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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落一世 廉洁一生 ——缅怀父亲王思 ◎王兴祥 父亲，要是健在，今年八十有一了。 1923年9月2日，他出生在漳县新寺镇大柳树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就读于村里私塾，受传统文化道德熏陶，忠厚朴实，崇仁重德，刻苦好学，善待乡邻，闻名乡里。沉毅谦谨，勤思寡言，勤廉敬业是父亲一生的品格特征。 他的青年时代，我从未听他言及。1968年3月他逝世后，一位至今不知姓名的武山人，冒着风险，几经曲折，寄给我一份当时武山县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主办的《革命大批判战报》和父亲逝世前10天，即3月18日亲笔书写的两份题为《关于我的党籍问题》和《关于在学生时代和地下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的材料，这才初步了解父亲青年时的历史片断。这是我手头仅存的有关父亲的文字资料。为尊重史实，我将它原文抄录，公之于世： “学生时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即1940年至1945年上中等学校时。当时我并未参加共产党组织，只是在校内校外参加过民主活动，闹过学潮。具体是：在陇西中学上学时，对旧社会的拉夫拉差等进行过不少反抗，当时以学生为主。大规模的一次是国民党团管区派出匪军每晚拷打人民百姓，抢劫银财，学校学生组织起来贴标语，一夜贴满了街。从此，学生与军队冲突不少。如为拒搬学校建校土坯曾打过架。1942年‘九一八’纪念大会，曾打闹会场，直闹到伪县政府。为反对苛捐杂税，打过陇西南城门楼上的哨兵连长。有时街上碰见警察拉夫拉差，当即无条件释放。当时在一起的有赵盾、黄凤翔(陇西东铺人)。在秦安中学时，为了反对伪政府压迫人民和学校的不合理制度，曾和当地驻军闹对立，造成伪军队包围学校。1944年冬季学期未考，提前放假回家。在一起有赵盾、芦俊选(武山马力人)。入党后，于1947年冬季，为了抗丁打闹过新寺镇公所，释放了被抓的壮丁。当时在一起的有成建都、王文、陈某某等人。同时，组织过群众逃避……（摘自《关于在学生时代和地下工作期间的一些工作情况》）。 “我本来是1946年9月由赵盾介绍入党的。当时我是离开学校有病在家住着。由于在学校参加过一些学潮,搞过民主活动,到家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看不惯,加上我们兄弟三人随时都有被抓兵的可能,因而不想到地方上住,于1946年春曾约同学赵盾（秉壁）去延安报考抗大,想从政治上找出路。当时,赵的意见是,不去延安咱们想办法从政治上找出路。并说去延安是好,但国民党封锁很严,比较困难，因而未去。几个月后，即9月,赵主动找我,在漳县新寺镇找到后,他说：“你不是想去延安吗？现在不去延安也能找上出路。”我问：“有什么出路？”他说：“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共产党不仅延安有,咱们地方也有。现在全国都在发展。你如果参加我可介绍。”当时我问参加后干什么？他讲了共产党当时的任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前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的中国，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是搞秘密工作，主要是削弱国民党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在群众中宣传民主。”当时我即答应加入。随后他又讲,入党后,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调配,保守党的秘密。当时他特别强调了保守秘密的问题。并讲：如果泄露秘密,暴露同志,党要严肃处理，后果由你负责。并要我宣誓,我即宣誓。但在这一年10月,我身患重病,一直卧床不起，直至1947年6月份,赵来我家说：你的入党问题已经决定了，病好后要工作。从此，我和他在一起工作。1949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和当时党员发展情况，他(赵盾)让我和成建都直接联系，并把我直接介绍到成处。从此，我上联系赵，下联系成，并和成在一个支部。直到公开党的时候，即1949年8月解放。（摘自《关于我的党籍问题》）” 据母亲回忆：1949年农历7月12前后，去攻打兰州的解放军进驻大柳树。当时我们家住在大柳树的堡子里。当时因为对解放军不了解，村里好多人都跑到大嘴堡“躲兵”去了。因父亲两天一夜没回家，母亲没有随邻居去大嘴堡，带着我藏在家里的南房里，等父亲回来。看背着枪的解放军站了满满一院，他们敲门也不敢开。解放军又隔着窗户直呼父亲的名字，询问父亲的下落，母亲更加害怕,不敢回答。就在解放军准备安排扎营时，父亲回来了。一进大门，报了自己的名字，解放军一个当官的立即热情的握着父亲的手，坐在北房廊檐下交谈。父亲向解放军详细介绍了新寺地区的敌情和村里的情况。在解放军开始做晚饭时，父亲来到南房，对母亲说：“你赶快告诉二大（二叔），让他打发人快点去大嘴堡，把村里人都叫回来。