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门和浏正街是长沙市芙蓉区老城区“有机更新”改造的重要地段，定王台街道和浏正街社区拟在新建的门楼上设一文化长廊，介绍浏正街深厚的历史文化。我翻出这些资料，也许对其有所帮助。旧志记述定王台的位置总要以浏阳门作为标杆，如清同治《长沙县志》云：“定王台在浏阳门内，善化县境，汉长沙定王发筑台以望母。”又载：“长沙县文庙，宋时在浏阳门内定王台旧址，元代迁于旧府学之右。” 浏阳门地处长沙城东，为长沙城东进出城的重要通道，出城即是长浏古道,故称浏阳门。入城,即有街道直通城市中心，是为浏正街。浏阳门旧照片中，浏阳门突出于城垣，城楼为重檐歇山顶，六柱五开间，甚为雄壮。城外，有护城河，河上原有石桥。清末城外，是麻石铺就的道路，两侧民居排列，已形成街市。清末民初浏阳门内是长沙主城区，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浏阳门外，驿道两旁，还是荒山野岭，则为刑场。刑场地点原名为“石子岭”，后雅化为“识字岭”。江南哥老会著名首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马福益和同盟会会员中第一个流血牺牲的烈士刘道一先后于l905年、1906年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1930年杨开慧烈士也就义于此。民国学者黄铭功《浏阳门》诗就是专写刑场的，诗曰：耳后垂貂，腰间宝刀。路人踟躇，避吾马骄。平时杀人如磔鼠，沥血为酒肝为脯。党人碑，天灭汝，君不见浏阳门，悲风萧萧白日昏。鸱鹗啄残胔，月黑啼冤魂。冤魂亦毋泣，汝为罪，我为绩。明朝驰奏乾清官，视吾顶上珊瑚赤。浏阳门及其城墙因20世纪20年代初被拆除，在拆除的城墙基址上修建了一条马路，这就是现在的建湘路。2006年长沙市政府在浏阳门原址立起了标志碑，以资纪念。碑文由陈先枢所撰，全文为：“浏阳门为长沙古城东门之一,始建于五代时期,因出城便为往浏阳县驿道故名。城墙与城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修筑环城马路时拆除。原浏阳门外护城河上有便桥,名浏城桥。清末修筑粵汉铁路,便河填塞。1910年,便桥改建为大石桥。1935年,长沙市首任市长何元文为浏城桥题写碑额。1990年修建芙蓉路,石桥和碑额被拆除。” 现在正在进行的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在复建一座“浏阳门”景观。 浏正街因浏阳门而得名，东起浏城桥，西至东庆街。清代称东正街，因出入浏阳门的主要通道而得名，习称浏阳门正街，简称浏正街，今日犹存。定王台近在浏正街之南50米。《通鉴》云：“浏阳门，潭州城东门，自五代至今，沿袭未改。”清光绪《善化县志》载：“东正街即浏阳门正街，朱敦厚修砌。”浏正街南侧有一条街，名为“东门捷径”，西起吉庆街，东止斗姥阁。因古代这里有一条通往浏阳门的近路，故称东门捷径。 抗日战争前，浏正街为一条商业街，有罗丰之南货店、冯太兴南货店、福昌和油盐号、聂万泰药铺、魏乾盛药铺、雷文龙鞭炮店等。抗日战争中屡遭大火和日机轰炸，日渐萧条。今日浏正街尚有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湖南省茶业协会等著名单位驻此。 1914年1月徐特立与黎锦熙、杨昌济等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徐特立负责编写小学教科书，并在其《公言》杂志上发表了《国文教授研究》一文。宏文图书编译社成立于1914年初，止于1919年冬。