黑格尔

回到黑格尔

——学术界最近的修正主义话语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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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的目的是以黑格尔哲学为起点，试图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我们声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现了某种唯心主义……今天对马克思的修正已成为必要，而这，也许是我们从未梦想到的。

 ——依利波特《西方哲学之法国社会公报》

 1948年第173、179、188页²

黑格尔的问题已经被解决很久了。

 ——A·日丹诺夫³

黑格尔在法国资产阶级哲学中占据了二十年的位置这一事实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松对待的问题。1930年以前，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在漠视和忽略黑格尔方面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固执。维拉⁴的带着些轻松错误的旧版翻译（《哲学全书》），沉睡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只有社会学家（如饶勒斯在他的拉丁文论文中，吕西安·海尔或安得勒⁵）对黑格尔感兴趣。令人尊敬得法国哲学除了侮辱什么也没有给他。黑格尔是个德国人，一个坏德国人……他是一战期间俾斯麦和威廉皇帝的精神之父。所有沙文主义的空虚以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我们对柏格森、Boutroux和Brunschivgs的理解中找到了响应。恶棍掌握了那晦涩的哲学、那“符合理性的暴力”、那可怕的辩证法！我们的哲学家拥有的是笛卡尔和自明性、理性思维的一般行为以及“向法国唯心论的重大转变”。这一切以老年Brunschivgs对黑格尔的精神年龄、幼稚病以及神话的诅咒^*而告终。

然而如今，这个已死的神祗、这个饱受凌辱并被埋葬了一百多年的幽灵，已经从坟墓中复活。

这一事件在法国开始于1930年，它以让·瓦尔题为《信仰的厄运》⁶的论文、阿兰在《观念》上对黑格尔的讨论（1931）以及《哲学期刊》的专刊（1931年，刊登了哈特曼和克劳斯的文章）为一个羞怯的开始。并在考杰夫在巴黎高师所开的课程中得到了延续。最初参加该课程的人比较沉默，但当萨特、梅洛-庞蒂、雷蒙得·艾伦、费塞德神父、布莱斯·帕雷、凯洛伊斯参与进来以后，课堂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考杰夫谈到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精神现象学、主人和奴隶关系、为了名望的努力、自在、自为、空无、投射以及在殊死的斗争和由错误向真实的转变中所显示出来的人的本质。这些对于被法西斯主义所围攻的世界来说是多么新奇！但几年以后，战争又一次到来了。在战争期间，依利波特出版了他的译著（1939和1941年的《精神现象学》以及1940年的《哲学的权利》引言）。战后，人们读到了依利波特的论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起源和结构》（1946）、考杰夫的《黑格尔解读入门》（1947）、尼尔神父关于黑格尔的著作⁷以及费塞德神父在十本不同杂志上的诠释。⁸接下来就是圣职的授予仪式了：依利波特在索尔邦大学就职；黑格尔通过他的这个推荐者被公认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师之一；关于黑格尔的评论出现在所有书店的橱窗里；“否定性劳动”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学期报告；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也在学术讨论中频频出现；让·拉苦劳瓦提到了一种意识反对另一种意识的斗争；⁹我们的神学家围绕“小逻辑”争论不休，¹⁰所有的学术和宗教上的喧嚣都不过是对一具尸体的盛大复活的欢庆。

那么，这场混乱的意义何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退回去把整件事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中来看。纵览一下黑格尔死后的120年，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于他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敌意，无知以及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蔑视；而对他的日益高涨的兴趣则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急转弯呢？

直到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对黑格尔产生正式的兴趣。事实上，黑格尔哲学生来就不可能使中世纪兴起的资产阶级感到满意。从1820到1848年，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法哲学和宗教哲学）一直是作为普鲁士专制政权的最反动因素的保障的，而普鲁士专制政权正是一个以地主统治和半封建结构为基础的、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使得君主、贵族、大地主、教堂和警察成为合法；它同时也证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律令和第三等级（“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等级的服从是有道理的。

