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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黄源在陪同上海电影局局长张骏祥看了浙江国风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很为激动，随即开展对《十五贯》的整理改编工作，最初他发现家藏《缀白裘》中只有《十五贯》的散折剧本，于是写信向梅兰芳求助，不久即得到梅兰芳寄来的全部《十五贯》传奇油印本，了解全剧剧情后，黄源作出了删去熊友蕙侯三姑一线的决定。1956年4月上旬，已改为国营剧团的浙江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梅先生会同田汉、欧阳予倩等观摩了《十五贯》与《长生殿》这两部大戏的首场演出。浙昆4月10日正式演出《十五贯》时，对外只卖出了四十几张票，在现有的文字回忆中，有人说“梅兰芳买了一些票分发熟人”，而据黄源先生口述，梅先生在最初的几天里，每场都包买200张票来支持《十五贯》，直到一周后的4月17日，《十五贯》被调入中南海怀仁堂为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全体在京中央领导演出后，在京城数十场的演出开始一票难求，观众总共达7万多人次，竟至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5月18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其后，京、苏、湘等地相继成立昆曲院团，一批年轻演员从此走上昆剧演艺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十五贯》进京的第一篇报道，系由《光明日报》于1956年4月11日在第2版报头发表（并配以图片），北京媒体发表对《十五贯》的第一篇剧评，是1956年4月14日，由田汉撰写的《看昆苏剧团的“十五贯”》，也发表在《光明日报》。 许姬传先生（1900-1990）回忆在上海过春节时，应上海戏校负责人周玑璋之邀，在永安公司剧场看《十五贯》的日子是农历元旦，随后，《十五贯》进京演出，梅兰芳先生很快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周恩来总理看了《十五贯》后，在北京饭店召开座谈会，梅兰芳先生和我准时前往，那天与会的是演员、导演、剧评家六七十人，都站着，周总理站在桌后讲话：“我看了昆苏剧团的《十五贯》，这是传统公案戏，改编本以通俗而简练的语言，描述了跨中经过调查研究，诱捕正凶娄阿鼠，弄清案情真相，平反了一桩复杂的冤狱；演员的精彩演技，体现了剧本的精神，应该说是建国以来一出富于教育意义的好戏，由于昆曲的演出形式，没能引起观众的重视，我们要大力提倡宣传。”指着欧阳予倩先生说：“你要写文章介绍这出戏。”又指着梅先生说：你要写两篇。”于是梅先生就赶写了《昆苏剧团的〈十五贯〉观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发表于《光明日报》。以后，又在《戏剧报》写了《谈昆剧〈十五贯〉的表演艺术》。同时，大家纷纷写稿介绍。…… 由此可见，周恩来总理1956年4月19日看完《十五贯》后，就召开过“站谈会”，号召业内人士予以推介，欧阳予倩先生的文章发表于4月16日的《人民日报》，周总理之所以会再要求欧阳予倩先生“要写文章介绍这出戏”，很大可能正是因为4月16日前后总理不在京，所以不但缺席了4月17日怀仁堂的《十五贯》演出，而且也没有注意到欧阳先生已在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推介昆苏剧团演出的文章。尽管许姬传先生记错了在上海观看《十五贯》首演的年份，但周总理在“站谈会”上对梅兰芳先生提出了“要写两篇”的要求，之后梅兰芳先生即“赶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推介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不易记错的。在这篇文章中，梅兰芳肯定“昆苏剧团，是一个整体性很坚强的剧团，继承着优秀的传统艺术，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来完成演出任务” ；在第二篇文章中，梅兰芳虽主要是谈周传瑛、王传淞的表演艺术，但在文章开头，仍然肯定“编剧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导演和演员融洽在一起，全体演员、音乐演奏员在表演这一出戏的时候，也都能顺着一条线贯串到底。”除此以外，梅兰芳在观看浙江昆苏剧团进京演出的折子戏专场中，还注意到“有一个姓龚的小孩演《刺梁》，头梳得规矩而式俏，首饰戴得也好，是真正昆腔正旦的打扮。这样的梳头师父是值得表扬的。” 这个“姓龚的小孩”，正是当年“世”字辈的优秀青年演员龚世葵，她在《十五贯》中成功饰演了况钟身边聪明灵巧，身段规范恰当又不搅戏的门子，曾受到过萧长华老先生的青睐，而“梳头师父”，则是“传”字辈幼年学艺时即负责他们容妆的老艺人乔裕茂。可见梅兰芳先生对浙昆的关注，整体和局部都不曾有任何忽略。 1956年秋季开始，梅兰芳陆续到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巡回演出，10月中旬，应浙江省文化局邀请，到杭州做短期公演。10月15日，浙江省梅兰芳剧团演出办公室举行宴会，招待梅兰芳。出席作陪的有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杭州市市长吴宪、浙江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黄源、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盖叫天、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等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十五贯》整理改编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梅兰芳在之后的总结回忆中，还专门记录了他听到的《十五贯》改编过程中，“推陈出新”的成功经验： 一个戏能够吸引观众，这不是少数人的力量，而是整体的劳动成果。可以拿去年轰动全国的“十五贯”为例。我这次到杭州，听到文艺界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个戏的改编、创作的情况，使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在集体创作、水乳交融的精神上完成的。