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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说”令人啼笑皆非的二十四个学术笑话（14～24） 十四，“襄阳说”认为，《草庐对》中诸葛亮说的“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充分证明这次谈话是在汉水南边，因为只有在隆中才能“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又是襄阳专家在瞎猜吧？无独有偶，初平二年（191年），曹操也有一篇著名的对策，提出“使袁（术）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按襄阳专家逻辑，曹操此话一定要在南阳讲才行，才符合地理方位，可实际上，曹操说这话时是在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打脸吧？《三国志》的记载怎么总是和“襄阳说”过不去？另外，《草庐对》诸葛亮说的是谁命令荆州这一上将“以向宛洛”呢？当然是刘备了。那刘备此时在哪儿呢？诸葛亮说下令的同时，“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请问襄阳专家，如果“以向宛洛”一定要在隆中讲，那“出于秦川”就一定要身在益州才对呀？可实际上刘备当时在哪儿呢？不就在诸葛亮的对面吗？在诸葛亮的对面怎么能“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呢？有点拗口吧？说白了，《草庐对》就是诸葛亮与刘备在南阳草庐内进行的一次全国局势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兵棋（或是地图）推演，并未真正实现。再说了，对刘表而言，《草庐对》就是一篇谋反建言，是鼓动刘备取而代之。在刘表的眼皮底下做这样的谋划可能性恐怕大大低于远在二百六十里外的卧龙岗吧？《三国志》涉及“草庐对策”地点的文字中除了南阳、草庐两个地点外，没有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可以参考的地理方位，而确认《草庐对》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南阳”的解读入手，不能只玩文字游戏，猜测不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一万个猜测，也抵不住一条史料。 十五，襄阳出版的《诸葛亮躬耕何处》的学术著作中收录有某某学者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篇文章，文中写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史证——《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文中‘沔之阳’三个字，就是重要线索。‘沔’即汉水，‘阳’指南面。襄阳隆中，正位于汉水南面。”还有“襄阳论语”中有关“躬耕南阳”论证的帖子也说，“沔之阳，顾名思意就是河的南边。五行风水都讲北为阴，南为阳，故说南阳南阳也。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中华魂宝，其中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位是，北水南火、东木西金，中间为土也。沔之阳，就是指汉江以南，某些人为了抢夺诸葛亮的一亩三分地，竟然颠倒阴阳，此乃天下之大笑活。河南的洛阳城池在黄河以南，故名洛阳。湖北襄阳城池在汉江以南，故名襄阳。”哈哈，这真是天下奇谈了，连“山南水北为阳”、“沔之南、洛阳、襄阳”名称来历都不知道就信口开河、大放厥词，还能用“笑话”来形容他们吗？不知道无所谓，信口雌黄就太丢襄阳的人了。真不明白襄阳怎么好意思把这样的文章收进“襄阳说”隆重推出的学术著作中，还肉麻地吹捧为“堪称无懈可击”、“确凿而精当的史料”，认为“某某先生的考证可谓结束了一桩悬案”。这不是故意在找“襄阳说”难堪吗？这样“八卦”的考证能“结束了一桩悬案”吗？笑话啊笑话！ 十六，“襄阳说”还有一个长盛不衰的奇葩观点，就是当时南阳是曹操的“敌占区”，所以诸葛亮绝不可能到“敌占区”去居住。这又是在“想当然”了，哪部史书有“布衣绝不可能”到南阳躬耕的记载？诸葛亮建安二年到南阳“躬耕陇亩”，直到建安四年曹操才到宛城演了一出“困于南阳”闹剧，随即撤回许昌，集中精力经营北方。所谓“曹占区”就是这么不长的几天时间。此后，建安六年刘表攻宛北30余里西鄂，没有曹操军队和宛城的地方军队来救援的记载，而且南阳功曹柏孝长也躲在西鄂城中，当时南阳城（宛）在刘表手中不言自明。刘表攻打西鄂，可以看做是对南阳郡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清理行为，也是对南阳郡的全面接管行为。