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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系列之三 李庆曾：十口之家的记忆 (一) 爸爸和妈妈都不是北京土著。 爸爸在1908年生在辽宁省岫岩县的一个大户人家。 这个县现在叫岫岩满族自治县，是全国玉石的最大产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不做亡国奴，他随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跑到北平。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躲避日本的侵略，他又随东大师生从北平跑到西安(1936)和开封(1937)。 在开封毕业后，他又到南京考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地政学院(系)继续深造。 入学不久，日军便逼近南京，他又随中央政治学校迁到江西九江和四川重庆等地。 也在湖南、贵州等地有过短暂的停留。 抗战胜利后，父亲才又回到北平，就职于北平市地政局。 与父亲一样，我母亲对北京来说，也是一个外乡人。 她于1918年生在开封的一个商人家庭。 毕业于开封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在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前跑到了西安，供职于西安市电报局。 1939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刚从地政学院毕业分配到西安工作的父亲。 父母在1940年成婚。一年后，我二哥就出生了。   1950年代的爸爸、妈妈 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 我爸跟我妈结婚时，隐瞒了他曾在老家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的事实。 妈妈知道这个情况后，和我爸大闹了一场。 逼着爸跟他的前妻办理了正式的离婚手续。 而我妈对我爸前妻所生的这个儿子视为己出。 很早就把我大哥从老家接到北京，带在自己身边。 我们这一大家子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得自然融洽。 以至我在小学期间，始终不知道我大哥不是我妈亲生的这个事实。 (二) 由于父母都属于当年的北漂一族，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感觉家里很少有亲友往来。 来得最多的大概就是一个被我们这群孩子称作魏叔的人。 魏叔名叫魏凤朝。 听妈妈说，他是个孤儿。 魏叔为人忠厚老实，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 解放前经人介绍，在我们家做佣人。 在1947年，爸妈从西安来北京时已经有三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才两岁。 妈妈当时还有孕在身，家里的事根本忙不过来。 魏叔来我家后，又带孩子又做饭，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他与爸妈相处的关系非常融洽。 我三姐大我两岁，她是1947年出生的。 她出生后，我妈身体不好。爸爸又忙于工作。 基本上是魏叔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带到了两岁多。 所以魏叔对她格外的疼爱。 解放后，魏叔在米市大街附近的一个石油门市部找到了传达室看门的工作。 周末休息时无处可去，便时不时地来我家串门。 特别是在每月他发薪后的那个星期日，必然带着些小礼物，或者是我姐喜欢的吃的，或者是我姐喜欢的玩具，来看望由他带大的这个女孩。 魏叔每次来我家，爸妈都会热情地招待他，留他吃饭。 知道他喜欢吃苹果，所以在他来之前，妈妈都会特意准备好苹果。 而且是亲自动手把苹果的皮削掉后请魏叔吃。 在1950年代末，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家，在吃苹果的时候要削皮。 记得小时候，苹果只有在我病了的时候才会进入到我的吃食中。 所以在平时我们一般吃不到苹果，即使偶尔能够吃到，也不会去把皮削掉。 现在想，妈妈之所以把苹果皮削掉再给客人吃，大概是表示对魏叔的尊重吧。 我三姐从小就比我有出息。 不仅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还能歌善舞，一直是北京市少年宫舞蹈队的成员。 她从小不是中队长就是大队长，胳膊上的这两三条杠从来没断过。 所以她也特别招魏叔的疼爱和喜欢。 在文革期间，爸爸被当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革命群众”赶回老家。 在当时被称为遣返原籍，劳动改造。 这样，我们一大家子一个月就少了100多块钱的生活费。 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 当魏叔知道我爸爸被遣返，我家生活陷入窘境。 于是开始每个月给我妈妈5块钱，作为我三姐的生活费补贴。 一连给了三年，从不间断，直到三姐和我离家去内蒙兵团为止。 魏叔总是进门撂下钱就走，从不多呆，生怕被别人看到。 对于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家庭来说，背后时时有几只眼睛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这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对于这样的家庭，所有人都是避之不及。 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可想而知。 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和魏叔之间的友谊远远超出了融洽的主仆关系的范围。 在江河日下的人情世故中，仍旧有许多人能够保持着他们那种率直的，作为一撇一捺的人的本色。 这让我联想到现在。 网上时不时地会爆出家里请的保姆虐待孩子，也会看到雇主对保姆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这让我真弄不明白，是不是因为我们在70年前特别幸运，赶上了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保姆呢。 还是当下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复杂了，以至于处处的人际关系都显得比较紧张。 (三) 爸爸的兄弟姊妹其实并不少。在男孩中他排行老三，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另外他还有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军政高官，一个病死了，另一个在东北解放不久就被镇压了。 大姐英年早逝。所以真正有来往的只有二姑和四叔。  左起：四叔、二姑夫、妈妈、爸爸、二姑、四婶。摄于1990年代初 二姑叫李德心。 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后，她跑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也在上海成家立业。 我依稀记得听谁说过，爸爸在东北大学读书，是我二姑供出来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记得爸爸带着我三姐曾去上海，专门去看望他的这个姐姐。 