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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偶读一文，介绍古来常用纸，而藤纸不与焉。因而想起万历《绍兴府志》中曾说“藤纸出嵊”，其下小注又引唐舒元舆《悲剡藤文》云：
舒元舆的这篇文字也收在《全唐文》里。略作比堪，可知《绍兴府志》所引有些节略，字句也稍有出入，然而大意是不错的。所谓“过数十百郡，洎东雒西雍，历见书文者皆以剡纸相夸”，可见藤纸流传之广，且为唐人所重如此。这样一种纸，在介绍古纸时显然是不应当被埋没的。 检刘仁庆《中国古纸谱》，称藤纸为晋代纸名，又引《嵊县志》云：
又说：
刘仁庆的《古纸谱》罗列历来古纸种类较全，是一本难得的普及类好书，可惜其人显然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者，所以很多资料的征引并不严谨，而论述也常有失考的地方。此处关于藤纸的说法，正犯了同样的问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藤纸确实起源于晋代，其依据是唐初虞世南所编的类书《北堂书钞》卷一百零四中有一条记载，称东晋范宁在浙江任官时，曾下令给属官“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初学记》卷二十一亦载此事。藤角纸的“角”该如何解释，又具体为怎样的纸，迄今没有定论，然而这种纸属于藤纸则并无疑问。从范宁的命令来看，藤纸在当时足以称为较优质的公文用纸，品质比土纸要好上许多。 话虽如此，东晋时候最流行流行的还是侧理纸。这种纸，据古纸专家潘吉星等人研究仿制，当是在麻类、皮类等纸浆中掺入水苔、发菜等物，制成后表面有青绿纹理的纸张。藤纸或是由于工艺不成熟，或是由于产量不足，总之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藤纸也似默默无闻，没有在文字记载中留下多少痕迹。 直到隋唐时期，藤纸才真正流行起来。刘仁庆所疑心的敦煌文书用藤纸抄经即为一例。《唐六典》卷三称衢州、婺州贡藤纸，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亦称婺州、信州贡藤纸，卷二十七称余杭由拳村出好藤纸，可知藤纸的生产在唐初已有所扩大，且藤纸的应用已在朝廷中流行开来。《唐会要》卷三云：
麻纸与藤纸并用当是唐时官府用纸的常态。李肇《翰林志》中关于圣旨用纸的记载，表述得更是明白：
藤纸虽较麻纸仍下一等，但可用于圣旨，显然说明已成为高档用纸之一。这一礼制上的区分，此后似乎一直被沿用下来。《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九记载，宋乾道三年，占城（今越南）以劫夺来的物品入贡，被宋廷拒绝，洪迈受命写答复诏书，请求用金花白藤纸写旨，被时任礼部郎中的李焘上奏制止。李焘称，依绍兴年间旧例，此事只许用白藤纸。 叶梦得《石林燕语》对此说得更为明白：
然而叶氏又云：
麻除了用来制纸，还可用来制衣服、鞋字、绳索、渔具等，因之麻纸的原料，通常来自于破旧的布片或其他废弃的麻织品。以此之故，麻纸的生产不仅成本较高，且生产规模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自隋唐以后，随着皮纸工艺的成熟，麻纸已逐渐退出了市场。这一过程大概完成于宋初。从传世的宋版古籍及一些记载看来，北宋用纸以楮皮、桑皮为原料的皮纸为主，而南宋用纸则已从皮纸向竹纸过渡。 藤纸在这一时期，虽然少见，却并未绝迹，仍是书写圣旨的主要用纸之一。考成书于北宋的《元丰九域志》，当时仍有三个地方按例进贡藤纸，其中杭州贡藤纸一千张，婺州贡藤纸五百张，衢州贡藤纸五百张，可见当时三地仍在生产藤纸。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九《跋与张载熈书巻尾》云：
蔡襄《端明集》卷三十四《文房四说》云：
以此又可知连州、循州也出产藤纸。连州今广东清远一带，循州今在广州惠州一带，显然，宋时藤纸的生产已扩散到了岭南。 宋代藤纸最明显的变化，却是从普通用纸上升为较高级的名贵纸张。这一点，从上面张载熙兄弟携藤纸向黄庭坚求字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山谷简尺》说“藤纸宜笔墨”。黄庭坚写书帖，最喜欢用的就是藤纸。刘筠、欧阳修、梅尧臣、陆游等人在诗中咏及藤纸时，也多有珍惜赞叹之意。南宋初葛胜仲云：“俗人雪句如翻水，陈言堪吊剡藤纸。子诗清如扇上讃，使我三叹不能已。”意思更是明白，不是水准之上的诗文大家用藤纸写字作画，已经被视作浪费。到了南宋时期，普通用纸方面更基本是竹纸的天下了。《嘉泰会稽志》云：