随后，“建安七年(202）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并在建安八年初(203），“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叶县在宛北两百余里，博望在宛东北约80里，这些记载可以清楚看出南阳郡治宛城在刘表的控制之下。而曹操在建安八年的驻军前沿是西平，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这段时间，除了曹操“困于南阳”以外，刘备“屯兵新野”，刘表“从容自保，境内无事”是南阳郡的基本态势。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在基本平靖了北方后，曹操才调兵南征。这么清楚的记载“襄阳说”就是不看，闷着头只管说“南阳是曹占区”，还无知的拿“博望之战”来证明宛城在曹操手里。可笑啊，所以，你是不可能指望这些把博望和宛城地理方位南辕北辙的“襄阳专家”来搞清楚“躬耕地”的，只会弄成一盆糊涂。期待那些意淫诸葛亮躬耕期间南阳是“曹占区”的专家们，冥想没有用，多看书才是正道！ 十七，“关系说”也是“襄阳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认为“刘表绝不会让其故交诸葛玄的侄子去南阳那样动乱的地方，刘表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这脑洞有点儿大了，把今天的不正之风安到东汉时期了。这些有记载吗？刘表哪一点照顾诸葛亮了，给了诸葛亮什么官职了吗？如果有刘表在襄阳的照顾，诸葛亮何至于落到躬耕期间“苟全性命”的“卑鄙”地步？稍微看看史书就知道刘表是一个“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之人，不仅没有重用诸葛亮，连当时已经很为社会所推崇的外来名士如祢衡、王粲、甘宁、徐庶、司马徽、庞统等人都没有委以重任。故史书称他“好谋无决，有人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再说了，以诸葛亮的智慧，能跟在这样的襄阳渣男身边吗？“其主不能守”，这就是诸葛亮对刘表的认定。刘表照顾诸葛亮的记载没有，但刘表请庞德公的事情却有，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庞德公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所以，诸葛亮不远走卧龙岗，在襄阳跟着刘表等死吗？打脸吧？那些惦记东汉“不正之风”的“襄阳专家”们！ 十八，襄阳第二个奇葩“关系说”是想当然的认为诸葛亮“一心想兴复汉室，视曹操为国贼的诸葛亮会去宛县居住吗？”不错，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是有强烈的“汉室正统”，但建安二年时的情形绝非如此。“董卓之乱”后汉室败落，是曹操将汉献帝由长安、洛阳迁都于许昌，接着改元建安，汉室方才稳定下来。这给当时因“董卓之乱”逃到荆襄一带的北方士族以很大的希望，同时给予曹操很高的评价。南阳何颙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曹操）也。”韩嵩也对刘表说：“曹公至名，必济天下。”可以肯定的是，建安年间，在众多名士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作为的“济世之才”，而汉天子所在的许昌是众多北方名士展示才能，重归仕途的向往之地，绝非“必不敢去”的混乱地区。事实上，包括诸葛亮亲朋好友在内的众多名士都选择了“北归”这条仕途之路。弟弟诸葛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好友石广元仕魏，官拜典农校尉、郡守。崔州平后任曹魏的西河太守。孟公威亦仕曹魏，官拜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而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也北投曹操任黄门吏部郎。另外，建安二年三年时宛城并没有被曹操占领，张绣也没有到南阳来。既然诸葛亮这些亲朋好友可以“北归”许昌，诸葛亮为什么就“绝不能去”南阳卧龙岗躬耕待主呢？难道建安二年诸葛亮就知道建安六年刘皇叔要来襄阳吗？笑话！“襄阳专家”替诸葛先生想的也太周全了吧？ 十九，刘备三顾茅庐时驻军新野没有争议，新野距北边的卧龙岗和南边的隆中差不多，都是一百多里。向北一马平川，向南则必须渡过汉水。