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及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多数人会想起纳粹对他们的屠杀以及《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但很少有人知道曾有大量的犹太人前往中国上海避难，在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与记者。他们在中国避难的同时，用他们的笔和镜头记录下日军的残暴行为，以及中国军队的艰难抗战景象，他们与中国人一道遭受着法西斯的暴行，对中国百姓怀有深切的同情。他们的报道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印象。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一、反犹浪潮与中国 20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浪潮。由于宗教、种族的不同，加之近代以来种族进化论的流行，尤其是20世纪经济危机的接连出现，种族主义的火焰迅速升温，反犹浪潮就此出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法西斯在欧洲的出现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尤其是1939年二战的爆发，反犹浪潮也演变成对犹太人的屠杀。在这种情景下，大量犹太人逃往世界各地以寻求庇护，而遥远的中国则成为他们逃离的选择之一。  二战时期被驱赶的犹太人 远在东方的中国在历史上与犹太人并未有什么瓜葛，没有反犹浪潮的土壤。此时的中国虽在日本的残酷进攻下自顾不暇，但也尽最大可能为犹太人提供相关手续，以促使他们来中国避难。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虽被日军占领，但广大的租界区依旧为犹太人提供了坚实的避风港，这里不需要繁琐的手续，更不存在什么反犹主义。可以说，上海的存在既为犹太人提供了绝佳的避难场所，也为他们提供了得以观察战时中国的绝佳舞台。  租界为犹太人提供了庇护场所 二、在上海生存的犹太群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随后德国方面提出要日本“清理”掉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日本虽与德国结盟，但他们对犹太人并无多少反感，相反，犹太人的存在还会为日本提供一定利益与筹码。经过多次博弈，日本在上海设立所谓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各国侨民迁入，变相将犹太人保留下来，未对其实行屠杀举动。  日军在上海 历经种种波折后，犹太人在上海安顿下来。在犹太难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或记者，他们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想法不同，但在华期间，他们都继续拿起手中的笔或镜头，记录着上海与中国。根据国籍可以将记者群体划分为欧洲、美国与苏联犹太记者。其中苏联与美国的犹太记者并非逃难，而是主动来到中国工作，而欧洲犹太记者主要是为政治避难来到中国的。其中像汉斯·希伯、魏璐诗、冈瑟·斯坦等，都是有名的记者，汉斯还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在二战之前即多次来到上海。  汉斯·希伯墓（临沂革命烈士陵园内） 无论是逃难还是主动来到中国，在华犹太记者的工作与中国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任何风吹草动都成为他们观察记录中国的素材，上海则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据点。1939年，记者威利·顿离开家乡柏林前往他处逃难，但逃往伦敦的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利远赴遥远的中国。威利本身就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抵达上海后他借助地缘之利，继续开展对中国的研究。自1939年至1943年，他先后在中文、英文与德文刊物上发表300篇左右文章，内容皆与中国有关。1943年，他在日军成立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区”创办“亚洲研讨会”，集中了当时在华的许多西方汉学家，还为西方人提供了学习东方文化的课程。威利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记录中国，直至1949年他才离开中国前往以色列。  油画：在上海的犹太人 三、犹太记者做出的贡献 其实除上海外，在战时首都重庆、在红色圣地延安以及广泛的敌后区，都活跃着犹太记者的身影。他们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土地，即使深入后方也丝毫不加畏惧。像爱泼斯坦曾在敌后区四处采访记录，1938年他在广州还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后在香港被日军逮捕，费劲心力才逃出生天。美国犹太记者白修德在河南记录下了残酷的河南大饥荒，使这场震惊世人的消息被国府知晓。1939年，白修德将日军的暴行发往美国《时代》周刊，在文中他写道：“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悉被洗劫一空……被当做牲口使唤的中国农民，被怒气冲冲的日本兵用残暴的手段驱赶，直至他们累死或发疯为止。”  电影中的白修德 无论在上海还是敌后区，犹太记者都是亲眼目睹与亲身经历过日军的暴行，他们将其揭露出来，固然不会停止日军侵略的步伐，但却可以将日军的暴行昭告世界。他们的目的是要世界各国明白，不仅有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在中国也有着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屠杀。 二战时期的犹太记者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大部分人既是在屠杀中逃出的落难者，又是另一场屠杀的见证者。他们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满怀同情，正如同同情他们自身遭遇一般，诸如威利、爱泼斯坦、白修德等记者，他们当中虽有人并非欧洲逃难的犹太难民，但身为记者的一种良知，都促使他们对中国抗战进行详细描述，并将其传播至世界各国。正是由于犹太记者的文字和镜头，使中国抗战的景象得以部分保留，也使各国能够真正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强。下图即是美国《生活》杂志1938年5月16日刊发的，左下英文意为“一位中国卫士”。  中国将士的抗战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文史君说 在华犹太记者是受难者，也是记录者。他们的存在是人类良知闪烁的产物，正是有无数“辛德勒”的存在，才使犹太人得以在屠杀中存活下来。而这批犹太人在中国，同样是作为“辛德勒”而广泛存在，他们用纸笔、摄像机记录日军的暴行，他们虽无法阻止日寇的暴行，但却将其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着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参考文献 李璇玲：《二战期间在华犹太记者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王庆余：《旧上海的犹太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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