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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笔名白苇 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文理学院、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承办的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暨“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7日至18日在鲁迅故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市顺利举行。来自日本、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香港与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盛行，几乎消解了一切经典，却始终无法消解鲁迅的现实语境，鲁迅研究学界日益加强了对鲁迅本身所包孕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关注，特别在国际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历史场域中，如何深入探讨鲁迅的多维文化构成及其精神与艺术的渊源，来解开鲁迅的世纪之谜；或者说，从不同的文化视野来透视鲁迅，特别是探讨与研究不同的文化血脉在鲁迅的心灵中相互激荡、碰撞、交流、沟通、融合与创新的过程；即所谓的“跨文化对话”便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主题。 张梦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题为《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东亚鲁迅”》的论文中梳理了东亚中国、日本、韩国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的历史，虽然它们存在各自的特点，但是所形成的“东亚鲁迅”又具有许多的共同性：如以“抗拒为奴”的抵抗为根基，而这一根基的形成又是以“个”的思想、“个的自觉”为前提的。因而“东亚鲁迅”成为了“东亚地区人性发展的标尺与楷模”。 王晓初（绍兴文理学院）的《“原鲁迅”：在双重传承与双重超越中的跨文化》则从（日本）伊藤虎丸所提出的“原鲁迅”概念切入鲁迅早期的精神结构。认为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的“原鲁迅”的确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原型，但是这一“原鲁迅”并不仅仅是鲁迅留学日本，特别是1906年从仙台来到东京与西方近代相遇而形成的。因为鲁迅早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便已经与西方近代相遇，因而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这一“西方”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不断择取又不断扬弃、充满多重内涵与复杂向度的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始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展开的，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涌流着的争取人的解放、反抗专制和精神奴役的思想暗流构成了鲁迅“个”的思想的中国“固有文化血脉”。所以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接受西方（文化）与否定固有（文化）传统的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中西跨文化的对话、交流、否定与融合的过程。正是在他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承传与双重超越中，才形成了‘原鲁迅’的独特的个性、内涵、价值与意义。” 对于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对鲁迅来说，主要是通过阅读、翻译，乃至介绍西方文化（文学）作品来实现的。因而过去被鲁迅研究界相对忽略的鲁迅的译介问题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的译介意识》中指出鲁迅的翻译与创作是互动的，而且翻译常常重于创作。鲁迅的译介除了引进新鲜的思想、表达方式和回答现实的挑战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换自己身上的血，将杂质剔除，引来鲜活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交流与转换中，隐含着鲁迅自我建构的精神历程，形成了鲁迅独特的文学写作；而且还延伸到语言和心灵的层面，通过对西方文化的“硬译”来打破传统文化封闭的语言外壳，进而赢来民族文化的涅盘与新生。 顾农（扬州大学）在《鲁迅的“硬译”与周作人的“真翻译”》中比较了周氏兄弟的翻译理念与实践，虽然他们也存在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是对直译的“信”的坚守却始终是他们的基本准则。因为只有这种直译才能改造汉语，创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生存需要的现代汉语。王黎君（绍兴文理学院）则在《鲁迅林语堂翻译观比较论》中比较了鲁迅与林语堂的翻译观，认为鲁迅的直译对于丰富汉语的表现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林语堂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限定欧化语法的可能性与难度，也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他们对于中国的翻译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冯特（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鲁迅日记两次提到的德语刊物《左转》（《鲁迅全集》1981年版为《左曲》《左向》，2005年版为《左向》）的有关情况。特别指出鲁迅在日本学医，主要依靠德语，但收获却在文学（文化），尤其是他对俄国和东欧国家的文化的了解是通过德语这座“媒体”语的“桥”连接起来的。他通过德语了解的西方文化（文学）甚至超过了日语。因而德语在鲁迅跨文化的精神对话中所起到的“媒体”作用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当然就鲁迅与西方文学（文化）的对话的平台来看，往往是通过某些具体的作家作品、乃至某些审美意象、艺术方式等的接受、转化、融合与创造而具体展开的。因而跨国界、跨语际的比较研究仍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张钊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在《碎片、发狂、永远重复的梦魇——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看鲁迅与尼采在文艺上的契合》在梳理了鲁迅和尼采与现代主义文艺的复杂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与讨论了鲁迅杂文中的讽刺箴言与碎片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支离破碎的箴言，鲁迅小说中“狂人”与“疯子”形象与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以及《愉快之学》的另一个狂人形象，鲁迅《野草》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流淌的“永远重复”的梦魇的意象和心绪都达到了一种内在的契合。当然这种契合一部分是通过纵向的直接影响而实现的，更大部分则是通过现代主义文艺与现代思潮而间接实现的。这种相类似环境、类似的主体取向而产生类似的现代文艺创作是一个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的课题。 孟庆澍（河南大学）在《铁屋中的“放火者”——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精神对话》则通过鲁迅所翻译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童话中的“狭的笼”（《狭的笼》）、“古老的寺院”（《时光老人》）与鲁迅笔下的“铁屋子”意象的内在关联而揭示出他们精神结构的对话与同构性。而弥漫在他们作品中的“无望的‘放火者’”形象则展示了他们浓重的悲剧感与崇高感。最后爱罗先珂建立在泛爱哲学思想上的悲悯与鲁迅立足于复仇的牺牲则又显示出他们之间的精神差异。 