秦汉期间皇帝和各地军阀为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动向制定了著名法规《擅兴法》，规定：驻防将官未经天子和上级主将的号令私自出兵，或者将官私自出界、离部，都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元勋表》载:京师宿卫军官李寿未经许可私自离开长安到城外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刘备到荆州后寄人篱下，自然处处受刘表节制，“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刘表又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对刘备“不甚信用”、“表疑其心，阴御之”。汉水南的襄阳是刘表近臣蒯越、蔡瑁等人的防区，而刘备的作用就是替刘表看好荆州的北大门，防区在汉水北新野至博望一带，行动必须受刘表节制。如建安七年（202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203年）刘表“使(备)拒夏侯淳、于禁等于博望”。所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敢私自到防区以外的军事重地襄阳去的，更不可能在刘表的眼皮子底下和诸葛亮密谋取代刘表，谋取荆州的“对策”。试想，鲜衣怒马的刘、关、张三人由新野到隆中，必须渡过水阔流急的汉水，战乱年代的渡口，肯定有刘表关防和探报，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难道他还想再来一次“马跃檀溪”吗？从这一点来看，刘备“三顾茅庐”只能北上卧龙岗，而绝不可能南渡汉水到蒯越的防区襄阳隆中去“策划”谋反刘表的“对策”！ 二十，在躬耕地问题上，襄阳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跟诸葛亮唱反调。我们先看看诸葛亮自己怎么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而襄阳怎么说的呢？1，南阳不是南阳，是“襄阳”；2，诸葛亮不是真躬耕，而是“假躬耕”，真隐居；3，诸葛亮不可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绝不可能去南阳那样的“乱世”“苟全性命”。他只能在襄阳“绿洲”高谈阔论。4，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不求闻达于诸侯”，襄阳偏偏说诸葛亮躬耕时连郡守职位都不屑一顾；5，诸葛亮说他躬耕时地位“卑鄙”，襄阳偏偏说他是“高富帅”，广泛结交高门世族，娶了沔南名仕的女儿黄月英（也不知哪本书记载有黄月英三个字，八成又是瞎编）；6，诸葛亮说他躬耕时住的是草庐，襄阳偏偏说诸葛亮住的大瓦房，“屋基极高”“雕薄蔚彩”“有避暑台”“有井，广五尺”。你看看，争诸葛亮躬耕地不以诸葛亮说的为标准，而是自立一套，连诸葛亮都得听襄阳的，天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学术争论吗？另外还有一些襄阳专家说“躬耕于南阳”是个“伪命题”，诸葛亮是“假躬耕，真隐居”。奇了怪了，既然襄阳认为诸葛亮是“假躬耕”，那就把隆中认定为“诸葛亮假躬耕之地”好了！笑话啊，“伪命题”和“假躬耕”之地也值得襄阳绞尽脑汁、头破血流的去争吗？ 二十一，“襄阳说”还有一个极其固执的观点，一口咬定南阳郡一定是跨过汉水管辖隆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那本原先东汉时期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隆中属南郡。而在襄阳出面开了一个会后就将东汉和三国时期两郡以汉水为界修改成南阳郡跨汉水向南绕着隆中兜一个圈子，从而将隆中圈进南阳郡的著名《地图集》了。我就奇怪了，初版两郡以汉水为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改动版跨汉水将隆中划给南阳郡的依据又是什么？大量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包括汉水北岸新设邓城、鄾二县同属襄阳郡的史实可以弃之不顾吗？魏晋时期汉水南北都属襄阳郡了，中间的隆中怎么可能不属于襄阳郡？《汉晋春秋》原书早已散轶，现在能看到的是后人所集，你怎么保证“南阳郡邓县”这几个字不是后人擅自所加？何况《汉晋春秋》也没有说这个“南阳郡邓县隆中”在汉水南岸啊？你们的“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明显与历史记载相悖！除了邓城、鄾二县，《襄阳县志》还记载今襄阳县汉水北岸“西魏时改置樊城、安养二县，属河南郡。北周时，撤樊城县。隋朝时，安养县属襄阳郡。唐天宝元年改安养县为临汉县；贞元中，改临汉县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撤，并入襄阳县”。打脸吧？