社址初在长沙黄泥塅余肇康公馆，后迁浏正街李星沅公馆（遗址在今浏正街小学）。 宏文图书编译社创办人李实对于文化事业颇有雄心，自设印刷局从事书籍出版。在他的礼聘下，省内文教界名流徐特立、黎锦熙、杨昌济、方维夏、刘宗向、刘汉良、曾运乾、陈天倪、黄锡卣等一时云集该社。社内成立编译部，由黎锦熙负责。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编辑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和“翻译东西著述”，编有初中国文读本（刘宗向、刘汉良合编）、农业教科书（方维夏编）、小学教科书（由徐特立、黄锡卣合编）、师范教科书（包括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杨昌济编，一师曾采用作讲义）。同年10月，该社又创办《公言》杂志，声言将“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该社“开设期间虽短，实为湖南文化的先锋。 1922年长沙创立“湖南平民大学”，一院设在北正街，二院即设在浏正街，由陈灿、胡善恒等人创办，由熊希龄、谭延闿、范源濂等各界名流40余人组成董事会，第一任校长由熊希龄担任。9月20日开始招生入学考试，第一期共录取学生70余人。湖南平民大学以“平民得受高深教育，养成硕学宏材”为办学宗旨，分设大学预科，修业时间分别为2年和4年，共开设17个学系。教师除聘请省内各专门学者外，还在国外特聘了一批专门教授。浏正街南侧有两条古老小巷——芋香巷和菜根香巷，长不足百米，但因清代有名人居此而十分显赫，分述如下。芋香巷北起浏正街，南至浏正街小学，因清代两江总督李星沅的私家园林芋园和水月林位于此而名，今浏正街小学即为园林的部分遗址。 原还有名为芋园和水月林的街巷，已消失。据清代瞿元钧《水月林记》载，水月林原为寺名，寺凡三楹，左右皆菜圃。清代两江总督、湘阴人李星沅为诸生时曾在此攻读。道光二十七年(1847)寺废，李星沅辟其地为“芋园”，拟作归田怡养之所。芋园占地2万平方米，水面占半，西部以黄山石叠为山，乔木荫翳，东部筑水角凉亭，风光漪涟。园中遍植白榆、乌桕、梧桐、黑松，穿插紫薇、绣球、桂树、腊梅，循季盛开。又过14年，李星沅次子李概复修芋园和寺院，“径前增以回廊，栏楯蜿蜒，因曲势作小亭，取苏子之语意，以‘知水月’名之寺”。月夜游芋园，别有一番风味，《水月林记》云：“好月初上清光，透林隙射水中，明灭不定。游渔潜跃，宿鸟惊呼，凉风翕习入襟袂，此心欣欣若有所得。已而星稀云敛，皓魄当中，水色空明，渟泓滉漾，数声鹤唳与寺中钟磬相和，令人有高世远举之思。自以为古之辋川平泉恐不过是也。” 李星沅的好友、大书法家何绍基是芋园的常客，作有《芋园看菊》四首，其一云：1918年李星沅四世孙李青崖曾将芋园部分房舍借予新民学会开办“留法预备班”。1938年“文夕”大火中，芋园及寺庙仅剩的一点残迹，也为断瓦残垣所掩埋。1998年，其地拆建为解放路高架桥和商住楼。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祖籍湖南湘阴，乾隆年间，其祖父李世亮（玉屏公）举家迁到长沙。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历官四川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陕西等省按察使、江苏布政使、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等，被道光皇帝召见八次。道光二十七年（1847）调任两江总督，兼署河道总督。