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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御型神经精神病的进一步讨论（上） 弗洛伊德 译者：金伟闯 （四川大学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方向研究生、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会员） 介绍 在1894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我将癔症、强迫症和某些急性的幻觉性精神错乱的病例整合在一起，命名为“防御型神经精神病（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Freud，1894a），因为事实证明这些疾病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症状都是通过（无意识的）防御这一心理机制而产生，该机制试图压抑某个不相容的想法，它与患者的自我形成了痛苦的对立。后来，在一本由J. Breuer博士和我共同出版的书（《癔症研究》，1895J）中的一些章节里，我已经能够阐明，并且能够从临床观察的意义上说明“防御”或“压抑”的精神过程是可以被理解的。在那本书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我在进行这些调查时所使用的耗时费力，但完全可靠的精神分析方法的资料——调查也构成了一种治疗过程。 在过去两年的工作中，我的观察使我更倾向于把防御看作仍在讨论的神经症的精神机制的核心；而这些观察也使我能够为这一心理学理论给出临床的基础。令我吃惊的是，对于神经症的那些问题，我偶然发现了一些虽有局限，但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对它们作一个初步和简短的概述。虽然在这种交流中无法提出支持我的断言所需的证据，但我希望在之后的详尽呈现中能够履行这一义务。【1】 一 癔症的“特殊”病因学 在早期出版的作品中，Breuer和我已经表达过以下观点，即只有追溯到具有“创伤性”作用的经历，并且这些心理创伤涉及到患者的性生活，癔症的那些症状才可能被理解。我要在此补充的是，从我对十三例癔症个案进行分析的统一结果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关注这些性创伤的性质，另一方面要关注这些性创伤在生命中发生的时期。若要造成癔症，在主体生活的某一时期发生触及其性欲存在，并由于痛苦情感的宣泄和压抑而具有致病性的事件是不足够的。相反，这些性创伤必须发生在童年早期（青春期之前），其内容必须包括生殖器的真实刺激（类似交配的过程）。 在分析过的每一例癔症个案（包括两例男性）中，我都发现了癔症特有的决定因素——前性欲期的被动性欲。自不必说，偶然的病因学因素转变为决定因素，这让遗传倾向的主张遭到了何等程度的削弱。此外，这也为理解为什么癔症在女性中更为常见开辟了道路；因为即使在童年时期，她们也更容易被性侵犯。 今天，如同一位初露头角的诗人，我在一张纸的顶端写道： 关于主要的神经症（神经衰弱，焦虑性神经症，癔症，强迫症）的讲座 ……在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更为精细的工作： 防御性神经症的心理学与心理治疗。 （编者注：然而，除了一些未发表的讲座和本卷中的两三篇论文之外，这一工作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结果。其他的事情——自我分析和梦的问题——很快吸引了弗洛伊德的兴趣。） 对于这一结论，最直接的反对者可能会认为，对幼儿的性侵发生得太过频繁，以至于它们在病因学上并不具有任何的重要性，或者这些经历发生在还未性发育的人身上，因此它们必然没有效果；进一步地，他们可能会认为，人们必须谨防通过询问患者而迫使她们回忆这类事情，或者相信患者自己创造的浪漫故事。在回答后一种反对意见时，我们可以要求：在这个模糊的领域中，任何人都不应做出过于肯定的判断，除非他已经使用了能够阐释这一领域的唯一方法——精神分析，以使得人们认识到那些迄今为止仍处于无意识的事物【2】。对于第一条反对意见，可以通过指出下述观点直击其本质：并不是这些经历本身造成了创伤，而是它们在主体进入性成熟期后作为记忆复活造成了创伤。 我的十三例个案无一例外都是严重的类型；她们的疾病都持续了很多年，其中几位经历了漫长而失败的机构治疗之后来到我这里。在这些严重的案例中，分析发现的童年创伤都属于严重的性伤害，其中一些无疑令人厌恶。在那些犯有虐待行为——它们往往有着严重影响——的人当中，保姆、家庭教师和家仆首当其冲，孩子被太过草率地交与这些人照顾；此外，教师的身影在其中频频出现，这令人感到遗憾【3】。然而在这十三例个案中，有七例证明攻击者是看起来无可指责的儿童，他们大多是兄长，多年来一直与比自己年幼的妹妹发生性关系。毫无疑问，在每一例个案中，事情的发展过程都与在少数案例中确定追踪到的情况相似：也就是说，男孩在被某个女性虐待后，他的力比多被过早地唤起，几年之后，他对自己的妹妹实施了性侵犯，在这一过程中他恰恰重复了自己曾经遭遇的同样的过程。 主动的手淫必须排除在我所列出的引发癔症的幼年性因之外。尽管它经常与癔症同时出现，但这是由于手淫本身作为虐待或引诱的结果所发生的频率比预期高得多。 两个孩子后来都患上防御性神经症——哥哥是强迫症，妹妹是癔症——的情况一点也不罕见。这自然给人一种家族神经症的表象。