我就奇了怪了，看看这一带的地理状态，襄阳西的万山属于襄阳是没有争议的，而西边不远的泥嘴（现在改名卧龙镇了，改名似乎是襄阳的特长）根据湖北学者石泉先生考证和当代《襄阳县志》记载则属于中庐县，《资治通鉴》也记载“西山，谓万山以西，中庐县诸山也”，这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万山和泥嘴中间就窄窄的几里路，往南山沟七八里就是隆中，住着诸葛亮一家四口人和二十亩耕地，襄阳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虎豹出没，民国时期交通还是“襄阳西门，旧有小路，沿万山起伏崎岖不平，行者每以为苦。”就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襄阳为什么就是不能管辖？而南阳郡为什么非要在万山和泥嘴中间这个窄缝插进去管辖这个小山村不可？魏晋以后更是要穿过邓城、鄾二县，以及后来的安养、樊城二县弯弯曲曲输卵管一样管辖这个汉水南岸的小山村。两郡又不是夫妻，非要行这种无厘头的“周公之礼”吗？这恰恰就像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言的：（用《汉晋春秋》这样的野史孤证）“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啊！ 二十二，在躬耕地的争论中，“襄阳说”经常拿“隆中”“隆中山”来证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阳如果不在隆中，为什么叫《隆中对》啊？”。笑话，且不说《隆中对》的名称清代才出现，以前都是叫《草庐对》，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阳的啊！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是东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个隆山毫无疑问位于文中所言的“沔之阳”，《水经注》则具体记载为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该山坡道平缓，马车可直上山顶，几十公里外的卧龙岗历历在目，与李兴所述丝丝入扣。而“隆中”之名则是王隐的《蜀记》引用李兴碣文的加注，由隆山变为“至隆中”，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应该还在沔之阳的湖阳。而此时汉水南岸襄阳西则根本没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记载。100余年的襄阳人习凿齿才“号曰”了一个“隆中”。何谓“号曰”？就是“给它安个名”的意思，今天襄阳不也把泥嘴镇“号曰”成了“卧龙镇”了吗？“号曰”毕竟是嘴说，与事实则大相径庭。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刘弘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哪里的“亮宅”？刘弘为什么非要先去登山“远望”才能回过头来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闾”？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让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是一场闹剧啊！ 二十三，对于“隆中”这个地名，“襄阳说”有近乎于疯狂的宠爱，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习凿齿之后一提“隆中”多数指的都是襄阳。但是，襄阳对“隆中”不分青红皂白的宠爱就不对了，有时候就会闹笑话，丢人品。因为在历史上，卧龙岗因“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叶桂章《武侯记》）“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赵均《金石林时地考》）南阳武侯祠明代《敕赐忠武侯庙规祭文祭品檄文》碑文也记载：“此亦隆中地。”另明代徐学谟《游隆中记》也有：“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这些记载说明，“隆中”地名南阳卧龙岗也曾经拥有。当然，明代以后，南阳人可能更喜欢“卧龙岗”这个名称，故而“隆中”逐步为襄阳所有。当然，襄阳人现在占有“隆中”地名我们不反对，但一股脑把历史上的“隆中”都收入自己名下就有点“卑鄙”了。例如：《隆中志》第125页所收录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四百六十一，亦见《诸葛忠武侯集》卷一五的明代杨士奇《武侯祠记》有：“当汉之际，诸葛武侯隐于隆中，躬耕陇亩，讴歌梁浦，去南阳城七里，有冈焉，曰卧龙。”