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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12期 作者：谌旭彬 “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没有出现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盟主鲁迅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向台下的左翼青年们，回顾了彼此间昔日的论战： “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 约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3年之久。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郭沫若指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攻击规模之大，有郁达夫的打抱不平可证。郁说：“他（鲁迅）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 转折发生于1929年秋。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要求太阳社、创造社停止攻击鲁迅——据夏衍讲，“太阳社那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的绝大部分都是新党员”。吴黎平当时在中共宣传部主编《环球》周刊，他回忆说：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中共高层的过问，使鲁迅与左翼青年们“瞬间”和解，由敌人转为盟友。潘汉年嘲笑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鲁迅反讽潘汉年“年轻貌美、齿白唇红，……是天生的文豪”，这类剧情就此打住。身为“文委”（中共宣传部直接主管文化工作的组织）书记，潘汉年将新指示迅速贯彻了下去。先是命各支部成员停止攻击鲁迅，转身又去找了未参与论战的地下党人冯雪峰，要他去向鲁迅疏通，请他出来做左联的盟主。左联成立之日，潘又代表组织，在鲁迅之前讲话。潘的演讲富有激情，与会的“一丁”，40多年后还记得他当时的演讲姿势，“是模仿列宁的，……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潘说，“红军正在盛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这样的调子，稍后李立三还会当面向鲁迅再“传达”一次。 “李立三路线到底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1930年5月7日，左翼文学盟主鲁迅由冯雪峰陪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由潘汉年陪同，在上海爵禄饭店秘密见面。30年后，1960年3月1日，当许广平造访李立三，询问他当时和鲁迅究竟谈了些什么的时候，李立三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当时鲁迅谈了些什么？已不能记忆，只记得我谈了两个问题。（一）我们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二）分析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经过那次谈话以后，鲁迅完全和党一致了。和创造社的对骂也不见了。” 李立三“不能记忆”鲁迅谈了些什么，其实是因为当时两人“各人谈各人的”，分歧很大。1949年后，很多人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与鲁迅曾有过的论战和冲突，李立三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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