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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高参88 2021-08-16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位于茂名北路西侧,南京西路南侧,威海路北侧。静安别墅拥有新里住宅200幢,是全市最大的一条新式里弄之一。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静安别墅始建于民国15年(1926年),四明村始建于民国17年。当时境域大部分属公共租界西区,东面毗邻繁华的租界中心地段(今南京东路),但又能避开其喧嚣;北面的苏州河隔离了浜北的贫穷与战乱的侵扰;南面与环境幽静的法租界衔接。其时,境内道路交通已基本形成现时的格局。为此,境内陆域成了城市生活居住的理想之地。当时多数有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因旧式里弄住宅已不敷他们物质与人文的需求,并与他们的经济水平不相适应。而花园住宅则过于昂贵。且境内尚有较多的空地有待开发,高额盈利也强烈地吸引一些私人园地和它用之地占有者纷纷投入房地产业,加之民族经济正获得发展的时机,诸多因素的综合促成新式里弄应运而生。到30年代中后期,由于租界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大量为躲避战乱的人口,首先是富裕阶层人口纷纷迁入境内,从而促使新里住宅大量兴建。至40年代,建筑覆盖已使境内空地所剩无几,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祸深重,资金卷逃,新式里弄随着整个房地产业的凋敝而少有兴建。进入50年代以后,境内土地供应和人口剧增的矛盾日益突出,住宅向现代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新式里弄住宅停止建造。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老师张静江家族开发商张谭如在此建造静安别墅,当时租金贵得离谱,要用金条来付,诸多名门望族和社会名流曾居住于此,蔡元培曾在此从事他的革命工作和教育事业;于右任曾在此研究编辑《两陋木筒汇编》、《标准草书》等著作。孔祥熙更是于1942年购得大部分静安别墅产业,后委托美商中国营业公司经租。静安别墅183幢老式红砖房里居住着900多户居民。电影《色戒》曾在此取景。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曾居住过孔祥熙、蔡元培、于右任、郑小秋等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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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建造于1928~1932年,新式里弄住宅。北通南京西路,南通威海路,里弄宽敞,可通行机动车辆。行列式布局,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进入里弄大门口,所看到的就是一条长长的弄堂,两边是3层的红砖房子,砖墙瓦顶,装饰简洁。建筑的平面有双开间式、单开间式。双开间南面为起居室、餐厅、卧室,北面是浴室、厨房、汽车间等,二层有阳台,三层有晒台。各幢住宅前有小庭园,外墙清水红砖、錾假石。门框、窗框装饰采用西欧式风格。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310106805190000317乐文照旧居 民国 南京西路街道

乐文照(1896~1979)长期寓居静安寺路1025弄111号

 我国西医界泰斗、著名内科专家,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历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院长。他在半个多世纪的行医和教学生涯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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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静安别墅125号中医推拿名家丁季峰旧居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52号蔡元培旧居


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南京西路1025弄182号郑小秋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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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1025弄静安别墅
威海路652弄静安别墅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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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别墅与东方图书馆

        
    静安别墅174号曾是东方图书馆的暂存书库。

  东方图书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清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新厂,后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在楼内辟出藏书室,藏书供编译人员参考。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间,由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全部藏书。后又收购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等处散出的藏书,遂成规模,聘目录版本家孙毓修主其事。宣统元年、1909年定名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辛亥革命以后,又陆续购得清代宗室盛昱意园、丰顺丁日昌持静斋、江阴缪荃荪艺风堂等处流散的藏书,由此奠定了馆藏的基础。清末民初国家衰败,列强窥伺,图书文物亦不能得免,有识之士遂倾全力收购,免流散异域。商务印书馆也先后收有密韵楼以及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版本家散出之藏书精品。1924年,商务印书馆拨规银11万两,在宝山路印书馆对面,兴建高5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用作图书馆大楼,定名东方图书馆,三楼是古籍善本专藏,仍名涵芬楼。到1930年底统计有中文书26.8万册,西文书4.6万册,日文书2.8万册,报刊装订者3万册。其规模为亚洲之冠。