然而，这种伪遗传性偶尔会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得到解决。在我的一个案例中，哥哥、妹妹和稍大些的堂兄都患病了。在对哥哥的分析中，我了解到他因为自己导致妹妹生病而饱受自我谴责之苦。他本人曾被他的堂兄引诱，而家人都知道后者是其保姆的受害者。 我不能确定性伤害在癔症的病因学中起作用的年龄上限是多少，但我怀疑被动性欲会在八到十岁之后导致压抑，除非之前的经验使它能够被允许。年龄下限甚至可以追溯至记忆本身——也就是说，追溯到一岁半或两岁的幼年期！（我有两例这样的个案。）在我的一些个案中，性创伤（或一系列创伤）发生在人生的第三年和第四年。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非凡的发现，被后来的神经症的发展证明是完全可靠的，连我自己也不会相信它们。在每一例个案中，一些病理症状、习惯和恐惧症只能通过回顾这些童年经历来解释，而神经症的临床表现的逻辑结构，也使得我们不可能拒绝这些被如实保存的来自童年生活的记忆。诚然，试图在精神分析之外通过询问引出癔症中的这些童年创伤是徒劳的，它们的痕迹从未出现于意识的记忆中，而只存在于癔症的那些症状中。 在青春期之后，为癔症的发作铺平道路——或是促其发作——的所有经历与刺激无疑都会产生其效果，这只是因为它们唤起了童年创伤的记忆痕迹，这些创伤并不会因此被意识到，而是会导致情感的释放和压抑。后来那些创伤的作用与以下事实相吻合：它们不受制于类似童年创伤的严格条件，且它们的强度和性质可能各不相同，从实际的性侵害到单纯的性暗示或目睹他人的性行为，再或者是接收到关于性过程的信息，都可能会导致癔症的发作。 在我关于防御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4a）中，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迄今为止仍健康的主体，他为了忘记这类创伤经历所做的努力，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刻意的压抑，从而打开通向防御性神经症的大门。原因并不在于经历的性质，因为其他人尽管暴露于同样的诱发原因中，却仍然保持着健康。因此，创伤的影响并不能充分解释癔症的产生：必须承认，在创伤之前，对癔症的易感性已然存在。 这种模糊的癔症倾向，现在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由童年性创伤的静息运作（posthumous operation）所取代。只有其经历能够激活童年创伤的记忆痕迹的人，才有可能对发生在更成熟时期的令人痛苦的性经验记忆进行“压抑”【4】。 强迫症同样以童年的性经历为前提（尽管与在癔症中发现的经历性质不同）。两种防御型神经精神病的病因与两种简单的神经症，即神经衰弱和焦虑神经症的病因有关。如同我在关于焦虑神经症的论文（1895b）中所展示的那样，后两种神经症都是性因本身的直接影响；两种防御性神经症都是发生在性成熟期之前的性因的间接后果——也就是说，是那些性因的心理记忆痕迹的后果。当前引起神经衰弱和焦虑神经症的原因常常同时是防御性神经症的刺激原因。另一方面，防御性神经症的特定原因——童年创伤——可同时为神经衰弱之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最后，神经衰弱或焦虑神经症的维持也并非罕见，但不是由于当下的性因，而仅仅是通过童年创伤的记忆的持续作用所维持。 注释： 1参见：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的《初步沟通》（1893a）和弗洛伊德关于防御型神经精神病的第一篇论文（1894a）。 2 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癔症患者经常虚构的那些被性侵犯的故事，可能产生于童年创伤的记忆痕迹的强迫性杜撰。 3（编者注）应当指出，弗洛伊德在这篇发表的论文中没有提到一个事实，即对于女性患者，明显的诱惑者往往是她们的父亲，正如他在给弗里斯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1925年版的《癔症研究》（1895c）中，弗洛伊德承认，在报告的两例个案中，他隐瞒了这一事实。 4关于为什么只有包含性内容的想法才能被压抑的问题，对其的解释可以从下述注解开始。众所周知，包含性内容的想法会使生殖器产生与性经验本身所产生的兴奋相似的兴奋过程。我们可以假设这种躯体兴奋转入了心理领域。通常，经验的影响比记忆的影响要强得多。但若性经验发生在性未成熟的时期，并且在性成熟期间或之后唤醒了对它的记忆，那么这种记忆的兴奋作用会比发生这种经验时强得多。这是因为青春期极大地增强了性器官的反应能力。真实经验和记忆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似乎包含着发生压抑的心理前提。通过相对于心理功能的性发育成熟的迟滞，性生活提供了这种相对效用倒置的唯一可能性。童年创伤以延迟的方式运作，就好像它们是刚才的经历，但它们是在无意识中运作的。我必须推迟进行任何更深远的心理讨论，直到另一次场合。但是让我补充一下，这里所讨论的性成熟期与青春期并不吻合，而是更早（从八岁到十岁）。 （未完待续） 弗洛伊德前精神分析论著系列： Freud1894a 防御型精神性官能症 - 心理学空间：译者 姚洁 https://www./psych/viewnews-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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