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云南翁丁老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火，寨子里的105户房屋，最后只有三四户幸存。
据了解，为了安全和发展旅游，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合作，对翁丁古寨内的村容村貌进行保护和整治开发，并重新选址建立一个新村，让所有的村民都搬离古寨到新村生活，人走房空让大火有了“可乘之机”。
这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是佤族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保留最完整的原生态村落，被佤族人民视为文化圣地，留存至今，却没幸免于现代的一场大火。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氛围中的人们，不免为它唏嘘不已。
然而，中国大多数的村庄，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危机，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刷下正在默然消逝。
据统计，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自然村；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将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目前，仅有238万个自然村，行政村有59万个左右。
村庄消失的背后
万物兴衰更替，一个村庄的命运，也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的条件的制约和重重考验。村庄消亡的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外界因素，使得一个村庄被毁灭。另一方面，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产和居住条件，也会主动迁移，将那些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差的村庄抛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衰退和凋零，很多村庄随之消亡。
永泰龟城，修筑于明万历三十六年，是当时明朝政府在甘肃景泰县明代遗留的军事要塞，当时，城内驻有士兵2000多人，马队500人，附属设有火药场、草料场、磨坊、马场等机构。后来，军事功能逐渐退化，逐渐发展为自然村落，在上世纪50年代村里还有30多个姓，1300多人，那时城外的草原和树木还相当繁茂。
后来，因为生态恶化和贫困，大部分居民早已搬离，只留下数十户人家以养羊为生。一片荒滩隔壁之中，城内低矮的土屋破败不堪。
在中国最大的渔场浙江舟山群岛，无数渔村以海为生，其中的嵊山岛北边最富有的小渔村后头湾村，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兴建的，最繁盛的时期有超过3000名渔民在这里捕鱼为生，养育着600户渔家人，近600幢具有浙江特色的民宅，依山而建。
后来，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海岛交通的十分不便捷，以及各种生活设施的相对匮乏，孩子读书、看病就医等困难，村民从1990年开始陆续迁出，直至2002年的时候后头湾村正式撤村。村民们离开后，茂密的爬山虎吞没了整个村庄，大自然又重新占领了这片土地。
除村庄的自然消亡外，资源型的村庄搬迁、重大工程的村庄搬迁、吊庄移民过程中的村庄消失等人为因素，都使很多村庄结束了他们的使命。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日益扩张的城市城镇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飙升到了目前的60.6%，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上升到75%。显然，随着城市化的到来，拥有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古国开始进入工业文明的新阶段，我们用 30 多年就完成了其他国家 100 多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但这种极速的城市化过程是以大量的村庄和村落的消失为代价的。
在“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中，大量的村庄被吞没，房屋被推倒、农田被瓦砾掩盖，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山东青岛的顾家岛村，是一个依山傍海，风光秀丽的小渔村，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多年前，明末崇祯十七年战事频发，顾姓先人为逃避战乱，携子由胶南灵山卫北门外村来到这里居住，世代捕鱼为生。
到了2018年，城市的开发建设，已经将它夷为瓦砾，全新的旅游度假区即将取代它的存在。而它的命运不过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万千村庄命运的缩影。
正在瓦解的乡村秩序
城市化，影响乡村的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消失，更在于城市化对乡村人口形成的一种磁吸力，造成了乡村劳动力的流失。人的离开，是大多数村庄开始衰落的真正原因，也是现今农村问题最普遍的问题。
凤凰网《一个千年古村和它的最后13位村民》
农村常住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下降到2018年的5.6亿，整整减少了3亿人。青壮年的离开，也意味着乡村血液的流失，让无数乡村变成了“空心村”，只留下不愿离开的老人，不忍离开的妇女，和不能离开的儿童。这便是所谓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虽然部分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仍尚存，但其实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每年春节回来一次的年轻人已经缺席了乡村日常事务和文化活动，传统的宗族文化和民风习俗也日渐衰微。
芦子水村，是一个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的西北部海拔1261.8米的山村，金代成村，房子建在山腰间，农作物种在梯田中，芦子水村是北方隗氏族人的故乡，村子里90%以上的村民都姓隗，村子里还留存着606年历史的先祖古墓。芦子水人爱唱戏，四弦、小调，尤其钟爱“山梆子戏”，至今还保留着一座200年历史的老戏楼。
300年前，这里的农民曾将山梆子戏唱响京城，并被乾隆皇帝赐名“天成班”。而如今，随着年轻人的不断离开，村子里的老戏骨，只能把曾经的一身本事藏在身后日渐破败的青砖木屋里。
《了不起的村落》
敖鲁古雅是根河市唯一的民族乡，这里居住着200多个鄂温克猎民。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少数民族。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他们的一生都离不开酒、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这些都被融进了整个民族的血液。
但2003年以后，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村民每天呆在驯鹿园里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种新的更加富足和轻松的生活方式令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放弃了让他们的驯鹿回归山林。如今依旧坚持在深山驯鹿的猎民，已经只剩下十余户，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和传统精神也在慢慢消逝。
留守乡村的老人，落寞守护着老屋和传统的民俗与礼序；出走的年轻人，在身份和精神上已经与乡村割裂，但却由于经济地位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难以融入城市。乡村，正在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内核上，不断地消失。
乡土是中国的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他认为乡土是中国的本色和基石。在现代化的单一正确的语境和趋势下中，“乡土”却成为了一个带有贬义和落后的词语。
短短三四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正在消解沉积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随着农村村庄的消失和农耕文化的式微，中国农村社会赖以稳定的根基也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必须面对的问题。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绝对贫困的问题也历史性地划上了句号。城乡二元化和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亟待突破性的解决。正在衰落的乡村，也要考虑到融入城乡新格局当中去。
2021年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从“扶贫办”到“乡村振兴局”的过渡，正是为了落实好与脱贫攻坚一脉相承的乡村振兴战略。
早在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即明确了乡村振兴时间表：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该如何振兴？正如，乡村的衰落，是从人的离开而开始的。我们期待着未来的乡村，首先要让人能真正留下来，能够得到好的发展。而这就意味着乡村够有好的生产条件和发展机会以及文化环境。
那些出走的人，在期待着乡村能真正成为安乐生活的家园，而不只是梦中的故乡。
每天消失的近百个村庄，是3亿人回不去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