但是，因为其推理方法和作为过程的历史概念及其在劳动和辩证法上的投射，黑格尔哲学也可以被培养成一种“批判的革命哲学”，这种哲学不但对封建制提出疑问，而且对已经在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无声地冲击着德国封建制基础的资产阶级秩序也提出了疑问。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他们承认，在他们的理论发展中，黑格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表示，摒弃了神秘主义倾向的黑格尔哲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在德国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它将现存的东西理想化并对其进行了颂扬（对封建反动统治的一击——编者注）。而它的理性形式则是对资产阶级及其卫道士的抨击和厌恶，因为在理解现存的东西时，它已经同时加入了对其否定面以及必然的灭亡命运的认可，原因在于，辩证法是将每一个历史发展形态都当作处于运转之中的流动状态并因此抓住了它的瞬时性；这也是因为它不受任何影响，在本质上保持了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言）。¹¹

体系的内容和“辩证法的恩赐”可以被暂时征用，为反动的封建国家服务。批判的、革命的方法也可以产生科学的历史理论。但资产阶级却从黑格尔那里一无所获。由于体系给予他们的极少并将他们降低到中世纪集团的层次，也因为未来为方法所限，资产阶级没能在黑格尔那里看到自己。它极为狂怒，把黑格尔叫做“死狗”^*（门德尔松也这样叫斯宾诺莎），并另求良师。

资产阶级对黑格尔的这种态度是一个对自己、自己的经济力量以及将来都充满自信的阶级的典型方式。黑格尔哲学总是处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却往往深刻地反映了革命时代与帝国间阶级斗争的可怕的、具体的辩证法，而资产阶级却没能在这种哲学中找到自己所关心的东西。或者毋宁说，他们根本没有想从中找到这些东西。因为害怕发现失败的征兆，他们拒绝去探究其权力的真实起源。黑格尔创立其哲学时，是为了替一个倒退的制度（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特征）辩护或是用来作为对革命进行威胁。但是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却需要一种自由的哲学作为与其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意识形态特征。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具有完全开放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能够在资产阶级的行为和律法间创造和谐的哲学。

必须强调的是，自由主义构成了新生的、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也即它的“骄傲”，它理想化的合理性和它的宗教——并且直到帝国主义的巨大危机、这个我们正在经受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到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才为了自我辩护的原因，不再求助于自由主义。

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和革命的先驱们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阶段，也是它在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时最关键和最理想化的阶段。这使一个抽象的阶段，在此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政治要求为他们的、被旧的封建体制结构所窒息了的经济和法律要求提供了借口。这些旧的结构一旦崩溃，资产阶级立刻将自己经济活动的规则（工业自由、自由贸易和自由劳动力）强加给社会，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又采取了另一种新的形式。它曾经具有的批判性变成了肯定性，而原先的思辨性也变成了实用主义原则。经济学家现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斯密、Say以及他们的自由学派和功利主义的门徒们，等等）；他们的乐观主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信的体现。通过这种自信，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行为法则变成了符合神意的、一般的法则。

然而，这种洋洋自得的自由主义并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最初形式：如果它想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假装收藏起它的野心来逃脱困境。工人们在1848年发起了他们的第一次攻击，在这次危机之后，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了一部分特权，意在保留另一部分。他们将他们的命运交给了“强者”（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也让自己投入了一场“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证主义是这场退却的哲学描述。在抛弃了经济学之后，实证主义努力想将正在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的最抽象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秩序的合理性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决不会消失。被无情的资本集中、经济危机和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如法国“六月事件”对巴黎公社的镇压）逐渐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之后，自由主义躲入了哲学领域。这就是十九世纪下半叶风靡整个西欧的“回到康德”的根本意义。

