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恨”的班主任
文/李爱平
一次偶然相遇，竟促成了几个初中同学的小聚。三十年沧桑，自有聊不完的话题，可聊来聊去，却总绕不开我们的班主任张月兰老师。
张老师，是闻名乡里的严师、名师。可是在打倒“四人帮”不久的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野惯的孩子，不仅没感觉到她的好，只觉得她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在我们心里，溢满了“绵绵恨意”。
那时候，张老师估计已四十左右。衣装整洁，裤缝笔直，目光炯炯，精神得如同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在督促我们的学习。只是我们许多人，却烦了她的这种一刻不停，更烦了她的 “死认真”。
张老师带我们的班主任，还兼代我们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课。其实也不止这三科，语文、英语之外的课她都上。而且，每天总是未等我们到校，就早早坐到了教室。谁在规定时间内迟到一分钟或有任何违规的行为都能被她发现，被作为“过错”记到“过错簿”上“秋后算帐”。其实，“秋后算帐”也无非是在月底，将所有的过错加到一起，将所有诸如成绩提高啦、早到、义务值日啦等好事也加到一起，最后正负分抵消，排个名次罢了。可就是这个名次，让我们不想计较，却又不得不计较。像根绳子似的拴住了我们的手脚。
许多人就悄悄在下面骂她“死老人儿”，有的人甚至还诅咒她得一场大病才好。因为我们见过她得小病的时候，有几次嗓子哑得都说不出话了，还不误一节课，不误对我们的“警惕”。只有得大病，病到爬不起来，才能给我们一个打闹的机会。后来，这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几位同学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过，在心里却是愈加地恨开她了。
就这样，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里就心不甘、情不愿地按照张老师要求的那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给她”听课、作业、甚至打扫卫生。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凡事，要么别做，做就做得像回事。”有时想，我现在的一点点认真劲，估计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记得那时，每到学期末，公社（现在的乡）都要组织会考。根据会考成绩排名次，发奖品。对于学校、老师或学生，会考是件较为隆重的事情。所以，从邻村亲戚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应付会考的高招。最常用的是“一帮一”，就是一个好学生背后排一个差等生，以便好“照顾”。还有“互助合作”，就是几个学生，根据情况，一个人专攻一道题，最后资源共享，以便节省时间，取得高分。还有什么的“见机行事”、“取长补短”等等招数，听起来都足见智慧。可是，张老师常说，学习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绝对不能弄虚作假，今天作假取得好成绩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每当会考时，张老师要求比平时格外严格。平时作弊一次，“计过”一分，会考作弊，统统“计过”十分。整整一个老教条！只是，每每听到我们班的成绩在全公社排名第一时，我们都觉得非常高兴，非常自豪。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张老师好伟大。
可是，张老师说，这还不行。不能局限于一个班或一个公社，得将目光放远，还得和城里的学生比比，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有多高。她就又把城里学生的考题拿回来，让我们做，与城里学生做比较。城里学生的见识、基础比我们好，成绩自然比我们好，这再正常不过。可张老师说，非得迎头追赶，追上甚至超过城里的学生，否则，我们就上不了高中，我们的功夫就白费了。
那时，我们村里学生，家庭都相对困难，买不起教辅书。张老师就到处找题，从她用过的旧书中找、从城里学生用过的考题中找，能找到的地方都要找，找出来以后，认真研究，分类、归纳，然后让我们整整齐齐地做到一个大本子上。那本子是用五张到十张大白报纸裁成十六开横订成的，本皮都用厚厚的牛皮纸，边沿用砂纸打磨到齐齐整整。这样的本子有两大本，一本是几何，一本是代数。后来我才明白，这两个大本子，其实就是现在的参考书，只是比现在的参考书选题精了许多，解题的思路清晰和科学了许多。这两个大本子在我的书箱子里保存了许多年。
因了这个高目标，我们的学习当然又紧张了许多。尽管张老师说，离毕业的时间一天比一天近了，如果再没有紧迫感，可就考不上高中了。可我们还是抽着空的玩，所以，张老师有时就黑起脸来骂我们：“不懂事，没出息！”可那时的我们真不明白，有出息和没出息有啥区别。甚至都快毕业了，还做了一件傻事。
那时，村里还没送上电。学校规定每天七点左右、也就是天黑就放学。可张老师为实现我们的高目标，就给我们多加了个自习。自习时，必须照明，而照明得用油灯，用油灯那就得家里花钱。可那时农村的经济条件张老师是知道的，所以张老师就向大队借了一个废汽灯，让一位男老师给修好后，自己花钱买了油为我们点着上自习。汽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唱戏或开大会用的照明物，点燃时，不停地发出“嘶嘶”声，光线却极好，白哗哗的，远比我们的小油灯明亮许多。只是，点灯时得先给灯座倒合适的油，燃着后还得把油门或开关调合适，否则，点着点着“噗嗤”一声就灭了。开始时，点起来很费劲，后来就好多了。再后来就给报费了。不过，张老师可能至今都以为那汽灯是寿终正寝、自然报废的，只有我们几个知道是怎么回事。
事情缘自一场电影。那时，村里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演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件较大的事情。可那天晚上，张老师却依然按部就班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小测试，弄得我们许多人尤其是我，非常郁闷，非常气恼，以至第二天说起来，还恨得咬牙切齿。后来说着说着，就不知怎么全恨开了那个汽灯，好像一切罪魁祸首全来自于那个家什。有同学就立马表态，说干脆把灯砸掉算了。这一提议，好像一声号角，一下子吹得大家群情激奋，跃跃欲试起来。可相对成熟、也相对有谋略的娥说：“不行，那样痕迹明显，很快就会被发现的。”而平时不太爱说话的红说，他看汽灯每每发暗时，张老师就要拔弄一气开关，要不从开关上下手吧。他话音刚落，就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有同学提过凳子，让个子高高的明上去拔弄。至于怎么弄的，我不知道，因为我被配去瞭望。他们说，“一切工作，都是革命需要。”我就在距我们教室有一段距离的过道上，一边装做找东西，一边看是否有人来了，尤其看张老师是否来了。结果没过几分钟，我就被他们招了回去。看他们一个个兴奋的样子，任务肯定漂亮完成：既让汽灯彻底报废，又没留下蛛丝马迹……
夜幕降临时，我们的行动果真大见成效。张老师还如往常一样，站在凳子上，给汽灯加油、点火、调节时，只听见有“噗噗”冒汽声，就是没有火焰，更谈不上发光。教室愈来愈暗，张老师就一次次地划火，一次次地试验，可被我们弄坏的汽灯，就是沉沉的、没有一点反应。我本来以为，这样的情景出现时，我会分外的开心，分外的轻松。可不知为何，当看到在火柴瞬间光焰里、张老师那张焦急的脸时，我的心情不由变得分外沉重、分外悔恨起来。以至多少年过去了，张老师站在凳子上点灯的情景，还在我的心头萦绕。
恨，依然恨。尤其经过三十年世事变迁，身陷物欲横流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当年的初中生活，我们不能不感慨唏嘘，恨意又起，恨自己，当年的无知，当年的不懂事……
文字编辑：马逢青 图文编辑：侯常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