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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哥” 在我们湖北，很多人说别人“苕”，就意味着这人愚钝、愣，但我所说的“苕”哥压根儿就不这样！ “苕”哥是我大叔家的大儿子，他家共四个孩子。“苕”姐是老大，“苕”哥是老二，其手下还有两个“苕”弟。 “苕”哥出生于1975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出生于1982年，他大我7岁光景。那时候，整片农村家庭都穷得叮咚响。悉心劳作一年的粮食都大半上缴了公社。只有山洞里的那十几担红苕还能安然的躺在那儿！所以，如果想吃大白米饭的话，还真难，基本上都是苕多米少！ 印象中，“苕”哥上初中的时候，肩上总扛着一大蛇皮袋红苕去学校。一身单薄而破旧的衣裤，一双解放鞋踩在泥土路上溅起颗颗尘土。在那一个个寒风呼啸的日子里显得那么的寒碜、令人心疼！ 倘若被母亲遇着了，会对“苕”哥打击一番：“高峰，你扛这么多米能吃上个把月吧？” “苕”哥便会露出他那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大笑道：“高头母哎，我这扛的是苕啊！我家哪里还有米我扛哟！这一蛇皮袋苕能供我吃半月就不错了。我肚子不晓得为咪（为什么）这么大，能吃，还容易饿，一日到黑好像都讨不到个饱肚子……”（我说的高头母是指大妈，我屋地形偏高，所以都称母亲为“高头母”、父亲为“高头爷”）“苕”哥就这么一路回应母亲，并一路不时地扭转头望向我们。 其实，母亲晓得那蛇皮袋里装的是苕，更晓得“苕”哥说肚子饿的原因。一个正长身体的孩子缺米少油的，肚子能不空么？可母亲仍要对“苕”哥说玩笑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受打击才能有出息！ 等“苕”哥的背影渐渐远去，母亲才叹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总要能考上大学啊，吃了几多苦头了啊！” 日子就像家门前小溪里的水，缓缓地、无声地流走了。转眼又到了“苕”哥放假回家的时候了。 某日中午，“苕”弟来我家玩，一进门就嚷：“高头母哎，我母今日打了新谷米，有白饭吃了呢！”这家伙高兴得合不拢嘴。 母亲吓唬他：“你尽乱嚷，你母明日又得去缴粮，你家的公粮还没缴够的晓得不？以后少说你母打了新谷米！” “苕”弟被母亲吓得眼睛直眨巴：“我母说今日我哥回来的，这次要让他带几升米去学校的呢！” 果真，这天“苕”哥放假回家了，他每次回来也都不串门，宅在家里看书、记英语单词，等他返校那天才能又一次见到他肩上扛着一蛇皮袋东西。又是一身破旧衣裤，一双解放鞋踩在泥土路上溅起颗颗尘土！是那么令人心疼！ 母亲便又隔远了招呼着“苕”哥：“高峰哎，这次总带上新谷米了吧？” “苕”哥又扭转头来，露出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回应母亲：“高头母哎，家里的新谷米还不够家里人吃十天半个月的，弟弟们正是长个的时候，要吃些白米饭好呢。我反正是这么高了，也吃惯了苕。这次不瞒你说哟，连苕皮都没让我母削，舍不得，只削去了一头一尾哟！” “苕”哥答：“有黄豆咯，黄豆只需放点盐就可以嘛，它本身是含油的嘛，高头母，我们吃惯苕的，还倒不太喜欢吃菜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似乎在我们整个小村落里回荡！ 的确，大叔家人多口阔，大叔行医，四个孩子读书，家里所有的农活全靠婶婶一人操持，经常在漆黑的夜晚听到黄牛脖子上的铃铛声。父母亲便叹口气说：“这女汉子终于晓得收工了！”也常在夜深人静时，听到婶婶长长的、深深的来一声：“哎——嗬！”或是等我和母亲大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她又来一声：“哎——嗬！”这长长的一声，似乎划破了夜空的宁静。母亲这时也跟着叹一声：“你婶这女汉子，真够累了！” “苕”哥不负众望，时刻记住老祖宗的话——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他毕业于武大，又去攻博，完成学业后和医学硕士生的嫂子结婚生子。 我记得“苕”哥结婚那天，他夫妻二人自己写对联贴上，对联上的内容我倒忘了，嫂子没穿婚纱，没化妆，一件并不时髦的大红棉袄、一条黑西裤，脚上一双棉布鞋（什么颜色？忘了）“苕”哥着一身西装，也并不是价钱高的那种，但看上去远胜于那些腹中空空的富人子弟。 在那简陋的土坯房里，一盆烧得正旺的碳火映红了嫂子白净的脸。“苕”哥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 这几年常听父亲说“苕”哥一向很低调，湖北党校是他的家，他为人民办了好些暖心窝子的事儿，“苕”哥低调，嫂子也低调，这些我都晓得的。前年春节见过他夫妻二人，仍是着普通衣服，笑容可掬。到现在也没见他开车回。只是买了房，定居于武汉。一大家子聚一起，“苕”哥总向我们嘘寒问暖，却从未提及有关他自己的事儿！ “苕”哥，吃苕长大的堂哥，为我们董家山人争了光。从前的我很害怕提到“土坯房”，我怕别人瞧不起我，可现在不怕了，原因很简单——土坯房能出人才。“苕”哥就是第一个，后面还有更多的“苕”孩子，就不一一举例了。 庚子年春节，我与“苕”哥等人都没回家过年，但心里一直惦念着家乡，愿辛丑牛年里，大家都牛气冲天，能与“苕”哥一起重温旧梦！ 
柯秀芳，阳新县人，深圳市亚鹰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爱好阅读、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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