道光二十九年，因病辞官回籍养病。谥文恭。遗有《李星沅日记》《李文恭公诗文集》等著作。曾国藩作挽联悼曰：菜根香巷，东起建湘南路，北止浏正街，呈曲尺形。今东段己拆除，接解放路延长线，街道呈一字形。此处原有清学者贺熙龄的居所。光绪《湖南通志》载，贺熙龄晚年筑室长沙东城，即后来的菜根香处，他布衣蔬食，自觉其乐，遂取明代洪明诚《菜根谭》中 “咬得菜根香，则百事可为”中“菜根香”三字作为居室之名，后来这个居室之名竟成为了街道之名。 贺熙龄(1788—1846)，字光甫，号庶农,长沙府善化县（今属长沙）人，云贵总督贺长龄之弟，嘉庆十九年(1814)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河南道御史，提督湖北学政。复补山东道监察御史。为官“隐然以扶世救，厉风俗为己任”，在御史任内，请缉滨湖盗贼，查禁私垸，端士习，惩诬告，严究讼师胥役作奸。他指陈盐务河工积弊，上苗疆九事疏，都能切中要害。后以目疾乞归，前后主讲城南书院八载，并倡立湘水校经堂。有《寒香馆诗文钞》传世。浏城桥原系浏阳门外护城河上的便桥。清末便河填塞，作为粤汉铁路路基。1910年便桥改建为大石桥，桥从路中横跨而过，桥下为铁路。铁路与桥上的浏城桥街呈十字型交叉。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长沙筹备设市，人口不断增多，城区不断扩展，车辆日增。1933年，长沙市政府正式成立，为适应省会城市不断发展的需要，遂于1935年对浏城桥实行加宽改造。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浏城桥加宽改造工程的场景。大桥颇为坚固，桥栏以花岗石建造，南向正中嵌着“浏城桥”石碑。桥西的一栋二层楼房正在拆除，以拓宽桥面。桥下即是铁路。浏城桥改造拓宽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了市内观看火车的景点，城市的小孩和许多乡下来城的人都喜欢在此看桥下隆隆驶过的火车。1935年，长沙市首任市长何元文题写桥名，碑额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石桥拆除前犹存。老浏城桥未拆除前，浏城桥也是街名，西起建湘南路，东止复兴街，路以桥名。1982年浏城桥街曾辟为农贸市场。20世纪70年代后，京广铁路东移，此处路基大大拓宽，80年代后又修建了宽阔的芙蓉路，而原来的浏城桥自然不能适应需要，90年代拆建成解放中路高架桥，是解放路与芙蓉路的交汇处，仍称浏城桥。原浏城桥下有名为鲇鱼套和鲇鱼山的街巷。鲇鱼套为一曲折小巷。相传古时这里有一条河，河中有一条鲇鱼，千年修行后成精。鲇鱼精扬言要出洞，要把长沙淹成汪洋大海，跟东海连起来。观音菩萨知道了此事，便扮成叫化子模样来了，不急不慢地朝鲇鱼住的洞边走去。只见她扬起右手，一瞬间鲇鱼精和叫化子婆婆都不见了。过了好多年，人们才知道那个扬手劈死鲇鱼精的人，就是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便集资在此修了一座观音庙，把鲇鱼精住过的地方叫鲇鱼套。民国时间佛教居士林建在鲇鱼套旁的鲇鱼山。居士林林址原在沙河街，第一位林长为辛亥革命功臣粟戡时。1936年，由于林众日多，沙河街原址狭小，林长刘腴深（刘善泽）等人，向全国各界发动劝募，在鲇鱼山新建林址，占地面积达6300平方米，以大雄宝殿为中心，殿前有空坪，坪之三面建有厢房，后有杂屋两栋，大门外有广阔的余坪，建筑面积达3162平方米。因居士林驻于鲇鱼山，地名也一时雅化为莲蕊山。居士林林长继刘腴深（善泽）之后有宾玉瓒、柳敏泉等。