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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有书星海一尘 · 主播 | 阿成   有书君说   时运不济运多舛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时髦而又风韵十足，弥漫着丰盛的烟火之气。 但此处的繁华，并不被全部人群所感知。除西装笔挺、皮鞋油亮的绅士外，还有很多为生计奔走操劳的人们。 有一些人更惨，他们背井离乡，只身来到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却连个糊口的职业都找不到。 凄风冷雨中，一个瘦小而又年轻的身影伫立在黄浦江畔。 心怀怅恨忧思，眼望滔滔江水，仿佛顷刻翻涌的波浪，就即将成为他二十来年旅程的终点。 一滴滴淅淅沥沥的雨水，就像一颗颗冰冷的嘲讽，隔着肌肤，敲打着他百感交集的内心。 然而，雨水最终没有浇灭他胸中澎湃的火焰，他捏紧拳头告诉自己：
那一刻，只要他没挺过去，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就会痛失一位殿堂级的大师。 这个失意落魄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在课本里陪伴了我们青春的徐悲鸿。 徐悲鸿生于1895年，那一年，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生在一个饱经忧患的时代，家境也略微贫寒，所幸父亲是个文化人，很注重教育，因此少年徐悲鸿也拥有一定的诗书与绘画功底。 21岁时，徐悲鸿已去过上海三次发展，并且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头所描绘的一幕，就发生在他第三次上海之旅中。 在家乡亲友的帮助下，他又鼓起勇气，第四次来到上海，并且和一位生意人唐先生住在一起。 某一天，一位来找唐先生的陌生人敲开了房门。 由于唐先生当时不在，陌生人便在客厅里徘徊等待。突然，他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幅画怔住了：
徐悲鸿听了，苦笑着说：“哪里是出自画家之手，就是我画的罢了。” 这时候，陌生人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如此年轻就有这等技艺，难得难得。” 徐悲鸿并不知道，这一句由衷的夸赞，将成为他命运转折的新起点。  学贯中西成名家 事后唐先生告诉他，这位访客叫黄振之，是一位有名的收藏家。 在听说徐悲鸿的处境后，他表示愿意资助这位青年艺术家。 在黄振之的帮助下，徐悲鸿昂首阔步走入了上海的艺术圈。 没多久，他就考入了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并且结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以及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等绘画名流。 在他们的指导与熏陶下，徐悲鸿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同时也让自己认识到：传统国画的技法与思维，已经跟世界主流美术脱节。 后来，他认识了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化大咖，就是跟梁启超一起倡导变法救国的康有为。 康有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非常推崇吴道子、阎立本等人的写实绘画风格，以至于这种思维也深刻影响了徐悲鸿。 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还东渡日本，接触了大量珍贵的日本绘画艺术作品，更加打开了自己的国际视野。 回国之后，徐悲鸿又接触了蔡元培、鲁迅等文化旗手，开始拥抱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 短短几年间，一个外向的年轻人，在上海和东京等地游历学习，接触的是中国最顶级的文化朋友圈，沐浴的是最前卫的艺术思潮，又怎能不激发出更加远大的理想呢？ 1919年，二十六岁的徐悲鸿远渡重洋，来到法国留学。 在西欧这个世界艺术的殿堂里，徐悲鸿不仅从弗拉芒格、达仰等名家那里学习到很多艺术理念，还孜孜不倦地持续绘画基本功的训练。 每逢周末，他不是去观摩各地的画展，就是泡在动物园里。一边看着飞禽走兽的肢体和动态，一边在画板上进行记录。 某一天，一位养马人看到他的作品后，连连赞叹：“先生，您画的马真是太好了。” 看过徐悲鸿作品《八骏图》的人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堪称一绝。 但这养马人是纯粹的外行，所以他口中的好，并不是说徐悲鸿技艺如何高超，而是指作品的逼真程度很高。 这一切，都得益于徐悲鸿每一个周末在动物园的观察和积累。 更重要的是，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的思想深深注入了徐悲鸿的灵魂，就如同康有为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一样。 这些印记，都导致徐悲鸿对当时西方热门的现代派风格嗤之以鼻，专心研究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绘画技法。 二十八岁时，徐悲鸿的作品《老妇》成功入选法国国家艺术沙龙，他本人也俨然成为欧洲一流的画家。 未到而立之年，已是名扬天下。这样的徐悲鸿如果学成归国，将会为中国美术界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事实上，归国之后的徐悲鸿，不知道自己即将遭遇两极分化的舆论评价。 
