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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魏伯阳（西元100-170年）依据黄老学说、易经理论以及五行相类等思想，参考了古炼丹术及炼丹古书，假借爻象，以论作丹，著《周易参同契》三卷。因“恐泄天之符”，故书中行文多恍惚之辞、类比之喻，文字古奥难懂，不易捉摸。《周易参同契》被后世奉为“万古丹经王”，其不但奠定了道教丹鼎学说的理论基础，也为西方之炼金术与荣格分析心理学提供了极大之借鉴。  魏晋时期，道教进一步分化。东晋茅山道人葛洪（西元284-364年）将道教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丹鼎派奠定了理论基础。此时老庄玄学盛行，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理论之发展。晋哀帝兴宁二年（西元364年），上清派祖师杨羲（西元330-386年）得南岳夫人魏华存授予《上清大洞真经》等天书玉册，传承上清派。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西元424年），寇谦之（西元365-448年）自称太上老君授其“天师”之位，遂献道书于太武帝，倡改革道教，主张去除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制订乐章，建立诵戒新法；次年，太武帝亲至道场受箓，并建新天师道道场。  而在南朝，宋文帝时期，上清派传人陆修静（西元406-477年）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天师道进行改造。寇谦之与陆静修之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得以全面系统化。南朝梁时期，茅山派大宗师陶弘景（西元456-536年）继续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光大了茅山上清派，使之成为后世之道门正统。  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此时距离佛教东传尚不久远，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初来中土时，为扩大影响力，有意与道家（道教）保持一致，早期甚至依傍道术而流行；佛教主要吸收道家义理与道教方术，如北魏僧人昙鸾曾师从道教真人陶弘景学习“长生术”，甚至后来唐代佛教禅宗思想之确立，也受到了当时皇室推崇道教与老庄思想盛行之社会背景的影响。（任继愈。《文史知识》经典文章回顾：道家与道教。http://book.ifeng. com/special/ wenshizhishi/detail_2012_07/26/16320168_1.shtml。）  隋唐时期，道教最为兴盛。隋朝实行佛道并重政策，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此时茅山派青霞子（本名苏元朗，生卒年不详）开启了内丹学说，对后世道教影响较大。  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大力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规定“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朝廷搜集魏晋时期隐流、秘传之道书，普传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积极推动道教内部改革，致力于剔除天师道中的巫术迷信色彩，发展道家义理，使道教在偏离道家之后，实现对道家之回归。  盛唐时期，高道辈出。孙思邈（西元541-682年）及其《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之发展，李淳风（西元602-670年）及其《乙巳占》推动了天文学之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之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而赵坚之《坐忘论》、茅山派宗师司马承祯（西元639-727年）作序之《天隐子》、吴筠之《玄纲论》、《神仙可学论》与《宗玄先生文集》、以及晚唐杜光庭之《道德真经广圣义》等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终南山少阳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为道教主流。  中晚唐与五代十国时期，战乱兵祸频仍，道教相对低迷，中晚唐的统治者延续尊本崇道政策，五代十国也有帝王信奉道教。  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之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而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以高道众多之茅山宗实力最强盛；内丹学经过宋太宗御赐“希夷先生”陈抟（西元871-989年）与全真道南五祖之一的张伯端（西元983-1082年）等真人之发扬而广为流行；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而张伯端之《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  南宋时期，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此时道教支派进一步细分，衍生出了江西南丰王文卿（西元1087-1153年）之神霄派、河南开封宁全真（西元1101-1181年）之东华派、江西南昌雷时中（西元1221-1295年）之天心派、福建建宁黄舜申（西元1224-？年）之清微派和江西南昌何真公（生卒年不详）之净明道等新道派。此外，全真道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  元朝前期，全真道龙门派祖师丘处机真人以74岁的高龄，自山东昆嵛山西游35000里，遇成吉思汗于中亚，成吉思汗与其言谈甚欢，呼其为“神仙”，拜之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丹道，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元至元十四年（南宋景炎二年，西元1277年），忽必烈册封张陵及其历代子孙为“天师”，命张宗演“领江南道教事”；大德八年（西元1304年），元成宗扶植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此时，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继续发展，而宣扬“儒道合一”、“忠孝净明”之净明道也在江西流行。 明朝以后，道教新的支派甚少，但明朝诸帝都对道教采取了尊崇之态度。明太祖在全国各地建了成千上万座城隍庙和土地庙，并于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正式罢黜元朝所授予之龙虎山张氏子孙的“天师”称号，分道教为北全真、南正一两派分别管理。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全真道士张三丰（西元1248-？）极为尊崇，并于永乐十年（西元1412年）在武当山之巅天柱峰上敕建太岳太和宫；全真派张三丰强调“三教归一”，提出了筑基修性、还丹修命的内丹学；正一派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西元1359-1410年）鉴于正一道教徒多行不轨，遂效仿全真派宣扬“三教合一”，申明道统源流、整顿不良道风，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但收效甚微。 据《明史》，第四十六代正一真人张元吉： 素凶顽，至僭用乘舆器服，擅易制书。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事闻，宪宗怒，械元吉至京，会百官廷讯，论处死刑。 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都曾任命道士为礼部尚书，而明世宗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使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朝道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和民间化。在文艺领域，出现了大量以神仙鬼怪为主题的神魔小说和戏曲剧目。明朝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科仪方术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供奉老君、玉帝、真武、三官、文昌、关帝、娘娘、城隍、土地等神仙的宫观祠庙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田野。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藏传佛教。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之角度出发，对道教之抑制稍微宽松；乾隆时，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道教正一教主之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鸦片战争后，西方思潮入侵，正一道之地位更是江河日下，贡献也日益稀少，其中，娄近垣（西元1689-1776年）是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而在全真派，龙门派王常月（西元1522-1680年）提出了“戒行精严”之修道思想，开创“龙门中兴”，促进全真道复苏。清中后期，吕祖、妈祖、关帝、文昌、财神等各类民间信仰盛行，各种民间宗教也延续了明末之热潮，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混元教等教派层出不穷。 民国时期，最著名之道教学者是全真龙门派居士陈撄宁（西元1880-1969年），其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神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而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取消了正一真人之封号与财政支持，且新文化运动使道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民国十六年（西元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再次沉重地打击了张天师，导致正一教衰落得无以复加。 1949年，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西元1904-1969年）随蒋介石东渡台湾，但因始终怀念龙虎山，故临终犹嘱后人要重振“天师府”，希望祖国能够统一。如果从张天师家谱来看，张恩溥在历代天师中算是英年早逝了，大约是水土不服吧。张恩溥病逝于台湾后，由张姓在台族人、江西籍立法委员推选张源先（西元1930-2008年）继任代理掌教，随后张源先在南投县国姓乡另建天师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权后，江西鹰潭龙虎山天师府已无天师之职，后有张恩溥外孙鲁金涛改姓张氏并主持龙虎山道务，张恩溥弟之孙张继禹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源先去世后，第六十四代天师之职由谁袭承曾引起诸多争论。2009年6月10号，张道祯宣布承袭该位，同时得到台湾内政部门确定，大陆大概是为维稳未做干涉，这使得天师之争终告结束。 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在全真龙门派祖庭北京白云观成立；“文革”时期，道教遭受到极大之破坏；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道教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传戒”法统有所恢复，部分宫观得到修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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