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对董仲舒的批评,主要是从学术(儒学)角度进行的。所以他也声明,董仲舒“有他的努力,他的学问,也有他人格的优点,并不能一概抹煞”;“但是单就学识这方面而言,若就儒家思想的本原来说,董仲舒就很有问题了”。
方先生认为,董仲舒对《尚书》只是一知半解,“他只接触到‘五行’之说,对于‘皇建有其极’的‘皇极’,那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而对于孔子及其弟子研究最有心得的儒家根本经典《周易》,“他根本不了解”。
“所以,当他(董仲舒)面对年轻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提出很多颇有分量的哲学问题时,就显得穷于应付,而答非所问了。”
例如,在“天人策问”中,“(董仲舒)只好拿《尚书》中的门面话来敷衍,并且杜撰了一句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周先生指出,“就凭这句话,我们知道董仲舒对《尚书》是外行,《周易》是外行,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演进的大势,也全然是外行”。
最终,“(董仲舒)也只有打着‘公羊家历史哲学’的招牌,来大谈所谓‘灾异’了!就拿这个‘灾异’来吓唬汉武帝,来掩饰他的不学。”周先生说,“像他这样一个儒家,正如同战国时代的杂学,以无本之学,虚词搪塞,以悦君主而充博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