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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个女性的生命中都少不了一个或几个好闺蜜吧，真正的好闺蜜，是那些经得住这些俗事考验的，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不论经历怎样的风雨都能相互祝福的朋友。 鉴湖女侠秋瑾以革命志士和女权先驱而名垂史册，她和闺蜜之间的情谊显示出了民国才女们特有的侠骨柔情。 唐群英（1871-1937） 秋瑾嫁到湖南湘乡的王家以后，与比自己大6岁的唐群英毗邻而居。 两个女子一样的文武双全、任侠尚气，一样的性格豪放，有男士风度，自然往来密切，很快成为莫逆之交。她们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评论时政，诗谈论剑。她们的革命思想、文学才华与女侠豪情，无不深深地影响着彼此。 不久唐群英的丈夫不幸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她居然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要知道，她的夫家可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家族，而她的行为无疑毁掉了曾、唐两家的名誉，如无非常之勇气如何做得出这等壮举？而这对于正处在无爱婚姻中抑郁苦闷的秋瑾又将是多么大的震动！ 1904年，两人相约一同东渡日本求学，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分别数年的她们再次相聚成为同学，共同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一同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先驱中的一对姊妹花，被后人称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葛兰英（1865-1943） 葛兰英也出身当地豪门，她的婚姻生活与秋瑾十分相似，又是一个玲珑才女遇到纨绔子弟的故事，但她的性格似乎并不像唐、秋两位那么激烈，虽然也时常跟她们一起畅谈社会民生、阔论家国天下，但总体上还是一位贤妻良母。 然而在秋瑾就义七年后，她就如同当年秋瑾慷慨离家远赴日本求学那样，毅然卖掉陪嫁的首饰，带着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外孙女刘昂，一道进入湘乡县城求学。这一切只因丈夫竟然为了五百银元，要把亲生女儿卖给一个财主做童养媳。 当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不让她报名，她便到县衙去告状。在公堂上，她宣布改名为葛健豪，并向围观的人解释道：“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县官被眼前这位年近半百、已经做了祖母的妇人震惊住了，在呈文上批“奇志可嘉”四个字，令学校破格录取。于是她与儿子成为同班同学。一时间，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的奇妇人，被传为佳话。 十余年后的1919年，已经54岁的葛健豪又一次迈开她那双被缠过的小脚，带着儿子、儿媳（向警予）、女儿，踏上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成为年龄最大的留学生，声名传遍整个湖南乃至中国学界。 吴芝瑛（1867-1933） 1902年，随着捐官的丈夫前往北京生活是秋瑾一生的转折点，如果她始终囿居湖南湘潭，可能只会是一位留下众多凄婉闺怨诗作的才女淑媛而已。但新结识的近邻吴芝瑛为她打开了一扇窥见新世界的窗。 吴芝瑛是晚清桐城派大家、教育家吴汝纶的堂侄女，自幼博览群书，以诗文书法誉满京师。其夫廉泉为无锡名士，曾参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并开设文明书局出售新学书刊。 秋瑾正是在吴家才有机会看到许多进步书刊，得以了解国内外新闻和局势。也正是在吴芝瑛的引介下，秋瑾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当世名流贤达。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秋瑾才知道吴芝瑛的，但当时的人们却都是通过吴之芝瑛才知晓秋瑾之名的。 随着眼界的日渐开阔，秋瑾逐渐从闺中怨妇蜕变为追求女权的斗士，与庸懦守旧的丈夫的关系自然也随之更加恶劣，倍感孤独心伤，幸有知己姐妹可以诗酒唱和、倾诉心曲，才得以略减心头愁闷。后来秋瑾前往日本留学也多赖吴芝瑛的资助与斡旋。 1907年，秋瑾起义失败于绍兴被害，清廷明令不许为革命党收尸，否则以同党罪论。