  东方图书馆藏书具有两大特色,一是珍贵古籍收藏丰富,二是地方志书相当齐全。1931年统计,清代以前的木刻本、抄本、批校本、稿本等达2754种、35083册,内宋元版书籍就有308种、5638册。宋版《周易》、《通鉴纪事本未》,元版《陈氏易传》、《后汉书志》,明代《永乐大典》21册等,均为稀世珍品。经鉴定并整理编目的善本共有3745种,35083册。加上当时新购得而尚未整理的扬州何园何家藏书中的善本,善本总数接近5万册。其中收藏绍兴刻本《春秋左传正义》、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残缺)、宋刻元递修本《资治通鉴》(残缺)、宋绍兴刻元明递修本《六臣注文选》等都是海内稀有的善本精品。馆藏全国22行省方志2641种,在当时国内图书馆界列第三位,而所藏地方志品种覆盖全国1753个府、厅、州、县,完整率达84%,居各大收藏机构之先。此外,国内凡具较大影响的报刊大多有完整收藏。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藏有30年以上,《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及天津出版的《大公报》、《益世报》等收藏齐全。外国人研究中国与东亚的报刊相当丰富,当时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和《爱丁堡评论》等均为世所罕见的珍本。还有自然科学刊物德文初版全套《化学药学年鉴》,更是东亚地区绝无仅有的藏本。

  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为母本,影印出版《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丛书,在古籍整理、出版、传播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厂毁于日军燃烧弹,东方图书馆则被日本浪人纵火焚毁。除移藏在银行保险库中部分古籍542种、5370册善本精品得以幸免外,其余包括大量善本书均化为灰烬,总计约46.3万余册。

  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筹划恢复东方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将每年的盈余除去公积金和股息后,拨出1/3作为恢复东方图书馆的基金,并成立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张元济任主席,蔡元培、王云五为常务委员,委员有胡适、陈光甫等。商务印书馆还聘请了在沪的美、英、德、法籍各1人参加复兴委员会,并由他们代表所在国组成四国赞助委员会,寻求欧美文化界的支持。随后又在南京、杭州、北平、广州、济南、汉口、长沙7市分设赞助委员会,负责人分别为罗家伦、郭任远、袁同礼、全湘帆、何思源、杨端六、曹典球。由他们代表东方图书馆接受各地人土的捐赠或确定各种书籍的访求、收购。经过数年努力,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已筹得资金10万余元,书刊20万册左右。在没有馆舍的情况下,东方图书馆向美国道奇公司定制了一辆图书展览车,于1935年6月起在市区及近郊进行巡回阅览服务,将新书送到高校和闹市点供公众阅览。同年10月,在接受德、法等国文化团体捐赠书籍的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向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赠送了大学丛书、碑帖、画册等一批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

  抗战爆发后的“孤岛”时期,商务印书馆租赁静安别墅174号作为图书馆暂存书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迁至重庆,1944年在林森路(今淮海路)白象街印书馆内设立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有藏书数万册。1945年9月5日起对外开放阅览。1947年重庆分馆结束,全部藏书运回上海。同年,商务印书馆租借闸北宝源路一家纸张店的二、三楼,拟装修为阅览室和书库,逐步恢复社会服务。不久因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崩溃,商务印书馆也陷入困境,东方图书馆重建自然搁置。20世纪40年代图书馆主要负责人有徐亮、林斯德等。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一、将《永乐大典》25册捐献给国家;二、将珍本图书500余种5000余册转让给政府;三、将一般图书40余万册除一小部分留作编辑部自用外,移交给政府,东方图书馆结束。以上三项图书1953年初陆续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接受后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其中第一、二两项图书就是1932年存放在保险库的图书,后张元济续有著录。移送政府前,由史学家、目录版本家顾廷龙校理交付出版,即《涵芬楼烬余书录》。其著录的574部精品均交代了版本及历代藏家传递情况。存放静安别墅的图书,据上海市文管会1950年调查,约有12万册。1952年东方图书馆宣布解散,藏书捐献市人民政府,转交公共图书馆使用。

  静安别墅,蔡元培等许多文化名人也曾居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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