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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司马迁的人，结局很惨，比如班固。  01以千古文章而论，司马迁的《史记》是被人骂得最少的。即便爱怼人的鲁迅，遇到《史记》，也叹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但也不是没人骂。批评司马迁的人，主要在汉。以《汉书》作者班固为代表。 马、班向来为世人作比较。明代张辅言：“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 可见至明时亦有很多人将司马迁、班固作比较，并以为班固之“才”胜于司马迁。 当然，张辅不以为然。他以为司马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即司马迁善于抓重点，行文不作老太婆的裹脚布之事。五十万言说三千年事，确实是个大本事。 班固则不然。班固之《汉书》，所叙之事，不过汉初至王莽篡政时，约二百多年事，以至于八十万言。 烦省之别，一目了然。  因史书于中国来说，以“用”为主，“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历史如烟，人多事繁，不能提纲挈领，中流小事皆取，则史书一无可观，读之寡然无味。所以自来读《史记》者常能击节赞叹、热血澎湃，其他史书则逊之。 实则司马迁行文，很有创造，常有飞来之笔，项羽不为帝王、吕后亦非帝王且是女子，司马迁亦堂皇而入“本纪”，即为明证。 且司马体例，班固因循。班固很死板。 司马迁作史，是中国史家中唯一一位非作鲁迅所谓“帝王家谱”者。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虽然以利害辞锋流离天下，司马迁亦能为之作传，“亦足以明其大才”。 此类事，班固是万万不会做的。 即便班固，为司马迁作传，甚至不敢多为之文，一反叙事之详的态度，只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抄了个遍。 顺便讥讽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极刑”，意思是，司马迁懂那么多，智商超高，为何让自己身陷极刑不能自救。再推论司马迁“幽而发愤，书亦信矣”，其《报任安书》自伤悼，犹如“《小雅》巷伯之伦”。 《小雅》巷伯，乃指《诗经·小雅》中之《巷伯》，为西周寺人(宦官)孟子（不是儒家的孟子）因遭人谗毁而发泄怨愤之诗，寺人孟子所做之官，即巷伯。 也就是，班固推论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就是为了发牢骚。 这多少有些人身攻击，或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有趣处在于，班固讥刺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而班固的结局，却也恰恰如他所讥刺的那样。班固曾从窦宪北征匈奴，并有“燕然勒石”之功。 窦宪带兵击破匈奴，单于败走，窦宪追击，一直追到私渠比鞮海（今乌布苏诺尔湖），而后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这作纪的人，便是班固，当时为窦宪之中护军。班固于是大笔一挥，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
 燕然刻石勒功，为后世传颂。宋范仲淹《渔家傲·秋思》词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即指此事。 而后，班固遇到了跟司马迁一样的事，窦宪之乱后，班固亦受株连，被捕入狱，同样不能自救，死于狱中。 笑人者，亦为人笑矣。 02至于班固批评《史记》，主要认为司马迁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人和事——
即，司马迁不分是非，是非观跟圣人之是非观不同。论天下大道总是黄老思想在前、儒家六经靠后，为游侠作传则爱写奸雄，论经济则崇尚势利羞辱贫贱者。 其实此句是最胡说八道的。圣人的是非观是什么，这就说不清楚。 如果司马迁论道以黄老为主，为何孔子在“世家”传中，而老子韩非子皆在列传？《史记》体例是本纪高于世家，世家高于列传。 按班超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那么孔子该在列传中，甚至像老子和韩非子一样，跟别人合在一传。 “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实际上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也就是班固《司马迁传》中也抄过的那本书。 司马迁绝非“先黄老而后六经”。 再看司马迁《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赞》，司马迁开口即论《尚书》，列传之首篇《伯夷列传》开言即是“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 这能说是“后六经”？ “先黄老”也不对，如果司马迁果真最尊崇黄老思想，那么至少不应该把老子和韩非子、申不害三个人凑合成一篇文字——《老子韩非列传》，该来个《老子世家》才对。 司马迁《史记》中对孔子、老子的称呼，有明显不同。称孔子，则曰“至圣”，称老子，则曰“古之隐者”。 “至圣”之称，司马迁之后朝代，几为孔子“庙号”。 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先孟子，后荀子，以孟子为主。 