要给他们说清楚：解放军就是以前两次路过咱们这里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我就是共产党的人。” 傍晚,跑到大嘴堡躲避的人都回了村。堡子里的男人女人忙了一夜，给解放军做了很多干粮。第二天一早，解放军就向兰州进发了。过了近二十天，兰州解放了。父亲他们才公开活动，开始筹建地方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供职新寺区委。1955年2月任中共漳县县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供销联社主任。1957年元月，父亲从省委党校毕业不久，调任甘肃省天水百货批发站经理，离开漳县。1964年在庆阳参加全省党员登记试点工作结束后，即任武山县委常务副书记。到职月余，省上抽调县委书记云尚秀同志去搞“社教”后，父亲任县委代理书记。1968年3月29日父亲逝世，年仅四十五岁。 1958年初，天水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徽县、成县、两当三县合并，设徽成县。父亲也由成县财贸部长改任徽成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是年夏天，父亲去西坡煤矿检查工作，由于驾驶员驾驶不慎，吉普车从30多米高的悬崖上翻落，掉进白龙江。这场一死三伤的事故，使他腰脊椎断裂，落下终身残疾。七二年秋，我在天水财政干校结业，在徽县实习时，遇到跟随父亲多年的通讯员侯隽同志。他告诉我：那次下去，人委司机请假，临行前从县汽车队借了一个开大车的司机。半路上，碰到一个省卫生厅去西坡煤矿检查工作的干部和一结伴同行的裁缝拦车搭乘。途经他老家时，父亲让他顺道回去探望父母。路况本来很差，道窄坡陡，颠簸难行，又坐了两个陌生人，他很担心，不想回去，父亲硬把他赶下车。吉普车行驶了二十多公里，在一陡坡急转弯处出了事。那个裁缝先醒过来，看到惨状，步行几十里到西坡叫人。煤矿医院急救后，父亲当天由他和办公室主任护送到陕西宝鸡康复医院。听他说，住院五个月，出院回县，父亲就躺在床上阅批文件，听汇报，又投入了工作。有两次县上召开重要会议，父亲是他们用担架抬到会议室去的。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漳县去徽县参加大炼钢铁会战的干部群众不少。父亲失事的消息很快就传回家乡，母亲和我却被瞒得铁桶一般。时任武山县财贸部长的伯父王文，用心良苦，还给我买了一顶皮帽子，以父亲的名义托人捎回家。半年多没有父亲的音信，随乡亲参加鸳鸯广武坡水土流失治理、草滩垦荒、新寺煤矿等大会战的母亲心焦如焚，从未出过门的她，抱着“人死了也要把骨头背回家”的决心，不顾亲朋的劝阻，牵着11岁的我千里寻亲。经宝鸡、虞关到徽县，饱尝艰辛，历时月余，终于在天水地区招待所见到身残体弱、疲惫不堪的父亲。他气喘吁吁，断断续续地向母亲询问家乡和亲邻的情况，说下午要回县上去，便让侯隽把我和母亲送到北道火车站，买了张火车票，把我们打发回家了。从见面到离开，仅一个多小时。这，就是我的父亲！ 1959年12月，由于健康原因，组织调父亲到天水专员公署办公室任职。时逢三年困难时期，他具体负责全区粮食调运和外流人口收容遣返等赈灾工作。中央抢救人命的紧急通知发出后，他曾随时任副专员的乔兴和同志视察灾情，到过漳县。这是他离开漳县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故土。回到天水后，给对母亲讲述武当、盐井一带的灾情时，父亲满眼泪水。我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见父亲流泪。那段时间里，腰椎伤残的父亲，整天穿着一件特制的不锈钢背心，强忍着难以承受的腰伤，夜以继日，全身心投入赈灾，十天半月难得见他一次。一些地方发生拦路截车抢粮事件后，为确保粮食安全，地委决定由他率武装警察大队的战士随火车武装押运。他随身一个公文包、一支卡宾枪、一个装着止痛药的小提包，穿梭在陕西到天水的铁路线上。在那极端困难的年代，父亲是凭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支撑着，满腔热忱地去履行神圣使命和职责的。 当时，我和母亲随父亲迁居天水。按国家当时的规定，母子俩人每月口粮定量46斤，一半还是薯干和黄豆饼。父亲17斤半的标准，连他出差也难维持。母亲省吃俭用，忍饥挨饿，每天早上给父亲和我一个2两面的饼子，一月下来还总有几天接济不上。一次，母亲饥饿难熬，掏出葵花杆芯压饥，引发急性胆囊炎，经抢救脱险。办公室秘书何振德同志知道后，背着父亲给天水步兵学校政委龙炳初将军和校长谢松柏大校说了，两位首长感慨万分，以父亲兼职天水民兵预备役师副师长为由，派人送来一麻袋部队自产的洋芋。事后，振德同志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父亲调粮赈灾，经手的粮食数以亿计，从未动用国粮一粒济家度荒。 （第二张前排三个人中，左面的是我父亲） 1991年，我在漳县任县委副书记时，曾接待过省顾委的10多位老同志，有幸见到父亲当年的老领导、天水专员公署原专员，后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天水地委书记、省政府秘书长的窦述和地下工作时武山县工委负责人苏星等前辈。