但是这种哲学上的自由主义不再具有其在十八世纪曾拥有过的积极意义了。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是理想化的。它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转变成了一种道德的、观念的哲学（这在卢梭、康德以及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那里都可以看出来），其原因在于当时资产阶级的生产力量还没强大到能够作为这些要求背后的驱动力。因此，在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哲学仅仅是新兴资本主义真实（自由主义的）法则的一种观念表述。资产阶级的自由经济学家们也只不过是用经济学的具体语言表达了十八世纪哲学家的乌托邦要求。与此相反，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由主义又废除了经济的具体形式重新遁入哲学。它在这一时期向哲学的回归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呈现出一种反动的特征。十八世纪的哲学自由主义是梦想家的哲学；而到了十九世纪它却变成了盲人的哲学。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仍是将自由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语词或是“精神的运转”（在新康德主义的意义上）的话，那么并不是因为它在无意间忽视了经济制度，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体制早已不是自由主义的了。

在这一点上，新康德主义表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衰落，同时，它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盲目信仰的自然哲学。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有序倒退不仅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也有着明确的社会意义。对现实世界中的自由主义已经感到失望的资产阶级惊喜地在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希望中重新发现了自由主义的身影。既然不能在自己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上使自己合法化，自由主义也就任由那些寻求它的人们高唱赞歌。或许这样可以使他们栖身在它的学院中，更好地扮演他们的角色。学者们的自由主义反映的再也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活动的具体要求，而是正在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压榨成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对重新回归资产阶级行列的渴望。这种自由主义的历史只不过是一部资产阶级把它的受害者变成其辩护人的历史罢了。

然而，伴随着垄断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团结、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工人阶级在苏联的胜利、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危机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独裁及其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变，资产阶级逐渐放弃了直到那时它还在不惜代价希望寻求其合法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步并不是在突然间完成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也没有一下子就抛弃了他们旧日的挚爱。^*但逐渐地，新的神话和主人形成并凸显出来：它们迎合了一个陷入了危机的世界的要求。在世界改变了其形式之后，资产阶级哲学家也就大体上找到了新的主人，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变，他们也完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此时，资产阶级甚至不可能再以放弃一定特权的方式来保留住另一些。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面临工人阶级兴起的威胁和恐怖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发现，要想生存下来，需要的不是小资产阶级令人怜悯的希望，而是驯服的士兵、警察、公仆和法官以及一个听话的工人阶级；也不是沉醉于阶级自由的知识分子，而是可以为资产阶级的受害人编造出代替危机的神话的盲目的哲学家——他们可以塑造出一种奴役的意识形态，用来蒙骗这些受害者们并使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当下的境况而战斗。曾经睥睨一切、始终保持乐观主义并对科学和历史充满信心的自由主义已经逐渐开始消失：关于“经验”、“行动”、“直觉”、“存在”、“生活”、“英雄”甚至“流血”的哲学不断涌现。世界已经倾空了它的理性，充斥着这些神话。

在这个语境之外，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回到黑格尔”这样的事件以及黑格尔被如此诠释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次回归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距今已半个世纪。第一次“黑格尔研讨会”¹²上的讨论概括了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黑格尔研究状况，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和谐的运动。只有法国比较滞后，这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帝国主义冲突在我国引起的特殊的哲学沙文主义有关：即被用来反对“坏的”德国哲学的“法国唯灵论的伟大传统”，康德或笛卡尔式的“自由主义”哲学的残存物，由1918年的胜利带来的欢欣，相对比较缓慢的资本集中以及殖民主义的安全阀等等。在德国和意大利，黑格尔被人提到得最多，这与我们的问题也是直接相关的。显而易见，这些国家黑格尔研究的“先进”状况与他们危机的“深刻”程度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有着紧密联系。

