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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夏天，我就想起父亲。 还是当学生时，到了夏天，就放假了。暑假。该有避暑的意思吧。但父亲却不让闲着——不是念书，也不是今天流行的补课。他是把我撵到庄稼地里去。那时候，锄地，拔草，翻红芋秧子，样样都得干。 盛夏高温。上面晒着，下面烤着。四周就像有个蒸笼，也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炕房里。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但胸口，还有脊背上的汗珠子，常常不分个，而是一绺一绺地往下淌。 高温天气，正是锄地的好时候。刚刚锄掉的草，一小会儿就蔫了。半天不到，一定死掉。如果用锄头把草勾到庄稼地里的小片空地上，它就再也没有“借阴还魂”的机会了。 但锄地，还不仅仅是锄草。高温时节，在地庄稼基本上都起身了。锄与不锄，并没有多少关系。父亲说，这时候锄地之所以必须，因为它可以保墒。盛夏的蒸发量大。下了一阵雷阵雨，湿了上面的一层土，就得赶紧保墒——用锄头勾破最上面的土壳。土壳破碎了，土里水分蒸发时上下连通的管道也就断了，从而延缓蒸发的速度。 而有一种庄稼，高温时已不能锄草，必须用手拔草才行。它就是红芋。 红芋，也就是地瓜，或者红薯。它有个特性，不长高，而是满地爬。红芋秧子爬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任由它到处生根，会影响主根的营养吸收。这就需要，隔一段时间，特别是一场雨后，翻一次红芋秧子——把每一根秧子都翻过来。然后手工拔除地里的草。 跟锄地比起来，拔草更难受。锄地可以站着，或者弓着。拔草必须蹲着，或者带个小凳子坐着。身体离地面近了，地面的温度向上翻腾。感觉，就是蹲在蒸笼上。有这个体验，我一直对城里所谓汗蒸房敬而远之：那不是花钱买罪受吗。 当然，父亲撵我到地里干这些，并非一定在烈日炙烤下才行。早晨天刚亮，他喊醒我，跟着去。一个早晨，几分地就锄完了。回家吃罢早饭，又赶紧下地，接着干。约摸一歇子活的时间，也就是大概九点多到十来点钟的样子，太阳光毒辣起来，父亲就会说，“赶紧回家，别中暑了。”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光弱些时，我们才又下地。只不过干得松缓了。干一阵歇一阵，直到天黑。父亲告诉我，这叫有张有弛。 上午收工到下午上工，这中间六七个小时呢。父亲对我说，除了吃午饭，其余时间，愿意睡觉就睡觉，愿意念书就念书，最好睡觉跟念书轮换着。父亲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他当然知道，暑假里，念书也不能荒废了。 说实话。我那时对父亲撵我到地里烘烤，是一百个不情愿。有时这情绪也写在脸上。他不恼怒，也不斥责。他跟我讲道理：受得了高温，才知得到庄稼种得不易。谁不知道凉快舒服呢？贪图凉快，也念不好书。而且学校里是念书，干庄稼活更是念书；这一篇书，就写在村庄里，田野里，点点滴滴之中隐含着的都是活的知识；耐得住高温，才知道每一粒饭，都好吃…… 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后来的岁月中，似乎懂了一些，又似乎还没有全懂。几年前，父亲去世。每到盛夏，我总是想起父亲，以及说过的那些道理。我觉得，夏天其实想像父亲：它用高温的方式历练着它的孩子们，但这历练，又不会过了限度——有早晨的凉爽，也有树荫下的清凉。时不时，还会下一场雷阵雨，降一降温。它就这样，看似绷着脸的严厉，却有着慈父的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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