宋以后，竹纸以其价廉、量大以及日渐成熟的工艺，在各个用纸的场合皆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皮纸使用减少，藤纸更是日见稀少。高濂《遵生八笺》云：“宋板书刻以活衬竹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而存遗不广，若糊禙宋书，则不佳矣。” 王应麟《经籍会通》则称：
不过，在明初周藩朱橚所编的《普济方》中，却记载了藤纸两种独特的用法： 其一是包裹各类药丸或密封药瓶，可防止药味外泄，药力失效；其二是治小儿心肺藴热及心血妄行、鼻衂出血不止，“用故藤纸被一片作捻子，包麝香烧熏入鼻或吹鼻中，又令患人吸呷尤佳。故藤纸被旧亦得，或烧内小瓶中留性，用酒调下，量儿大小与服极妙”（卷三百八十九）。 其中第二种用法被李时珍采信，写入了《本草纲目》，而且作了进一步发挥：
显见直到明万历年间，藤纸仍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物品，否则李时珍当不至于作如此说法。只是此时的藤纸，或许已如宋初的麻纸一样，用来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如纸被之类，而不再大量用于书写刻印。 入清后，关于藤纸的记载多半为传抄前代资料而来，关于当时藤纸的生产、应用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或许正因此之故，才让刘仁庆在《中国古纸谱》中产生误会，以为只有到大英博物馆才可一见藤纸面貌。事实上，宋明两朝圣旨遗世虽不多，却还有一些，再则黄庭坚的法帖多半以藤纸写就，传世的总还有几件，都可以拿来验证。 潘吉星于《中国造纸史》中说，“出土与传世的唐代藤纸少见，甚至后世所造者亦不易多得。藤纸一般较薄而发亮光，以手触之有某种声音，与麻纸、楮皮纸显然是不同的。”如此说法，庶几近乎事实。揆诸文意，潘氏显然是见过藤纸无疑的。 回到刘仁庆《古纸谱》，其另一论述上的失误，在于说嵊县藤纸有五种样式。他所引的多半为同治《嵊县志》。该志在此处刷印较为模糊，以致刘仁庆将“坚滑白者曰硾笺”误看成了“唾笺”。其实，这段文字同样见于《乾隆浙江通志》，可以清晰看出是“硾”而非“唾”。 然而，《乾隆浙江通志》在这一段论述上其实也是有错误的。据最早记载剡纸的南宋高似孙《剡录》，剡纸分剡硾、剡溪玉叶纸、澄心堂纸、玉版纸、敲冰之、罗笺等数种，其中罗笺又名鱼子笺。然而此处所指，非仅就藤纸而言，而是包括了剡县所产的藤纸、楮皮纸、竹纸等各类纸张。澄心堂纸明为楮皮纸，“敲冰纸”条下称“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梅尧臣又有诗“巴笺脆蠧不禁久，剡楮薄慢还可怡”，皆可为证。后世修志者节引此处文字，并擅自归并，以致造成了上述误会。 总括而言，藤纸起源于晋，而盛行于隋唐，至宋渐为桑皮纸、楮皮纸取代，到明是已经基本不用于书写，而转用于日常生活，入清后却几成绝响。其见诸于记载的产地，则包括巴蜀、浙江的绍兴、杭州、婺州、衢州、黄岩，江西的上饶（信州），广东的惠州（循州）、清远（连州）等地，而尤其以绍兴嵊县剡溪一代最为出名。 绮文妄言错为文，千年歌哭剡溪藤。士为名所使，满纸荒唐言，民为利所驱，轻残古藤命，遂至剡溪十里古藤绝命于天地间，此与当今涸泽而渔之势何其相似。剡藤有舒元舆撰文悲哭，以为纪念，仍不免身亡名销，近乎绝迹于载籍。而今之人，将来却又不知如何。此贾太傅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附录两首前人咏纸小诗： 与温庭筠云蓝纸絶句并序 唐·段成式 一日，辱飞卿九寸小纸两行亲书，云要采笺十幡，録少（案：此或为“小”字之误）诗。为予有杂笺数角，多抽拣与人，既玩之轻明，复用殊麻滑。尚愧大庾所得，犹至四百枚，岂及右军不节，尽付九万幅。因知碧硾棋上，重飜懊恼之辞；红方絮中，更拟相思之曲。固应桑根作本，藤角为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様偏饶桓氏。何啻奔墨驰骋，有贵长帘；下笔纵横，偏求侧理。所恨无色如鸭卵，状如马肝，称写璇玑，且题裂绵者。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既乏左伯之法，全无张永之功，辄分五十枚，并絶句一首，或得闲中，暂当药饵也。 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 待将袍袄重抄了，尽写襄阳播掿词。 （此言“桑根作本，藤角为封”，云蓝纸当是桑皮、藤皮混合作制的彩笺。） 谢洪宪副惠茧纸 元·许有壬 汗牛编简罄竹木，蔡氏弊网功方兴。 剡溪藤角㑹稽楮，文场擅美纷相仍。 东方妙制中天下，照眼莹滑涵春冰。 清泉縻茧融玉液，不动机杼成霜缯。 感公分惠到狂客，欲奉瑶道途隔等。 等闲肯造五凤楼，留草匡时万言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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