其次，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幅一般性的图景中，黑格尔被诠释的方式与“回到”黑格尔是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重新提到黑格尔并不是为了理解其哲学的真正历史意义，也不是为了在理性的辩证法中寻找到革命方法的前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不同，资产阶级不会为了要获得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的、革命的核心而对其体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它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方面，一旦不能将这位主人一分为二，它就会宣称黑格尔的革命性不过是伪装的反动性罢了。其结果便导致了大量的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的出现。狄尔泰、海尔因、克罗纳和格劳克纳是德国这一运动的开创者；让·瓦尔和依利波特则成了他们在法国的助教。整个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正如狄尔泰用确定的语词所表述的那样，辩证法根本不是科学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构造方法的非理性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在一种“原始的非理性主义”中寻找到真正的“理性的”辩证法或是在原教旨的“泛悲剧主义”中找到真正的黑格尔哲学的“泛逻辑主义”。¹³至于最初的“非理性主义”或是“泛悲剧主义”，如果可能的话，它们一定会被发现早于“理性主义”和“逻辑主义”。如果说早期黑格尔有什么是好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杰出的花招。这因此也成了黑格尔早期著作的黄金时代。它们被出版（1907年出版的Nohl时期，1923年出版的Lasson时期，1931年出版的Hoffmeister时期以及1936年出版的伯尔尼、法兰克福和耶拿时期的著作）和研究。但因为晦涩——它们被描述成非理性的；它们谈及宗教——又因而被认为是宗教性的；^*它们描述冲突——因此又被称为是分裂的写照。只有当人们开始谈论关于“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直觉”¹⁴(众所周知，人即使在成年后也不会摆脱这些直觉，他们终其一生来阐述和解释它们，就像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我们少年时的初恋一般)的老调，并且声称整个成熟有力的黑格尔辩证法不过是这些带有宗教性质和悲剧色彩的、非理性的早年直觉的微小改版时——诡计才被戳穿了！我们被直接告知，要理解《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就必须回到亚伯拉罕、以撒和沙漠。今天看来，这个启示也只是一个明显不过的花招罢了。

这种诠释使得对“回到”意义的理解更为容易了。首先，对于资产阶级已经重新转向黑格尔近半个世纪的事实人们会感到震惊，因为这种被期待已久的宽容，使人们想起在更早一个世纪中，黑格尔还被深深的厌恶着。这不是意外的事件。举例来说，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就其一般的政治要点而不是精确内容而言，它可以像一个世纪前为普鲁士封建专制服务那样，尽忠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黑格尔的国家神学使得一个年轻的、正在扩大的阶级（在那时，即“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从属于一个因濒临死亡而变得更加反动的阶级（普鲁士封建专制）的意志。如今，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濒临死亡并被无产阶级超越和声讨的正是垄断资产阶级。难怪垂死的资产阶级会深情地回头到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或“历史哲学”中去寻找征服新兴阶级的办法，并希望一个即将断气的世界能将正在生成中的新世界踩在脚下。因此前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梅因耐克¹⁵认为黑格尔是威廉二世反动政治的权威先驱，诸如Gentile和Costamgna之流的意大利教条主义理论家们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粉饰成了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模仿索列尔、在向黑格尔回归的过程中“修正”马克思，或是如雷蒙德·艾伦和费塞德¹⁶等当代哲学家那样、在黑格尔中找到对法国当前状况的符合，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今天，我们不仅要赞同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神秘形式又一次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它将现存的东西理想化并对其进行了颂扬”，因为它使奴役的自由、对一般物的剥削、警察制度以及对抗人类的备战都成为可能；我们还要走得更远一些，即在暴力和战争中认出这种神秘的辩证法的真正基础。当下的发展与资产阶级对黑格尔的解释以及黑格尔普鲁士哲学的真实反响是协调一致的。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马克思已经跨入了问题的核心，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这种唯心主义[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编者注]只有当国家处于战争或紧急状态时才有其确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它只能表述为战争或紧急状态下国家的真实存在状况，而它的‘和平’ 状态恰恰就是利己主义的战争或紧急状况。”¹⁷

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人们认为历史在此之中已经将经济活动和律法变得和谐一致了——已经死亡并被埋葬了！随着普遍的帝国主义危机，资产阶级在表现为战争的真实的利己主义的非常事件^a中，迈入了悲剧世界。