众说纷纭争议起 评价任何艺术家，我们都绕不开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定位。 从历史定位角度讲，徐悲鸿无疑担得起“继往开来”四个大字。 在他这代人之前，中国画就跟曾经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一样，走入了固步自封的怪圈。 而徐悲鸿归国之后，带来了西方的古典主义风格和写实技法，让中国画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而且，徐悲鸿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还是一位划时代的美术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积极投身祖国美术教育事业。 在物质条件艰苦、精神文化封闭的背景下，徐悲鸿顶住压力，规范了美院的学习思路，并大力引进西画透视解剖的课程与体系。 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耕耘，徐悲鸿奠定了全面精细的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一经确立，便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时至今日，无数美术考生依然朝着这个体系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 但从艺术成就而言，徐悲鸿却远远没有毕加索、梵高等人那么高的认可度，甚至还不如同时期的张大千和齐白石。 在很多人看来，徐悲鸿是北洋政府资助的留法高材生，理应把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现代派和后印象派带回国内，而不是抱着古典主义的老黄历交差了事。 换言之，国内艺术界希望得到国际最前沿的知识，而不是上个时代的产物，哪怕国内现在还达不到西方上个时代的水平。 遗憾的是，徐悲鸿出于个人的艺术执着，并没有传播时髦的现代派画风。 而且就他本人的画风而言，他也完全没有融入这些风格，依然像百年前的欧洲画家一样，很写实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得，这就落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尴尬之处就在于，他既没有融会贯通西方最前卫的绘画技巧，同时也没有像齐白石那样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过度的现实感和写实主义追求让徐悲鸿的作品显得多了一丝匠气，少了一份灵性。 对此，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这样评价道：
不过，正是因为徐悲鸿怀揣强烈的现实感，才让他活成了那个时代最倔强闪烁的艺术传奇。 
傲霜斗雪中国心 想必大家都听过徐悲鸿的一句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1930年，徐悲鸿创作了大型布面油画《田横五百士》。 田横是齐国贵族的后裔，为了反抗秦始皇的暴政，他毅然率部揭竿而起。 刘邦称帝后，要对民间武装力量进行招安，但这并非田横内心所求。 无奈之下，田横决定离开故土。临别之际，手下五百壮士饱含热泪，一齐为昔日的带头大哥饯行。 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日本还未进行全面侵华，所以徐悲鸿的创作目的，就是敲打那些面对国民党威逼利诱而倒戈的投降派。 自打出生开始，徐悲鸿就注定和“家国天下”四个字结缘。 少年时期，他钻研国画，学习古人的笔法；青年时期，他游学欧洲，博览西方艺术的精品； 中年时期，他目睹山河破败，民不聊生的现状，已然下定决心：要当一位扎根人民的艺术家。 1940年，历经海上四十余日的漂泊，徐悲鸿终于登陆印度，见到了邀请他的大诗人泰戈尔。 在客居他乡期间，徐悲鸿远望东方那个沦陷在战火中的祖国，奋力创作了著名的作品《愚公移山》。 愚公，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 当西方人习惯于祷告上帝，把命运交付给神秘因素时，遥远的华夏祖先已经悟透了克服困难的真谛。 1949年后，徐悲鸿一边积极建设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一边创造了很多歌颂劳动人民的画作。 百废待兴的时代，深深激发出徐悲鸿为美好明天而拼搏的动力。 1953年，徐悲鸿因脑溢血而去世。他的所有收藏与作品，都按照他的遗愿捐献给国家。 生前，徐悲鸿曾感叹道：“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个一意孤行的身影，毫不犹豫地扎进了国家和人民的怀抱，从此凝结成一座继往开来的丰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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