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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 自我《精神分析学国际词典》（p.461） 译者：张弢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普通会员，拉康派精神分析研习与实践者） “das Ich”(字面意思为“我”)的概念从早期的精神分析开始就出现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但多年来，它经历了严肃的理论修改，通常与临床实践的进步有关。长期以来，这一术语一直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视为一个整体，但在1923年，弗洛伊德将其定义为一种精神装置的代理，具有相对于本我、超我和外部现实的中介和调节功能。然而，对于这两种意义，他总是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模棱两可，直到他死后，这两种意义才得以解开，并相互区别。由于自我心理学的支持者们强调自我的适应功能，这个概念往往会被“自体”（self）、“我”（I主语我）或“主体”抢去风头。 一开始，弗洛伊德倾向于使用" das Ich "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哲学家，也就是说，作为"有意识的人"的同义词。直到后来，根据他一直关注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他把这个词用来指代精神人格的一部分。但这个德语单词依然具有歧义性，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被使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问题和争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等人对标准版译者对“自我”（ego）一词的选择提出了质疑：“误译‘Ich’为‘自我’（ego），就是把它变成行话，不再表达我们说‘我’（I主语我）或‘我’（me宾语我）时所作的个人承诺”(贝特尔海姆，第53页)。至于早期的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在“自我”（ego）和“我”（ le Moi法文宾语我）之间犹豫不决，最后才选择了“自我”（ego）或“我”（Je主语我）。 在他早期的思考中，同时期对于“人格分裂”的研究，也就是说，对于解离意识的研究，以及他自己对催眠的使用，引导弗洛伊德将自我意识在潜在的精神病理性症状的冲突中置于一个积极判断的位置。在他那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文章中，他强调“自我以防御的态度，将不相容的想法视为‘无法抵及的’”(第48页)。次年,他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中详细地描述了自我在生物学方面作为一群神经元旨在控制原初过程和避免不快乐:“自我被定义为特定时间内压力贯注的总和”(第323页)。正如其特征所示，自我不再是整个人的同义词：它作为一种精神代理的未来作用已被预示，它已经负责调节能量的流动，这一任务将在心理情境中越来越明显地落在它的身上。 弗洛伊德的“第一地形学”建立在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之上,它对自我没有本质的吸引力，自我在《梦的解析》中主要以渴望睡眠的承载者或者作为在伪装中心一个关键的角色出场，在伪装中心，作为审查员，它本身掩盖了无意识的愿望：“梦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每当我的自我不出现在梦的内容中，而只出现在一些无关的人身上时，我就可以放心地假定我的自我通过认同隐藏在这个人背后；我可以把自我融入这个语境中。在另一些情况下，当我的自我出现在梦中时，它出现的情况可能会告诉我，其他人通过认同隐藏在我的自我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梦应该提醒我，当我解释梦的时候，把隐藏在这个人身上的共同元素转移到我自己身上。也有我的自我和其他人一起出现的梦，当认同被解析后，他们再一次显示为我的自我。这些认同应该使我有可能接触到我的自我，某些思想的接受是被审查制度所禁止的。因此，我的自我可能多次出现在梦中，有时是直接的，有时通过认同于无关的人而表现出来。”(1900a，第322-23页)在认同感中，“我的自我”代表着“我自己的表征”。弗洛伊德做出的在自我与认同过程之间的早期联系是值得注意的。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弗洛伊德发展了这个概念，但不是从地形学的角度，因为从这个意义而言，自我仍然存在于前意识-意识系统中，而是从动力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尤其它在调节快乐/不快乐当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10年，弗洛伊德就提出了“自我本能”的概念，也被称为“自我保存本能”，与“性本能”截然不同；他注意到，这两类本能“通常有相同的机构和供其支配的机构系统”(1910i，第215-216页)。即使不久前，他曾经讽刺了“自我陛下，每个白日梦和每个故事的英雄”(1908e，第150页)，他现在认为外部现实是自我必须面对的约束之一。在《关于精神功能的两大原则的公式》一书中，他区分了“快乐自我”和“现实自我”，前者与婴儿试图实现其愿望的幻觉性满足有关，后者则是为了应对生活无法提供满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起来的:“就像快乐自我除了愿望以外——为快乐而工作，避免不快乐——什么也做不了一样，现实自我需要做的只是争取有用的东西，保护自己不受伤害”(1911b，第223页)。因此，自我被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在复杂的精神系统的调节中一个重要的工作部分。 