居士林在莲蕊山建成大殿后，湖南省省主席何键常去上香，因之居士林盛极一时。1971年浏城桥西北的百货商店房基下，发现大型楚墓，这是长沙地区已发掘的2000余座楚墓中较大而完整的一座。随葬物有陶器、铜器、木器、竹器、玉器、丝织器等262件。其中漆绘镇墓兽、彩绘木鹿、大鼓等堪称稀世珍品。墓室为长方形，长5．84米，宽3．97米，深7米，上有三级台阶，墓道在东，棺椁周围填有厚60厘米的自膏泥，使葬具得以密封，保存完整，使竹、木、丝织物等纤维物质也能保存下来。葬具为两椁一棺。外椁长4.5米，宽2.88米，高2.04米。由34厘米见方的木材垒砌而成。北边有内椁，由8厘米厚的木板构成，内椁长2.57米，宽1.26米，高1.26米，棺的壁板、盖作弧形，悬底，外髹黑褐色漆，内髹朱漆，长2.17米，宽0.82米，高0.94米。出土时已向南侧倾倒，可能是由予棺头重脚轻，墓室积水后受水的浮动而倾倒的。棺底垫有竹席，棺内置铜剑、竹弓、本扳指、玉环、玉璧、玉璜、玉琮等28件，外椁与内椁之间有3个相通的边箱，呈[形，随葬物大都放在这里。陶器共53件。计有陶鬲10件，鼎10件，共中特大的煮肉的镬鼎一件，两耳斜伸，浅腹平底升鼎3、环形耳汤鼎2，还有蹄足敦2，壶2，缶2，虎形耳方壶2，簋6，簋3，镳壶1，镒2，盘2，豆2，匝2，勺7，这些陶器都是仿铜器制作，有的印圆圈纹。铜器52件，有蟠虺纹和兽纹铜鼎4，勺1，剑4，戈7，矛4，戟1，镞46，还有矛镦、马衔、斧、削、环首刀、带钧、环带链鸟形饰、合页等。漆木器67件，一件漆几上雕刻有精致的云纹和兽面纹，制作很精美，还有H形几、案、俎、戈柄、矛柄、车辕、车伞柄、伞冒、盖弓、瑟、绕线棒、鼓、鼓槌、竽斗、镇墓兽、梅花鹿器座、仪杖、梳、篦、木圈、勺、棍等。其中戈柄7件，均髹黑漆，长的3.14米，短的仅1.4米。另一件仿竹节形木戈柄长仅91厘米，矛柄7件，内有长2.8米的藤柄l件。瑟长l03.3厘米，宽42厘米，高l0厘米，仅有24个弦孔，与一般的瑟为25弦不同。竹器有18件，戟的积竹柄一件，长283.5厘米，一件戈的积竹柄长达310厘米，4件矛的积竹柄长l94—297厘米。积竹柄的制作是：中心用一根近似四棱形的木棒，外包16根或l8根青篾，用丝线紧密缠绕，再髹黑褐色漆。这种柄既坚又韧，不易折断。箭杆8支，用细竹杆绕线髹漆制成，杆长68.4厘米，连铜镞通长75.5厘米，出土时盛在竹矢箙内。矢箙用竹制，一破两开而成，两端有孔，可以穿绳，将箭挟住。矢箙上漆绘红色几何云纹和黄色云勾纹，色泽美观。还有竹弓3件，长125—130厘米。玉石器有环、璧、琮、璜及锥、卵石共l4件。一件残丝织物，每平方厘米42×32根。墓中出有早期楚墓中的典型器物陶鬲10件，其中8件是常见于春秋时期的带有棱扉的浅裆矮蹄足陶鬲；蹄足敦、簋、篱也常见于春秋时期；陶器中的鼎、敦、壶、方壶、簋和铜器中的剑、戈、矛、马衔、镞等的造型及纹饰风格均与春秋晚期安徽寿县蔡昭侯墓中所出器物极为相似，因此，该墓年代为春秋战国之交至战国早期前段。墓中出土的弧形悬底棺及用陶簋等随葬，是属于江陵一带楚墓的作风，在长沙楚墓中罕见。墓中出长达3米多的戈、矛、戟等长兵器，是用于车战的兵器；加上剑、弓、矢，兵器总数达80余件，这是当时诸侯割据，兼并战争频繁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墓主人可能是个掌握兵权的人物。1988年，浏城桥楚墓列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并计划复原1号墓的墓坑和棺墓，建楚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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