这种“神秘化的”辩证法恰好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危机的“悲惨”概念——资产阶级可以在其中认出自己的世界——以及可以为资产阶级独裁的极端形式——暴力和战争——正名的唯一概念。尤其，新黑格尔主义者们的思想 关注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中所反映的那种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或是如费塞德、里凯¹⁸、依利波特或考杰夫等人一般为这个神话而感到欣喜，这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处境”的基础就是痛苦和暴力，并把殊死的斗争、求得威信的斗争——趋向新的“权力的意志”——作为解决构成人的条件所有问题的普遍性的手段。因此，他们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神话就是当代法西斯主义的主题，并因而将他们自己阶级濒死状况当作了“普遍的人类状况”。

但这种对黑格尔的利用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的唯一目的也不是杜撰出一些概念或证明来支持诸如警察、雇佣兵以及当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切冒险的主意。它还有着另一个目的：“修正马克思”。¹⁹

然而这一次，马克思却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省略（几十年一直如此）的作家了。工人阶级已经从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的思想中发现，他们需要解放自己的理论武器。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全世界数百万共产党人的思想模式，一种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政体、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以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殖民地人民中取得了胜利的思想模式。在这种思想模式中，马克思主义与关于历史物质内容的真正知识一起，成为发展了的辩证法的“理性”方面。而关于历史物质内容的知识——不管在科学还是与其不可分割的事件当中——正是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和即将解放全人类的工人阶级的胜利。面对这种全面攻击，资产阶级在其最后的战斗中已经没有什么有力的武器了。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哲学家，像他们的主子和官员那样变成了哲学上的“好战分子”：他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者——年迈的最好——身上尝试着所谓的声东击西的战术，即使这一招不能“奏效”，其警察力量也会在镇压工人运动上取得成功。我的用词可能有些过头，但并没有言过其实。当前的最大问题也即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文学家最关注的问题是：“既然共产党是错的，那么事实应该怎样？既然共产党是错的，马克思又该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为了更有力地抨击对手而编造出来的事实和结果。这使我想起1948年矿工罢工时期发生在Nord的声名狼藉的火车出轨事件。其中有着同样的证明逻辑：“（既然已经使得军队和子弹都被动用了——这一节我们呆会再说），那么罢工者就一定是罪犯——既然他们是罪犯，那么例如火车出轨这样的事情也就是一定是他们干的。他们没干？好吧，那就让我们来替他们干吧。”同样，人们也就是这样编造着既然马克思如何如何的谎言。我们资产阶级哲学家的黑格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必须明白无误地表达出真正的马克思所赞成的观点：（1）共产党是错的；（2）在对待垄断资产阶级的方式是正确的——并且继续从事着它的暴力政治。

于是，黑格尔成了人类和上帝共同的父亲，也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父亲——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父亲。并且显然，是马克思误解了他。马克思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绕开黑格尔。但事实上这种回避并不成功。他的真理在黑格尔那里；他和黑格尔一样是个唯心论者；他只不过是把人们必须承认的经济内容整合成了观念的运动——那么，我们姑且就承认吧……但事实上马克思只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想把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念付诸于现实，最终也不过是将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工具”²⁰（这里重唱的老调恰好附和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说教：可怜的无产阶级是被这个乌托邦以及它残酷的继承者们“欺骗”、“误导”和“剥削”了！）马克思将这种乌托邦理想掷入阶级斗争当中，并以科学的名义许诺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但是被误导的无产阶级却没有在这些斗争中发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现实途径；他们只发现了真实的、普遍的人的状况：即早已在黑格尔那里读到过的暴力的悲惨本质和向死的斗争——这种暴力的悲惨本质和向死的斗争与在罢工工人、激进的和平主义分子以及朝鲜人民之后、被资产阶级证明为再平常不过的人的状况紧密相联！——以至于法西斯主义也只不过是这种密切联系的众多表现形式中的一种，一种毕竟比其他形式更接近完美的表现……