同样在1911年，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促使弗洛伊德在荣格对这个议题研究的刺激下，完成了他对自恋和认同的第一次思考，这是他在前一年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研究中开始的。在《关于一自传式撰述的妄想症病例的精神分析》中,他提出痴呆,尤其精神分裂症痴呆,应被视为涉及“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分离”及其“自我的退行”(第76页),以纪念“一个人唯一的性对象是他的自我”(第72页)。在《对科学兴趣的精神分析的主张》中，他总结了他对神经症本质的看法:“导致神经症的原始冲突是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官能症代表了自我压制性欲的尝试失败后，性欲或多或少地部分压倒了自我”(1913j，第181页)。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论无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关于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问自己的这些问题，即使他觉得阿德勒低估了无意识过程的重要性，他在1911年3月3日给荣格的信中写道：“我绝不会期望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被自我如此欺骗。事实上，自我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他总是安置好自己的船桨，让观众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他所为”（弗洛伊德/荣格书信，第400页）。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稍后会修改这个观点，但现在他仍然强调社会场域：“精神分析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条件和要求在神经症的因果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从自我出发，导致本能受到限制和压抑的力量，其存在本质上应归功于对文明要求的遵守”（1913j，第188页）。 1912年，弗洛伊德仍然可以把自我描述为整个精神人格的同义词，正如他在1912年7月4日写给路德维希·宾斯旺格的信中所说：“我早就怀疑，我们生活中被压抑的，也是占主导的方面，即自我的本质，是无意识的，但并非无法抵达意识”（1992年[1908-38]，第90页）。但他的论文《论自恋：一篇导论》(1914b)标志着一个转折点,赋予了自我在实践与理论层面一个新的意义:“于是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初始的力比多投注于自我，之后有一部分投注于客体，但对自我的力比多投注根本上是持续的，它和客体投注之间的关系就像阿米巴变形虫的躯体与它伸出的伪足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我们也看到了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的对立” (第75-76页)。弗洛伊德的另一个观察提出了一个从未停止过争论的问题，那就是自我的起源:“我们必然会假设，一个犹如自我的统一体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之中，自我必须发展出来”(第76-77页)。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区别保留了下来，即使佛洛伊德强调“区分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假设(即力比多理论)几乎完全不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而是从生物学中获得主要支持”(第79页)。在同一篇文章中，另一种思想也被引入分析理论，即用理想自我衡量现实自我：“压抑……源于自我的自尊……理想自我现在成为自我爱恋的目标，现实自我在童年期享受着这一目标。主体的自恋被替代并现身于这个新的理想自我，这个理想自我如婴儿期自我，认为自己拥有所有完美特质”（第93-94页）。同时——这也是弗洛伊德与荣格的理论相距甚远的原因，后者刚刚和他分道扬镳——本质在于不要把“对崇高自我理想的敬意”与力比多本能的升华混淆起来（第94页）。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在第一种情况下，压抑被加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升华的本能满足使压抑成为不必要的。至于“特殊的心理机构，其任务是确保来自自我理想的自恋性满足，并以此为目的，不断监督现实自我，并通过那个理想来衡量它”（第95页），这显然是对未来超我的预示。 191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的第三版中增加了以下观察：“相比于客体力比多，我们也把自我力比多描述为自恋力比多。自恋或自我力比多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水库，从那里送出的客体投注被再次撤回；自我的自恋力比多投注是事物的初始状态，在童年早期就实现了，只是被后来的力比多挤压所覆盖，但本质上却在它们背后继续存在着”（1905d，第218页）。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体性欲到生殖的异性性欲的发展中可能包括一个以自恋甚至同性恋客体选择为特征的时刻。在《精神分析导论》中，弗洛伊德继续唤起了一种关于自我力量的可能性观点，这种观点注定对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理论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自我失去了以某种方式分配其力比多的能力时才会患上神经症。他的自我越强大，执行任务就越容易。因任何原因导致的自我削弱都必然与力比多的过度增长具有相同的效果，从而使他有可能患上神经症”（1916-17a[1915-17]，第387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脆弱的自我需要“加强”的建议，以及治疗师和患者自我的健康部分之间应该达成治疗联盟的想法，在分析人士中获得了可观的认同。