清人王应奎《柳南文钞》说得很有意思，他以为司马迁如此推崇孔子，因为在司马迁心中，孔子非徒为鲁国一人，实天下一人也。 另外，此人还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之前的事情，一概不论，恰恰是因为孔子不道黄帝以前事。  03单单班固的这几句批评，历朝历代都有人替司马迁辩解，把班固驳得体无完肤。 元人盛如梓的说法也有另一种道理。 他倒是不驳斥班固的话，却说司马迁之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该怪汉武帝，因为汉武帝表彰儒术，罢黜百家，宜乎大治，然而穷奢极侈，海内凋敝，不如文景尚黄老清静，天下饶给。 那么为什么“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呢？ 他的解释是，汉武帝用法深刻，臣下当诛，得以货免（可以用钱赎罪）；而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家贫无钱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所以司马迁“进奸雄”，正是感叹没有如朱家之伦，以救己困。 最后一句，也有解释，“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司马迁之所以“羞贱贫”，是因为自伤自己贫穷而无以自救，所以才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见司马迁《越王勾践世家》中范蠡事件。） 总之，他说班固一点不体察司马迁的心，瞎起哄讥讽人家，太过分了——“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盛如梓为司马迁辩解的前一句实际上有点没抓住根本，后面两句倒是不错。  但无论如何，历朝历代为司马迁鸣不平的大有人在。 魏晋的傅玄，大有名头，他的谥号是“刚”，评论文学时也很“刚”。他的反对意见，是直接骂班固。《全晋文》中有载，傅玄曰：
也是三句批评，总结起来就是，班固《汉书》论国体就拍马屁说好话粉饰太平，谈教化以貌取人不看本质，述时务文字虚美不顾事实。不是作史的好材料！ 另一个版本中，除了这几句，还加了一句：
这句就比较狠了，这是指责班固的人品了。 因为班固作史，恰恰也是受父亲班彪的影响，这跟司马迁有点相似。班固作史之前，班彪已在潜心续写《史记》（不是司马迁的《史记》，乃汉史），所以班固的《汉书》，有很多部分实际上就是在班彪的基础上，要么增加，要么续写。 应该说《汉书》至少一半功劳是班彪的，但是班固一生，到死都从未说过父亲班彪的半点功劳，这就叫“遂没不言彪”。 反观司马迁，心心念念是秉承父志，忍辱修史，虽然他的很多认知跟司马谈并不一样，但总之对父亲司马谈还是推崇备至的，甚至推功于父亲。 班固骂司马迁三句，是可以反驳的，傅玄骂班固那三句，几乎无法反驳。 实际上，就连班固也是佩服司马迁的本事的，只是不直说，而是借别人之口说出来的。 他在《司马迁传》中虽然批评了几句，但依然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以刘向、扬雄的大才，尚且佩服司马迁提纲挈领、清晰理事的本事，班固自然也佩服。要知道《史记》写作时，尚用竹简，司马迁写三千多年的事情，却能理得清清楚楚，相互之间关联紧密，偏能突出重点。 这本事，简直惊世骇俗！现在即便给你电脑，这些资料也未必能理清楚。  最关键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人无完人，写史的人，本就要秉着书写事实的目的，一个人一生，好坏对错，都是交织存在的。司马迁是“不虚美，不隐恶”，有好的地方，一定写出来，有不好的地方，也写出来，这才是完整的人。汉高祖刘邦“好酒及色”，但一点也不影响他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自《史记》之后的史书，能做到这一点的，几乎没有。 班固其实也是不得已，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正撰《汉书》的时候，却被人告发“私修国史”，班固立即被下狱，命都快保不住了，弟弟班超为他伸冤，这才保住了命。而后是汉明帝让班固作史。 也就是说，班固作史，是奉王命的，目的是彰显“汉德”，这就不允许他“不隐恶”。 班固没顶住这压力。 汉明帝甚至与班固、贾逵、郗萌等人讨论过司马迁，主要针对司马迁所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班固第一个表示，司马迁对秦的评价不对，因为司马迁没有说出秦灭亡的必然性。 同时，皇帝问到关于司马迁写《今上本纪》（指汉武帝本纪）而引起汉武帝大怒毁削文章的事情，班固等表示司马迁随意讨论帝王是非，不是好人。 以此而观，傅玄所谓班固“饰主阙而抑忠臣”，是一点也不错的。 班固做不到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干脆三缄其口，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但这与刘向、杨雄等所谓的“实录”，就差得远了。 后世从汉到清再到鲁迅钱锺书，全为司马迁说话，就不难理解了。连韩愈都认为司马迁之文为汉之最；柳宗元甚至认为“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李太白、苏东坡莫不仰之若神，司马迁之伟，岂是班固三句批评能掩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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