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创始团队：最初的神明（143）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皇帝，李世民最大的特色，就是没什么特色。 各项法规制度，在高祖李渊手上已经成型，到他这里只不过修修补补。治国理念，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几句：‘以民为本’啊、‘以诚治天下’啊，包括后面‘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等等，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前面早有人讲过，前代帝王的诏书里也反复出现，都快要烂大街了。 这情况出现在李世民身上，其实是个有点奇怪的事。我们倘若退后一步、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他，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二十九岁（实际是二十七岁多点）登上皇位为界，他的人生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 前半生，他是一个活着的传奇。少年时斗鸡赌马，青年时纵横沙场。作为战功第一的开国将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奇思百出、神鬼莫测’，充满了灵感和想象。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他。玄武门事变，就是突破束缚的顶峰。 然而后半生，他开始变得循规蹈矩。成天念叨着圣人们的教诲，努力听从大臣们各种规劝。那个无所畏惧、一意向前的英雄仿佛不见了。给人的感觉：一个有着无穷精力的破坏王，忽然间手里被塞了个定时炸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捧着，一边对自己说：“我不会出错，我可以做到的。” 我认为，这其实是李世民主动实施的、一个相当成功的策略，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策略。 作为一个天才的政治家，一种深刻的直觉贯穿着他的行动。其实任何领域，最伟大的人物都在做一件相同的事——解决他能找到的最困难的问题，并全身心投入到解题当中去。对李世民来说，并没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一直以来，他都承担着同样的角色——解最难的题、做最难的事，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 还有什么比治理面前这个古老大国更困难的问题呢？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长久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地域广阔，各部分之间从气候、地理到人的习惯都存在极大的不一致。而且这些不一致、以及随之俱来的冲突和偏见，很多都根深蒂固。李世民眼下的任务，就是确保这个奇迹的延续。 接下来的问题：除了圣人们的教诲，他还有其它可用的方案或工具吗？很不幸，在李世民那个时代是没有的。他只能搞搞父子君臣、儒家法家那套。党派政治、人民民主，不要说搞，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样，任务就变得很明确了：不惜一切代价，把圣人们描绘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他的转变：在一个数学家眼里，国王算不得什么；同样，在一个政治家眼里，自由也算不得什么。为了实现开创盛世的抱负，放弃一点自由、承受一点约束，又算得了什么呢？ 蓝图只是个目标。有了目标，还要有路线。李世民上台之初，曾经有过一场关于治国路线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讨论双方的代表，一个是封德彝，一个是魏征。讨论的课题：怎样培养新时代的良好公民。（‘上即位之初，与群臣语及教化。’） 李世民先起了个头，抛出问题：“国家乱了这么久，教老百姓守规矩，恐怕不容易吧？” 魏征说：“我觉得容易啊。其实难管教的是太平百姓，因为长久安定，一则易骄、放纵自己；二则易娇、贪图安逸。而乱世之民，成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一天苦哈哈的，巴不得国家早点整顿秩序。好比一个又饥又渴的人，随便给点吃的喝的就满足了。怎么会不好教化呢？” 李世民听了猛点头。封德彝这个杠精立马跳出来反对：“魏征你个不识时务的书生，尽讲虚的。三代（指夏商周）以来，老百姓早就没那么纯朴好糊弄了。所以秦朝用法、汉朝杂用王霸道（指儒法兼用），是他们不懂得教化吗？是因为没办法教化！皇上你千万别听他的，会坏了大事！”  魏征不服：“老封你少来。三代以前那些明君，哪个不是因地制宜、教化治下百姓？某某、某某和某某，都在大乱之后致力于教化，大获成功。你说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从来不变。如果真是越变越坏，到今天世上都是妖魔鬼怪，还有人吗？” 作为经常拿皇上练手的大唐第一辩才，基本上魏征是没有对手的。况且，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不是？所以讨论的结果是‘上卒从征言。’ 这个争论不仅在中央会议上进行，各地官员也参与其中。基本还是两派，一派主张用霸道、加强管制和集权，以力服人；另一派就是魏征的主张，强调教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多讲理少动武。 李世民很明智地选择了后者，尽管这个方案更加麻烦、辛苦。本来嘛，治国就象解答一个有着无穷变量的超级方程，你想要轻松、想要简单，是没资格来答题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