梅兰妮·克莱因和雅克·拉康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这种认同提出了质疑。 在1915-1920年期间，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经历了许多改进，因为他的元心理学论文和精神分析导论汇总性讲演继续合成他的思想。但如果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将是错误的，即在他的众多理论推测中，新旧思想的共存仍然是相当可能的，而且如果弗洛伊德的公式被并排放置，矛盾则会经常出现。于是在1918年，为了揭示一个全新的自我观，弗洛伊德仍然可以写道：“神经症患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被阻抗分隔的撕裂的心灵。当我们分析它并去除阻抗时，它会一起成长；我们称他的自我为“大一统”，这个“大一统”本身就包含了所有的本能冲动，而这些本能冲动在此之前被割裂开来，与之分离。因此，精神综合是在分析治疗过程中自动地、不可避免地实现的，无需我们的干预。我们通过将症状分解成它们的元素并消除阻抗为精神综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1919a[1918]，第161页）。 然而，不久之后，上述的“大一统”就被拆除了。对精神分裂症的思考引导弗洛伊德创造了“自恋神经症”的类别。对于忧郁症的研究（使他）提出了“自恋认同”，意味着将自我认同与一个丧失的客体联系起来：“因此，客体的阴影落在自我上，从此以后，自我可以由一个特殊机构来判断，仿佛它是一个客体—一个被抛弃的客体。通过这种方式，客体的丧失转变为自我的丧失，自我与所爱之人的冲突转变为自我的批判活动与由认同所转变的自我之间的分裂”（1917e[1915]，第249页）。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认同在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述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毕竟，它被认为是客体投注的最早模式。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一书中援引认同作为结构所有社会组织的纽带。 然而，《超越快乐原则》这个文本包含了弗洛伊德放弃在1900年所描述的精神装置的第一线索：“可以肯定的是，自我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尤其是我们可以描述为其核心的东西”（1920g，第19页）。此外，在同一部作品中引入死亡本能，使得弗洛伊德先前对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区分显得过时，因为自我保护和因不快乐而释放的紧张现在都属于好像由自我为之服务的死亡本能的范畴，无论是在其抑制和压抑功能，还是在治疗期间观察到的阻抗，都与强迫重复有关。 三年后，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自我最终成为描述精神人格的重要代理。这项工作的出发点是断言“自我的一部分——上帝知道这部分有多重要——可能是无意识的，毫无疑问是无意识的。”（第18页）。基于对意识/前意识/无意识陈旧的论述，图式被丢弃了，这些名词性实词从此被限制在表示属性的唯一的形容词用法中，但是前面描述过的关于解释“意识的形成”的过程仍然有效：无意识的物表象仍然必须与词表象联系起来，才能成为意识（见《无意识》[1915e]）。自我现在被描述为戴着一顶“听觉的帽子”，它是感知的起源，也是使其永存的记忆痕迹的起源。 《自我与本我》主要把自我看作是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表面分化，它把外部世界的要求传递给本我的本能代理，并与本我保持着永久的联系。作为现实的信使，自我以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的统治，强加了社会环境的约束。它是本能压抑（或升华）、梦的审查机制的代理人，是对治疗产生阻抗的原因，它管理着客体投注，并控制着能动性。所有这些责任并不排除自我的某种被动性。回忆起伊齐格的故事，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说：“问我的马！”弗洛伊德写道：“因此，在它与本我的关系中，它就像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他必须牵制住马的优势力量；与此不同的是，当自我使用借来的力量时，骑手试图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个类比还可以更进一步。骑手如果不想和他的马分开，常常不得不引导它去它想去的地方；同样地，自我也习惯于把本我的意志转变为行动，就像是它自己的意志一样”（第25页）。 但是“自我首要的是一个身体的自我；它不仅是一个表面实体，而且本身就是一个表面的投影”（第26页）。弗洛伊德在1927年出版的《自我与本我》英译本中的一个注释里阐述了这一观点：“自我最终来自身体的感觉，主要来自于那些从身体表面冒出来的感觉。因此，它可以被视为身体表面的精神投射，此外，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它代表了精神装置的表面”（第26页注释）。（在这里，我们可以分辨出1985年迪迪埃·安齐厄所描述的“皮肤自我”的起源[安齐厄，1989年]）。自我的能量源于自恋力比多，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唤起了力比多（甚至是性欲）“去性化”或“升华”的可能性，它是“可替换的和中性的”——人们只能假设，这并不容易与自我心理学关于一个自主的、无冲突的自我之论断相调和。无论如何，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自我的自恋是……继发的，它已经从客体中撤回”（第44-46页）。 认同过程的重要性在《自我与本我》中得到了充分强调。认同是最早客体投注的基础，它首先以融合的形式，后来又以认同本身的形式保留了这一功能。