还有李春林（辽宁社会科学院）对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与（法国）的纪德，陈占标（复旦大学）对鲁迅的《野草》与（日本）夏目漱石的《十夜梦》，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对鲁迅与但丁，迟蕊（沈阳大学）对鲁迅与果戈理，邹贤尧（绍兴文理学院）从叙事层面对鲁迅与外国前驱作家（果戈理、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安特莱夫、显克微支、阿尔志跋绥夫、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与（日本）河上肇，顾红亚（绍兴鲁迅纪念馆）对鲁迅的《故事新编》与（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展开了细致的比较研究。 跨文化对话不仅仅意味着中西文化的对话，它同时也意味着在中西文化内部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差异，比如中国文化又可以分为正统的主流文化与流行于各个地区的区域文化、典雅的精英文化与粗俗的民间文化等等的不同，从这些不同文化视野切入鲁迅研究，也会丰富与深化对鲁迅的理解与认识。陈越（绍兴文理学院）在《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中从鲁迅故乡的越文化的生成与生成方式中概括出“剑”-“书”文化模式，并进而探讨了鲁迅深刻复杂而充满张力的精神结构：卓然独立、充满韧性、而又饱含着强烈的内在张力。 施晓燕（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从佛学和国粹两个方面具体梳理了传统精英文化中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刘家思（绍兴文理学院）的《绍兴目连戏原型与鲁迅的主体意识》则透过从小就给鲁迅深刻濡染的绍兴民间目连戏的精神原型分析，揭示出鲁迅的救世意识、受难意识和复仇意识与绍兴民间目连戏内在的精神关联。 日本学者汤山土美子（日本成蹊大学）也对鲁迅复仇意识的代表作品《铸剑》进行了再解读，但解读的结论却与中国学者大异其趣。在《爱与复仇的新传说——从<铸剑>解读鲁迅的“性的复权”与“生之定义”》中她从眉间尺与母亲的关系读出了鲁迅“长年对母亲难述心怀的心理投影”，表达了作家在母子分离中“性的复权”；从眉间尺与黑色人联合完成的爱与复仇的壮举中则读出了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重生与复活的故事”。 不过日本鲁迅研究更鲜明地还是体现出一种注重考证、求实严谨的实证学风。日本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教授大村泉代表他们鲁迅研究课题组向会议提供的报告《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是“回忆性散文“还是小说？》对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的诸多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特别是对鲁迅留学仙台医专的解剖学笔记作了细致的解读，认为《藤野先生》一文与在仙台的鲁迅记录调查会的调查结果、鲁迅的“解剖学笔记”存在诸多不吻合的地方。因而它只能是一部以鲁迅当年在仙台为基础写作的“具有相对独特的自传风格的短篇小说”。 还有阿部兼野（日本东洋大学）的《关于藤野教授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批改》、度边襄（日本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的《“惜别照片”被弄错的真相》分别对藤野先生对鲁迅解剖学笔记的批改情况和藤野先生与鲁迅惜别的照片传播的有关情况作了细致的解读与辩证。 作为新世纪的一次专门的鲁迅研究的国际性研讨会，对于当前学界与鲁迅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或者学术的争鸣。竹潜民（宁波工程学院）在《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中对鲁迅研究界面对滚滚而来甚嚣尘上的以《甲申文化宣言》为标志的儒学第四次浪潮“集体失语”的现象作出了分析，认为鲁迅研究界的“集体失语”是因为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与现代社会悖离的，已被历史证明，因而不屑一顾。“儒家学说”从根本上不属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不能切进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现实，因而受到了民众的冷遇。王吉鹏（辽宁师范大学）在大会发言中呼应了竹潜民的观念，并进一步补充说，鲁迅研究界的“集体失语”，恐怕还与对鲁迅文化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缺乏自信有关。“儒学”、“国学”思想并不代表先进文化，它们所指导的“和谐社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是“尊卑有序”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是“伪和谐”。而鲁迅，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鲁迅的“人国”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谐社会”理论一致；鲁迅代表“下等人”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鲁迅主张打破“隔膜”，拆除“可怕的厚障壁”，有利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鲁迅期望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其和谐。鲁迅一生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奋斗。鲁迅依然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鲁迅研究界应该理直气壮地喊出：发扬鲁迅文化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同时王吉鹏还对日本学者大村泉关于《藤野先生》是一篇自传体小说的观点提出了商榷：第一，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藤野先生》是他“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的记事”。我不怀疑日本学者考证的《藤野先生》某些内容“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但这是记忆的失真，绝不是“虚构”。鲁迅编入回忆散文集，就说明它不是“虚构”的小说。第二，我上初中的时候，读了《藤野先生》这篇课文，它培植了我和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对日本人民的美好的感情。我们知道了，在我们中国东方有个岛国叫日本，它侵略过我们，使我们民族蒙羞，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他们国家的人民不幸。但我们更知道，在这个岛国，还有千千万万像藤野先生这样对中国人民友好的善良的人们。所以，说《藤野先生》是“小说”，虚构的，我感情上也通不过。第三，我要说的是，《藤野先生》所写的藤野先生对青年的温暖和关爱，以及鲁迅对这种温暖和关爱的感激和感恩之情是真的，不是虚构的。 袁盛勇（浙江师范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根据鲁迅反对“费厄泼赖”、主张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被不同的政治集团反复利用等现象提出了鲁迅思想的局限性问题。王晓初则认为对鲁迅的评价必须回到当初的历史现场和鲁迅的全人。痛打“落水狗”的口号是鲁迅目睹了许多先驱者的血而提出来的，是着眼于对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及其帮闲文人的坚决斗争。与此同时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是与“俯首甘为孺子牛”一面相呼应互补的，必须整合起来才能理解真正的鲁迅。文革中红卫兵的“横扫”与“痛打”完全剥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因而只能是对鲁迅的肢解。 在闭幕式上，中共绍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谭志桂致闭幕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福辉研究员作了总结，资深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代表众多参加会议的学者发出了建立绍兴鲁迅国际研究中心的倡议。总之，这次会议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一次盛会，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必将鲁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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