对于这场资产阶级发起的黑格尔复兴运动，我还要再说最后一点。资产阶级哲学在黑格尔中所“发现”的主题，“恰好”就是资产阶级在它绝望的挣扎中所需要的、用来装备和消除人们意识的神话。1931年，格罗克纳曾说，要“回到”黑格尔，关键是康德。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也就是他所能承认的那一部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黑格尔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用来攻击马克思的问题。这场盛大的“回到黑格尔”的运动也仅仅是在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即将转向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形式下抵抗马克思的一个绝望的企图罢了。

（本文1950年11月20日初次发表于《新批评》）

*见Brunschivgs，尤其是《哲学意识的进步》，第一卷，第396页及以下。

*这种对黑格尔的抗拒在Haym的著作中尤为明显，他指责黑格尔哲学是毫无理性且反动的，并提出了一种自由的、新康德主义哲学来反对它。[Rudolf Haym，《黑格尔和他的时代》，柏林，1857]。

*他们寻求——虽然这种努力有时令人很失望——用一种他们正在批判的哲学语言来矫饰他们的这种倒退和放弃：这样，尽管反动的帝国主义哲学，不管是柏格森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或是生活哲学（见狄尔泰的著作）与自由根本势不两立，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与康德哲学自由的、理性的普遍体系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它毋宁说是存在于权力和生活的盲目滥用当中，或不过是他们的替代品。

*卢卡奇在他的《青年黑格尔》（德语）一书中发现了这个秘密。[阿尔都塞似乎参加了卢卡奇1949年1月29号在索尔邦大学举办的题为“黑格尔研究中的新问题”的讲座。巴黎高师散发的一份打印的演讲记录，可能为阿尔都塞所写。]

a阿尔都塞将其译为“真实的有机体的不幸”。

1阿尔都塞这篇文章打印稿的标题为“黑格尔、马克思和依利波特以及学术界最近的修正主义话语”。下面这段开场白并没有发表在《新批评》上：“这篇文章的对象首先是哲学系的学生，共产党员以及有着类似思想的非共产党员。我们打算以对M·依利波特著作的讨论为线索，来处理黑格尔的幽灵与法国资产阶级哲学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希望表明：（1）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的发现和再发现是与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2）；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抹杀黑格尔的真正历史意义，利用黑格尔哲学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3）这种抹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修正和“超越”，是企图把知识分子的视线从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转移到为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上来；（4）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黑格尔的问题‘早就已经解决了’”。

2见《马克思和黑格尔》，巴黎Librairie Marcel Riviere et Cie出版社，1955年版[“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和哲学前提”，见让·依利波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约翰·奥尼尔译，Basic Books出版社，纽约&伦敦，1969年版，pp.126-149]。

3 A·日丹诺夫，《关于哲学的历史》,1947年11月23日发表在《欧洲》上[《关于哲学》，见日丹诺夫《关于文学、音乐和哲学》，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50年版，pp.76-112]。

4奥古斯特·维拉，阿尔都塞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出版了一部《百科全书》的法文版，也是《黑格尔学说与哲学》（巴黎，1863年）的作者之一。

5饶勒斯的拉丁文论文发表于1892年。已被译成法文：《路德、康德、费西特和黑格尔之德国社会主义开端》,巴黎Maspero出版社1960年版。吕西安·海尔为《大百科全书》（巴黎，1885-1902年）写了关于黑格尔的文章，Vo1.29，pp.997往下。查理斯·安德勒是《精神现象学的知识基础》(刊登于1931年的《形而上学与精神期刊》)的作者。

6《黑格尔哲学意识的厄运》，巴黎Rieder出版社1929年版。

7亨利·尼尔《黑格尔哲学中的媒介》，巴黎Aubier出版社1945年版。亚历山大·考杰夫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黑格尔、马克思和基督教批判》，nos3-4，1946年8&9月号。