（早在1909年，萨恩多尔·费伦齐就从内摄的角度描述了自我的成长。）但客体投注的命运是，在一个人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必须被抛弃，弗洛伊德就此得出结论，即忧郁症的机制是普遍适用的。由于自恋性认同，被抛弃的客体在自我中永存，自我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被本我所爱：“我如此像那个客体”（第30页）。于是，弗洛伊德能够构建以下主张，随后经常被误读：“认同可能是唯一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本我可以放弃它的客体。无论如何，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是非常频繁的，它使我们有可能假设自我的性格是被抛弃的客体投注的沉淀，它包含了那些客体选择的历史”（第29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里的限制在于，只有自我的“性格”而不是自我作为一个整体包含在这个过程中，随后它往往被忽视；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在“多重人格”的个案中对客体认同的连续的唤起——即使是相互矛盾的共存（第30-31页），表明了自我对他而言在认同当中依然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我们最后应该注意到，作为客体的“大他者”在《自我与本我》中明确地进入了精神分析理论，为讨论“客体关系”开辟了道路，这将对未来的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与大他者一起，过去、传统和代际传递，或者换句话说，自我与双亲的原初认同，也被置于另一个被描述的代理的起源——超我。 然而，个体和自我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现在将把个体看作是一个精神本我，未知的和无意识的，在其表面上存在着自我，从它的核心—感知意识系统--发展而来。如果我们努力用图像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点，那么可以补充说，自我并没有完全包围本我，而只是在感知系统的程度上形成它[自我]的表面，或多或少就像胚盘落在卵子上一样。自我与本我并没有锋利的分离；其较低部分与本我融合在一起”（第24页）。 如我们所知，在《自我和本我》中提出的每一个假设都受到理论发展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常是有分歧的。弗洛伊德自己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就像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中，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它涉及神经症和精神病之间最重要的基因差异：神经症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而精神病是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类似干扰的结果”（第149页）。或者在《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中他澄清了一点：“自我的功能是统一和调节它所服务的三个代理机构的要求；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这样做的同时，它在超我那里也拥有一个可以努力遵循的模式”（1924c，第167页）。在《论否定》中，弗洛伊德再次回忆道：“原初的快乐自我想要把一切好的东西都融入自身，把一切坏的东西都从自身中驱逐出去。坏的，相异于自我的，以及外在于自我的，首先都是同一的；而且另一种由评判功能所做出的决定——关于某物在现实中的存在，有一个对此物的表象（现实-检验）——是有关于最终的现实自我的，它从最初的快乐自我发展而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被感知到的东西（某物）是否应该被带入自我，而是在自我中作为表象的某样东西是否也能在感知（现实）中被重新发现”（1925h，第237页）。 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强调了自我在调节本能方面的作用，重新提出了“防御机制”的概念，长期以来它一直被“压抑”的概念所篡夺。他还修改了他的焦虑理论，把它作为自我的一个来源，当遇到危险时，它会触发焦虑作为一个信号，从而调动防御过程: “鉴于我以前认为焦虑总是由经济过程自动产生，现在我把焦虑看作是自我为影响快乐-不快乐动因而发出的一种信号，这就消除了考虑经济因素的必要性。”弗洛伊德补充道，很可能“关于本我的特殊过程，最初的压抑和后期的大多数压抑都是由这种类型的自我焦虑促动的”（1926d[1925]，第140页）。 自我的问题是直接或间接提出的，并在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中对这个主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否定”的概念（1927e）和对倒错的研究，甚至比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a[1929]）和《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中的描述更多，它们将弗洛伊德引向了其最后一个关于自我的重要阐述—“自我的分裂”：面对手淫快感的本能需求和对阉割威胁的现实恐惧之间的冲突，儿童同时接受了两种对立的立场，“以自我的裂痕为代价，这种裂痕永远不会愈合，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对冲突的两种对立的反应，作为自我分裂的中心点持续存在。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我的过程是合成的。但显然我们出了差错。自我的综合功能，尽管它具有如此非凡的重要性，却受制于特定条件，且容易受到一系列的干扰”（1940e[1938]，第276页）。 