二姑也从上海来北京看望过我们。 我长大后，曾两次去上海看望她老人家。 一次是在1966年文革串联时在上海停留期间。 另一次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随澳洲政府经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期间。 这后一次去看望二姑前，知道二姑夫生病在床。 特意从澳洲给他带了一块一公斤重的他爱吃的巧克力。 另外我去上海前，还在北京的友谊商店买了一些实用的厨房用具，作为送给二姑的礼品，其中有一款是手动的打蛋器。 我的表姐和表姐夫两口子都在上海的大医院做主治医生。 两口子一个漂亮，一个精神，打扮都很入时。 表姐在看到这个打蛋器时，还特意跟我二姑说：“妈妈，这个打蛋器我要了。” 一个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厨房用具，在当时却是抢手货。 可见20多年前的中国，还是非常落后的。 另一个爸爸这边的亲戚和我们有联系的，就是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四叔。 四叔叫李蔚，是个医生。 解放后，他在苏北大丰县的一个劳改农场做獄医。 他们夫妇俩一共有5个孩子。 为了孩子的前途，他把两个大的女孩送到上海我姑姑家读书。 把中间的一男一女送到我家上学。 只把最小的儿子留在身边。 正是由于四叔当初的英明决策，日后两个大闺女就成了上海人。中间的这一男一女就成了北京人。 可见在1950年代中期，一线城市的户藉管理并不那么严格。 后来，这两个大闺女及全家人还先后随同姑姑一家移居到了美国。 最后这两位当姐姐的还把唯一留在苏北的那个宝贝弟弟也办到了美国。 当初四叔这个做弟弟的一个请求，通过哥哥姐姐（我爸和二姑）的大力协助，这个家庭成员所有人的命运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来我家的这一男一女都比我大，也就是我的堂哥和堂姐。 那些年我们一家十口，确实是人丁兴旺。  十口之家全家福。右起前排：本文作者、爸爸、三姐、妈妈、二姐，后排：二哥、大姐、大哥、堂姐、堂兄。摄于1957年2月 小的时候，我依稀记得四叔四婶来过北京。 但我们从没有去苏北大丰县去看过他们。 只知道那次爸爸带三姐去上海看望姑姑的时候，四叔四婶也带着他们身边的小儿子，到上海一起相聚了。 信件的往来是两家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 2008年四叔已是92岁的高龄了。 他由我大哥陪同，回东北老家，辽宁岫岩自己的故里旧地重游了一次。 回来时在北京也做了短暂的停留。  中间的四人右起：92岁高龄的四叔、大哥、大嫂、本文作者。摄于2008年 从四叔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了一些有关爷爷那一辈儿的事情。 (四) 据四叔介绍，在解放前，我们李家在岫岩算是当地的首富。 县博物馆有我们李家的族谱。 四叔和我大哥这次回去还特意把家谱做了更新。 把他所了解的李家后人的情况，都添加了进去。 从他的介绍中我了解到，当年位于岫岩镇中心区的我们李家的大院，一部分做了现在的县博物馆，一部分做了县医院，其余的被开发成了一个居民小区。 李家大院儿在当时的规模可见一斑。   四叔和大哥于2008年整理的新家谱 李家是商人，说是靠闯关东起的家。 李家尽管是当地的首富，但绝不是恶霸，不时还会在灾年佘粥济贫。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积德行善，搞些公益活动吧。 所以在文革期间，我爸被遣送回原藉，由当地的农民监督劳动时，并没有受到过分的刁难和迫害。 这的的确确可以说是祖上积德，善有善报吧。 如果李家上辈子的人对当地的百姓做过什么缺德的事儿，剥削压榨过贫下中农，或者得罪过什么穷苦的人，那一定会报应到我爸这个被遣送回来的反革命分子身上的。 他能够在文革后安安全全地回到北京，得到了平反，补发了工资，真可以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更为蹊跷的是。 我爸爸文革后被平反，补发了大约不到2万元的工资。 这在1970年代末可是一笔巨款。 岫岩县的县长带着两件岫玉的雕件作为礼物，特意来我家看望父亲。 看来二人不仅认识，而且相谈甚欢。 一个被遣返回原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居然跟当地的县太爷有交道。 我现在也想不出里面到底是个什么埂。 文革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了落实。 1984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对他的案子进行了复查，认定他： “参加了北京和平解放，是执行和平解放接管命令的的公职人员”。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属于起义人员”。 同时撤销了在解放初期对他进行管训一年的处理。（如下图）  一年以后，由西城区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如下图）   (五) 妈妈这边的亲戚其实也不少。 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姐姐去世早。 她的这个哥哥不识时务。 在河南临近解放时，廉价购买了别人抛售的土地，认为是占到了大便宜。 解放后的阶级成分被定为地主。 在地、富、反、坏、右这五毒之中，地主居阶级敌人之首，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 解放不久他就去世了。 这样，小姨就成了妈妈那边唯一的亲人。 小姨叫周伟玲，和妈妈一样，也毕业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专科学校。 解放前后，都在开封做小学教师。 她们姐俩关系很好，经常通信。 妈妈这边孩子多，走不开。 所以小姨每隔几年总要来北京，看望她的姐姐。  左起：妈妈、三姐、小姨。摄于1990年代初 我在文革串联期间也曾到开封去看望小姨他们一家。 文革中我们家境不好的那几年，曾不时地得到小姨的帮衬。 我们家的经济情况改善后，就由我三姐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寄些钱给小姨。 我妈妈病逝后，小姨悲伤过度，卧病在床。 我三姐代表全家，特意到开封小姨家去看望她。 1990年代后，我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就开始由我在每年春节给小姨寄孝敬钱。 记得在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北京给小姨电汇的钱，大年初一我就回到了澳洲。 初一那天，打电话给小姨拜年。 知道她病魔缠身，但精神尚好。 听她高兴地说，收到了我寄的钱，还说谢谢我的关心和惦记。 我们一家人听到了她老人家的声音都非常高兴。 但两天后就得到了小姨去世的消息。 现在回想起我最后和小姨通话的情形，她的音容笑貌，特别是她那带有河南口音的普通话，都能够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每年十月初一的晚上，我都会给爸爸妈妈送寒衣。 同时也不会忘记，妈妈的这位好妹妹，我的小姨。 2020-12-16修改稿 2021-02-06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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