8天主教神学家盖斯顿·费塞德对黑格尔的著作非常熟悉，他是《法国正在失去自由》（1946年《基督教见证》社论）的作者。对这本反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考杰夫从其方面出发，写了一篇尖锐的批判性评论，他说，“作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法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他是如此渴望达成这个心愿的话”（《批判》，nos3-4，1946年8&9月号，308页）。同时，尊敬的费塞德神父的很多文章也发表在天主教评论杂志《研究》，其中《共产主义有历史感吗?》(1948年2月)和《进步基督徒的基督教》(1949年1月)是对“进步基督教联盟”的激烈抨击，尤其针对安德鲁·曼德茨，也包括对《精神》杂志。一份写有很多批注的第二篇文章的复印件在阿尔都塞的藏书中被发现；在这份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下面这段被阿尔都塞加了边注的文字：“黑格尔-马克思和圣伊格内修斯！”“为了理顺慕尼尔混乱的注释，我明确提到了圣伊格内修斯的‘精神操练’，尤其是他著名的‘神职人员思考准则’。”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表现出这本书所内含的行为技巧，事实上，它的历史辩证法决不次于马克思、甚至黑格尔的辩证法。

9见《致让·拉苦劳瓦的信》。

1⁰ “小逻辑”是《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它与“大逻辑”，即《逻辑学》相对。

1¹第二版（1873）的刊后语，见《资本论》第一卷，本·福克斯译，哈蒙德斯沃斯Penguin/NLRedn出版社，1976年，103页。

1²见《第一次黑格尔研讨会讨论》，图宾根，1931年。

1³见威廉姆·狄尔泰《青年黑格尔》（柏林，1905年）和阿尔都塞详细批注的《人文科学研究导论》(巴黎Universitaiires de France出版社1942年版)第一卷；西奥多·海尔因：《黑格尔的意志和著作》（莱比锡&柏林，1929-1938），《赫尔德林和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图宾根，1943）；理查德·克罗纳：《从康德到黑格尔》（图宾根，1921-1924）；荷曼·格劳克纳：《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图宾根，1924），《黑格尔》（斯图加特，1929-1940）。

1⁴在阿尔都塞的藏书中还发现了他的朋友雅克·马丁（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就是献给他的）的高等研究资格论文《论黑格尔哲学中的“个体”概念》，文中对这种假想的黑格尔哲学发展方式的“最初直觉”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丁也不同意让瓦尔和狄尔泰对黑格尔的解释。

1⁵法文版可见弗里德里希·梅因耐克的《现代社会中国家理性的理想》（德霍茨，1973）。

1⁶在为准备这篇文章所写的读书笔记中，阿尔都塞对雷蒙德·艾伦和盖斯顿·费塞德进行了系统的联系比较。1949年1月的《研究》收入了盖斯顿·费塞德为雷蒙德·艾伦的《分歧》一书所写的赞扬性文章。

1⁷见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安莉特·茱林和约瑟夫·欧梅利译，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pp.22-23。

1⁸见米歇尔·里奎特神父《面对无神论的基督徒》，巴黎Spes出版社1950年。这是一个包含“巴黎圣母院会谈”在内的文集。阿尔都塞对题为《无神论的科学借口》和《马克思主义，无神的宗教》的演讲做了详细批注。1950年6月的《新批评》杂志收入了弗朗西斯·科恩所写的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尊敬的里凯神父、资本主义的神学和最后阶段》。

1⁹见依利波特《马克思、黑格尔研究》，165页。

2⁰见依利波特《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马克思、黑格尔研究》pp.140页始[《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概念的批判》，见依利波特《马克思、黑格尔研究》pp106-125]。“那么，什么是实现这个最终将消除异化的概念——马克思一再重复但却没有详细描述的社会人——的工具呢？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经历了这种人类条件的极端矛盾的主体，因而只有他们才能永久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排除在思维层面上的意义，这样一种超拔的解决方案在历史层面上有可能达到吗？作为问题存在的人类条件是否真的有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