在临床层面上，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第二十三章的结论中定义了自我的角色——这篇文章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尤其在法国。弗洛伊德写道：“精神分析的治疗方向是加强自我，使它更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感知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便它能够占用本我的新鲜部分。本我所在之处，自我必往之。这是一项文明工程，无异于排干须德海的水”（译者注：须德海，即荷兰艾瑟尔湖）（1933a[1932]，第80页）。弗洛伊德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中回到了这个问题上：“众所周知，分析的情况在于我们将自己与治疗中患者的自我结合起来，以制服其本我中那些不受控制的部分，也就是说，将它们包含在其自我的合成中。这种合作在精神病患者的案例中习惯性地失败，这一事实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自我，如果我们能和它达成这样的协议，就必须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但这种正常的自我，就像一般的常态一样，是一种理想的虚构。不正常的自我，对于我们的企图来说是不能胜任的，不幸的是，它不是虚构的。每个正常人，其实只是一般的普通人。他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近似于精神病患者。它与这一系列一端的疏远程度以及它与另一端的接近程度，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临时措施，我们不确定地称之为“自我的改变”（1937c，第235页）。 在1936年出版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中，安娜·弗洛伊德第一次重新审视并完善了她父亲的假设。这是安娜·弗洛伊德以自我心理学为中心的一系列研究的开始，有时会损害对无意识幻想的解释。1939年，海因茨·哈特曼在恩斯特·克里斯、鲁道夫·洛温斯坦、戴维·拉帕波特、保罗·费德林等人的努力下，奠定了精神分析移民到美国后发展成自我心理学的基础。自我心理学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这种理论取向似乎构成了弗洛伊德正统学说最彻底的表达。 事实上，哈特曼早在1939年就提出了自我“自治”的观点，这与弗洛伊德关于这种精神中介的起源的观点是矛盾的，对他来说，这一矛盾联系于本能需求和外部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哈特曼认为，自我的某些功能的发展独立于本我，基本上是为个体适应环境服务的；埃里克·埃里克森（1950）也强调了社会化因素。“原初自恋”的概念，以及自我及其客体关系的不断发展的概念，随后成为了激烈辩论的主题，尤其是与克莱因派的分析家。 对梅兰妮·克莱因来说，自我和它的客体关系从一出生就存在了，这证明了善与恶的客体或投射和投射认同的机制之间的早期分裂，这些机制立刻显现了出来。克莱因对“自体”（self）一词的使用也应该引起注意；她的学生和追随者们越来越多地呼吁这样做，认为这有助于他们远离美国学派对自我的过度“机械论的”描述。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美国人也采用了自体（self）的概念——海因茨·科胡特甚至发明了一种“自体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其中一些人试图将同一性的优先权放在弗洛伊德最终将自我的定义与人的概念区分开来的朦胧之上。与之平行发展的，是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作者（W·R·D·费尔贝恩，玛格丽特·马勒，奥托·克恩伯格）或法国学者（莫里斯·布韦）将理论和最重要的临床兴趣从需要治愈的自我状态转移到由主体建立的前生殖和生殖的关系中，主体在移情中重复着这些关系。 在法国，当涉及到自我心理学的倡导者时，雅克·拉康并没有太尖刻的讽刺，他以自己的语言组织理论为基础，将自我坚定地置于想象界的领域。他在1936年首次提出“镜像阶段”的概念，旨在通过镜像认同来解释构成，不是自我，而是“我”（I）预示了后来在他的理论中“主体”假定的意义（拉康，1977[1949]）。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54-55年的研讨会上致力于“弗洛伊德理论和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拉康，1993[1981]）。皮埃拉·奥拉尼耶，就她而言，放弃了自我的概念，而倾向于一个不同于拉康的“我”（I）的概念。 当今的精神分析学更感兴趣的是显然对个体和个体与他人关系的综合研究，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把自我作为重要的前沿媒介。毫无疑问，精神分析方法在精神病患者身上的广泛应用有助于这种全球化倾向，并减少了对被认为“软弱”或“支离破碎”的自我的关注。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强调自我的适应功能，是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心理治疗”或甚至政治目标的精神分析的一种退化，因而与弗洛伊德的发现所暗示的自由背道而驰。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记住临床和治疗议题是支撑和判定这种理论分歧的基础，即适应现实、对无意识幻想的解释、社会调适、自主性/去异化，等等。 阿兰·德·米约拉 精神分析词条系列译文： 【D003】拓扑学 【D004】享乐 【D005】阳具 【D006】父亲的名字 【D007】除权（FORECLOSION脱落） 【D008】悬浮注意 【D009】窥视癖 【D010】抑制词条 【D011】异化 【D012】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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