在诗词方面，《隆中志》第194页收录有明代薛瑄《望诸葛草庐》：“晓出南阳门，马渡消河急。举目眺西冈，林木半苍碧。及来隆中耕，日以老所益，贤哉刘豫州，三顾何汲汲。”另《隆中志》第214页收录还有清代樊王俊《谒武侯祠》：“千秋王业想英风，此日登临一拜公。数里平岗横野出，半椽茅屋坐隆中。乾坤鼎足胸先立，鱼水君臣志竟同。一去南阳耕钓少，白云流尽淯河东。”另外，清代戴上遴《谒武侯祠》诗：“隆中莘野皆三顾，淯水磻溪第一师。从容细看平沙处，可有先主旧马蹄？”（见于襄生《隆中志》第216页）“襄阳说”编者将这些古文、诗词收入《隆中志》就是认定此文写的是襄阳隆中，但稍有文字功底的人都能很明白的看出来这写的都是“南阳隆中”，“襄阳说”张冠李戴的收入《隆中志》，不是自讨没趣吗？这就是襄阳“文化名人”理解史料的水平？真不知道该怎么寒碜这些“主编”了。当然，看不出来只是水平问题，而偷梁换柱，肆意篡改就是道德问题了。有个襄阳丁先生曾经的你在《隆中志》中收录了唐代诗人胡曾的两首诗，冠名《隆中山》，其一：“乱世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主不自垂三顾，安得先生出草庐。”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见《隆中志》第101页）咋一看，这两首诗应该是在隆中所作，但第一首诗南阳《卧龙岗志》也有，名称为《咏史诗·南阳》。这就针尖对麦芒了，同一首诗，同一个人，两个名称，两个地点，肯定是一个真，一个假，孰是孰非？查查这首诗的来源《全唐诗》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为《咏史诗·南阳》，第三十首为《咏史诗·渭滨》，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两首胡曾的诗，但名称不是“隆中山”。显然，《隆中志》在胡曾诗的收录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为马”的错误手法，误导了读者。这些行径除了笑话就是人品了。在2002年的汉中诸葛亮研究会上，北师大博士生导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先生把“卧龙岗亦为隆中”的论据一经提出，襄阳方面便“拍案而起，怒而无言”。而王子今教授幽默地说：“怎么，只许南阳在隆中，而不许隆中在南阳吗？”一席话说得会场中一片哄笑！ 二十四，“襄阳说”在与南阳网友争辩时（好像有些襄阳学者也曾经津津乐道过)，文革时期南阳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明确承认“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于是乎便陷入了一片阿Q式的狂欢之中，反复拿来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呜呼，“襄阳说”是不是“技穷”了，“文革”时期的小册子是史料吗？，颠倒黑白年代的产物能作为证据吗？说白了，“襄阳说”的顶点就是文革时期到教科书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候，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加上普通民众包括大多数历史学者没有认真研究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河南以及大多数南阳人当时也都认为诸葛亮所言“躬耕于南阳”是襄阳隆中，所以，河南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书籍并不奇怪。另外，学术研究并不是以省籍划分的，河南人到现在也有“襄阳说”观点的学者，而襄阳也有“南阳说”观点的学者。我们都应该包容，这些书籍和个别人的观点对诸葛亮躬耕地最后的认定不具有价值。河南人观点的反转始于教科书事件，当有人在教科书上炮制“南阳，东汉郡名。在湖北襄阳一带”这样的既无耻，又可笑的所谓躬耕地结论的时候，以及襄阳潘正贤之流在网上肆意辱骂南阳人，叫嚣让“南阳卧龙岗假诸葛亮躬耕地见鬼去吧”之后，彻底激怒了河南人。经过网友以及河南学者的大量研究，这才发现原来襄阳说在诸葛亮躬耕地上的所有言论都是一些极为可笑的谎言，于是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有目前“南阳说”对“襄阳说”的绝对优势。北师大教科书的注释，人教社教科书对“躬耕于南阳”和隆中的注释改动就是这种态势的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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