登上贵清山，听了县委书记莫守拙同志的介绍，窦老动情地说：“王思同志磊落一世、廉洁一生，是漳县干部中的佼佼者，是干起工作不顾家，不要命的人。我常怀念他！” 父亲虽少言寡语，但又是个心胸宽阔、襟怀坦白、顾全大局的人。我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的情景：那是1968年3月14日，他还和其他“当权派”一起被集中在武山县中学。经特许，我陪父亲住了一宿。父子俩盖着一条破被子，睡在临时搭建的草铺上。夜深人静之后，父亲低声告诉我：前些天有人传话说，他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些群众，要在近几日内把他解救出去，送到安全的地方，等形势稳定后再回来。他反复考虑，认为他一旦离开，武山本来很复杂的局面就更不可收拾，没有同意。他还说：“我相信，目前这种局面不会延续太久，共产党讲实事求是，不会冤枉人。”翌日清晨，他叫醒我，催我趁早回天水。穿衣服时，看见他的衬衣很脏，领口黑油油的，我脱下自己刚洗过的衬衣换给他。谁料匆匆一别竟成永诀，而且是穿着儿子的衬衣走的。 1980年3月，父亲的追悼会开始前，在武山县政府招待所的会客室，几十位省、地、县领导干部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就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党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任天水专署原副专员、甘肃省农机局副局长高思恭同志。见到我们，他老泪纵横，说：“我60多岁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从几百里外赶来参加王思的追悼会吗？我是冲着共产党的好干部来了心愿的。”他当着大家的面讲了一件事：“我是当兵出身，生性耿直，反‘右倾’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地区干校劳动改造。百十号人，大灶饭伙食差，还吃不饱，病了没人管，大家苦不堪言，尤其是些老同志命在旦夕。反映了几次，一直拖着没有解决。王思到专署办工作一个多月就来干校调查，给地委、专署汇报时明确提出，他们都是给党做过不少工作的老同志，犯了错误改造也要吃饱饭，病了要治疗。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那个年代，替我们那样的人说句公道话不容易，他是个好人！” 1980年3月28日，也就是父亲逝世12周年前一天，武山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公开为父亲昭雪平反。悼词中说：“王思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我们的好同志，全县人民敬爱的好书记。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辛劳的一生。他忠于人民，忠于党，时时处处服从党的利益，艰苦努力，奋斗不息，为党的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作风正派，为人耿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极端热忱，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全部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在党组织给王思同志平反，十年含冤得以昭雪，‘文化革命’期间强加给王思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都应统统推倒！”压在漳、武两县人民心头的石头终于搬掉了，积淤人们心间12年的悲愤和思念化作滴滴泪水，当悲壮的哀乐声在渭水之滨再次响起时，数千人沉浸在无限的哀痛之中，流泪、哭泣…… 岁月无情，故乡土热。父亲48年前离开漳县，37年前他的寒骨埋葬在故乡红旗山的黄土地里。逝者魂悠悠，生者念切切！每逢他的忌日，或在春风融融的清晨，或在阳光煦煦的当午，或在春雨淋淋的傍晚，或在乍暖还寒的子夜，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要静下心来默默地追忆父亲，回忆父亲铭刻心头的残缺破碎、催人泪下的往事，反省自己，激励自己。 拨乱反正后，有关部门和不少同志要我写写我的父亲，我婉言谢绝了。为缅怀逝者，了却父亲生前友好和众亲友的夙愿，存后人一份念想，去年父亲八十诞辰80周年时，悄悄地在他坟前立了一块碑。碑文是我三舅魏国屏撰拟的。半年前，漳县政协文史委约稿，要我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当时，我任职平凉，政务烦冗，无暇遂愿。最近休假在家，和一些同志闲聊，屈指一算，父亲的故交、同窗、同事，多已相继谢世，幸存者寥寥可数。今天，我把父亲的一些记忆犹新、鲜为人知的坎坷经历整理成文，意在让更多的漳县籍人士知道：我的父亲无愧于家乡父老，无愧于故乡热土！ 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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