他们的工作，从选定“十五贯”为整理对象开始，就成立了一个整理小组，新文艺工作者就和演员、音乐工作者以及其他舞台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各尽所长，群策群力，才真正达到了推陈出新的目的。在改编工作进行中，他们吸取了广大群众的正确意见。在音韵的规律方面，还向文艺界老先生不断请教，再三讨论，几经修改，演员们在掌握人物性格方面，也是倾听了文艺界有经验的同志们的意见，然后毫无拘束的、正确的发挥了各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出色的人物形象。我们今天看到“十五贯”的成功，应该研究他们所以成功的道理，吸取他们的经验。中央号召大家向“十五贯”学习，不是希望各剧种都上演这个戏，而是要求大家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团结精神。“十五贯”的故事是很引人入胜的，但我们在发掘传统剧目或另排新戏的时候，却不必局限在这个范围以内。古往今来，社会上有形形色色许许多多的人物可以拿来作为歌颂、咏叹、批判、讽刺的对象，我们要扩大自己的眼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艺术作品，才能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 周传瑛、王传淞《十五贯》 其后的数年中，梅兰芳先生还不止一次在总结新中国戏曲发展时，提到《十五贯》的成功经验，如1959年时说： 1956年，浙江省昆苏剧团成功地演出了《十五贯》，这个戏是用集体力量对原来的剧本进行改编而成的，改得是那样胆大心细，保存了原来《十五贯》传统的演法和技术，又新琢磨出了过于执这个人物的精彩表演，可以说是发扬了原有的精华，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推陈出新”的典范作品。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等同志的表演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人赞美这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话很对。 1960年时又说：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中央文化部接连召开了两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为了丰富上演剧目，提出了挖掘戏曲遗产的任务。……这次发掘，等于一次戏曲资料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这次发掘，看到了我国民间文艺遗产的丰盛和富饶。特别是昆曲《十五贯》的演出，使大家看到，对于传统优秀剧目，认真地去芜存菁，加以整理，这工作是十分有益的。……这个戏把过于执成功地刻画成为一个主观主义者的生动形象，与况钟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成为对照：这个戏强调了况钟半夜去见顽固的都堂大人周忱，要求翻案的尖锐斗争的场面：这些地方，使改编后的剧本大大丰富了它的教育意义。…… 从上面的论述中来看，梅兰芳并不仅仅是在就《十五贯》而谈《十五贯》，而是从中生发出了重要的理论思考：在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中，传统戏曲究竟应该以什么的方式来进行积极的适应性调整。 顺便提及一条材料——许姬传先生在《漫谈我所知道的孟小冬》一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孟小冬初到香港，每月港友来京，托带口信，还送我饼干等食品，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浙江昆剧团拍摄的《十五贯》电影在港上演，我连看七次。周传瑛的况钟，神情潇洒，身段熨贴，台步尤佳。王传淞的娄阿鼠，獐头鼠目，活现出小偷赌徒的习性。《访鼠测字》一节，旗鼓相当，最为精彩，可惜没有看到舞台演出，未免遗憾。” 许姬传先生在新中国成立，直至孟小冬先生1977年在台北病逝的近三十年间，始终都与其保持书信联系，而在此期间，作为梅兰芳先生的私人秘书，许先生又是长期住在梅家，伴随梅先生左右的。从许先生的记述可知，梅、孟二位，此时虽已天各一方，少有往来，但在对浙昆《十五贯》的艺术评价方面，仍然是高度一致的。 梅兰芳昆曲《春香闹学》 综上所述，梅兰芳先生对《十五贯》的重视与推介是在该剧受中央领导关注肯定之前；而在《十五贯》一炮打响之后，梅兰芳先生仍然继续关心该剧的创作过程，继续向更多人宣介昆苏剧团的奋斗历程和《十五贯》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可贵的。这不仅仅是梅先生出于对同业艺友的关心和提携，而且还与梅先生对昆曲复兴的情结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夕，梅先生曾在接受美国作家鲍华采访时这样表示过： 鲍华问梅博士是否有恢复昆曲的雄心，梅博士说：他不敢负这样大的责任，因为昆曲有固定的唱词，一定的唱法，是不能轻易有所改变的。约在民国五、六年的时候，许多唱昆曲的老先生都不能唱了，而昆曲唱起来又不能叫座，那时借了他的号召力，梅博士曾唱了几出昆曲，也学了好些昆曲。至于振兴昆曲，梅博士说，光是他一个人来干是不可能的。 正如梅先生所说，“振兴昆曲”，“光是一个人来干是不可能的”，正如梅先生一再肯定的，《十五贯》演出的成功，是全体浙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救活昆剧这个剧种的，不只是《十五贯》这一出戏，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前贤都是其中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功臣。 2016年4月，浙江昆剧团计划再度进京演出《十五贯》，在京举办新闻发布会期间听说梅葆玖先生不幸病逝，随即在浙江省文化厅领导的带领下，会同上海昆剧团和苏州昆剧院的代表，前往北京京剧院灵堂吊唁葆玖先生，以此延续对两代梅先生的尊敬。梅氏家族与《十五贯》的这份情谊，延续了整整六十年。 （本文刊载于《梅兰芳学刊》第四辑，标题为“梅兰芳及其家族与昆曲《十五贯》的渊源”，本号所发为其中节选，发表时作者又有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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