吴芝瑛闻讯，悲痛欲绝，当即与徐自华一起冒死为秋瑾敛骨安葬。她在家中建“悲秋阁”纪念亡妹，并屡次公开发表文章鸣冤叫屈。此事触怒清廷，不但平毁秋瑾墓，而且下令辑拿吴、徐二人。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才未敢贸然加害二女士。 陈撷芬（1883-1923） 陈撷芬16岁便创办了《女报》，是我国最早的女主编，她宣传女学、呼吁女权，甚至鼓吹女子革命，真可谓言出中国女性从未言之言，遥遥走在时代前列。 就在1896年陈撷芬协助父亲在上海创办后来影响巨大的《苏报》的这一年，年秋瑾刚刚踏进婚姻的牢笼。后来秋瑾来到北京，读到的许多进步报刊里便有陈撷芬主编的《女报》。 正是在这些振聋发聩之文的召唤下，秋瑾才勇决地冲破牢笼，不顾一切地远赴东瀛求学。所以当秋瑾在日本见到这位比她小数岁的小妹妹时，是发自内心地敬佩的，心悦诚服地推举她为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的会长。 然而谁也料不到，这位在女界声名远播，被时人称作“唤起同胞一半人”的新女性并未唤醒自己。为了解决家中日渐窘迫的生计问题，她竟然准备依从父命嫁给一个广东商人为妾，秋瑾多次劝她抗争，她却回答：“父命难违”。共爱会的宗旨便是为女子之权益而呼吁，现在她们的堂堂会长却要与人为妾，这叫全体会员们情何以堪？最后在大家的集体干预下，此事才不了了之。但她后来结婚后，却仍回到了恪守妇道的传统上，除了相夫教子外，再无其他社会活动。后来更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失去丈夫宠爱，致使抑郁而亡。 虽然她后来的悲剧命运，早早牺牲的秋瑾不可能看到了，但她当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无疑使秋瑾受到了强烈刺激。这也许是她后来不遗余力倡导女权的动力之一吧，不仅仅是对好姐妹的哀叹，更是对天下所有受了千年束缚的女子的悲悯。 徐自华(1873-1935) 在秋瑾的众多闺蜜中，徐自华大概是相识最晚的一位，却是感情却深挚的一位。1906年，秋瑾经人介绍至浙江浔溪女学任教，与校长徐自华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秋瑾的介绍下，徐自华年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她走出闺阁，变卖首饰资助秋瑾筹办《中国女报》，多方奔走支持秋瑾革命。 1907年浙皖起义前，秋瑾特意绕道徐家与她话别。此时徐家已衰落，徐自华寡居后，独自养育一对儿女，经济实为拮据，但听到起义经费筹集困难，立即将自己的积蓄和首饰约合黄金三十两倾囊交付。秋瑾十分感动，褪下腕上翡翠玉镯一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两人相约死后“埋骨西泠”。 不久，秋瑾在绍兴遇难，此时徐自华刚刚经历丧女之痛，闻知噩耗更是雪上加霜。她强咽悲痛，冒风雪渡江去绍兴，与吴芝瑛一同将秋瑾灵柩迁出并护送至杭州，觅地安葬于西泠桥畔。并写下《哭鉴湖女侠》、《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士文》等诗文，指斥清廷，悼念亡友，引起清廷忌恨，次年九月，清廷御史常徽奏请削平秋墓，并参奏主事者徐自华、吴芝瑛为同党，下令通缉。 辛亥革命后，徐自华在杭州再次募资重建秋瑾墓，期间曲折，自不待言。经过半年多的呼吁奔走，终于将秋瑾灵柩从湖南运回，第二次被安葬在青山绿水环绕的西泠桥畔。她还与数十位仁人志士组织秋社，创建鉴湖女侠祠，常年作诗写文纪念秋瑾。 1913年春，她按照孙中山的建议到上海接办竞雄女校。这所学校以秋瑾的字“竞雄”命名，当然是为纪念秋瑾而创。她执掌该校16年之久，期间她聘请社会名流到校执教，并将小学扩充为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也从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几百人，使学校声誉远播。 1927年，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大学毕业，她便把竞雄女校交给她接管，并将秋瑾当年所赠玉镯交还给她，并嘱之曰：“子其宝之，见钏尤见汝母也。” 1935，为秋瑾扫墓终生的徐自华病逝于西湖秋社，葬于西湖孤山北麓，与秋墓遥遥相望。一对好闺蜜生死相伴，始终不渝。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秋瑾短暂一生却有如此众多才华横溢、品格高洁的闺蜜，何其有幸！然又何尝不是她自身的人格魅力所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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