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英译文本分类述评（1925-2019）

《黄帝内经》是中医四大经典之首，上承先秦文风和医学理论，下启汉唐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医学发展的脉络。翻译家 Paul Unschuld（文树德）将《内经》在中医文化中的地位等同于希波克拉底的经典著作在古代欧洲医学文化中的地位，而 Henry Lu（吕聪明）则强调“整个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似乎只是《内经》的脚注”。然而，由于《内经》成书年代久远，“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导致了《内经》理解上的困难，也形成了英译的困境。中医典籍翻译工作从汉唐伊始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而《内经》英译却直至1925年才由德国人 Dawson 的一篇论文肇始，直至1949年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节译本，历史不足百年，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其翻译难度之大。所幸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内外译者对《内经》翻译孜孜以求，迄今为止已有24部英译文本问世。这些译本因译者的主体性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承载着不同的翻译目的，在不同身份的读者群中流传，为《内经》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帝内经》英译文本概况

本文所列举的《内经》英译文本主要有正式出版的译著和包含了《内经》译文的专著、论文等共24部正式出版的翻译本（文）。按单次出版发行算一个版本进行统计：《内经》全译本3个；《素问》全译本3个；《灵枢》全译本4个；《内经》选、编译本8个；《素问》节选译本4个；《灵枢》选译本2个。在这24部翻译本中，最终以书籍形式正式出版（含再版）的有22个，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有2个；全译《内经》（含《素问》和《灵枢》）的译者共有5位（见表1）。

《黄帝内经》译本分类研究

近20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内经》翻译史做过深入研究，如李照国（1997）从翻译史的角度对中医外译300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对《内经》翻译着墨颇多；施蕴中（2002）对 Ilza Veith 的首部《内经》翻译本进行了综合研究，介绍了其诞生的过程，分析译本的结合和内容及翻译方法，并指出译本的问题；兰凤利（2004）从描写性研究的方法对《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历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她将9个译本分为三个阶段，即医学史阶段（1925-1950）、中医传播阶段（1950-1978）与学术研究阶段（2001/2003-2004）。邱玏（2011）将《内经》翻译置于百年中医典籍翻译史框架中，经历了中医古籍翻译的缓慢发展阶段（1900-1950）、中医古籍翻译的理论初探阶段（1951-1991）和中医古籍翻译的理论争鸣阶段（1992- 至今），并分析了10部《内经》翻译本的特点及贡献。然而，纵观前期研究，普遍存在译本收录不够完整的情况。此外，前期研究多为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少见横向的译本类别研究。因此，本文穷尽式搜索得到24部译本，基于译本功能将其分为三类：学术研究型译本、临床应用型译本及文化普及型译本，采用以历时研究为经、分类研究为纬，在阐释译本历史价值的同时观察各译本的术语翻译策略。

（一）学术研究型译介文本

以下将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进行翻译的译介文本均视作学术研究型译本。这一类译本包含了由史学家、中医学者及汉学家翻译的《素问》《灵枢》或《内经》译本14种。不论是否全译本，往往都恪守《内经》局部或全局的原貌，注重准确和全面地传递《内经》的医理及文理，且普遍更重视《素问》的翻译。

1．以论文形式出现的早期译文

（1）Dawson Percy. M 译文

Dawson Percy. M 于1925年发表在《医学史年报》（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论文“Suwen，the Basis of Chinese Medicine”。至今能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Ilaza Veith 在其译本的参考文献中进行了引用。Dawson 的论文仅有6页，但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在英语世界最早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提供翻译片段并分析《内经》的文字。Dawson 在文章中提到芝加哥大学的 A.E.Haydon 教授向他推荐一本出版于 1917年的著作，书中指出有一本中国著作《素问》从未被英译过，因此决心进行突破。然而，Dawson 并没有完成翻译，论文的译介主要基于史学角度，对《素问》的写作时代、作者进行了考证，强调了《素问》与道学的关系，并从基本概念，如五行、阴阳、太极及五脏、脉诊、中药、针灸等方面对《素问》进行了比较粗略的述评。Dawson 对《素问》的评论多为负面：总体上认为中医学理论是直觉式的，甚至不能算是经验医学，其理论体系缺乏科学性；认为《素问》对血液循环的描述是一种直觉体验，不算是真正的发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体现了中药的陈腐用法；针灸只不过是一种动物性刺激反应等。然而，仔细阅读 Dawson 的论文会发现他对中医基本概念的理解存在比较严重的偏差，如将阴阳的内涵颠倒错位，对三阴三阳的含义也存在认识的误区。

从术语翻译而言，Dawson的译介文本除阴阳采用音译译为“yin”和“yang”以外，多采用直译和意译的译法。对一些文化负载词的译法具有不确定性，如中医语境中的“神”采用“vital spirit” “shen” “ling” “shen-ling” “chen-ling”等进行翻译；“五行”的对应术语采用了“five agents”等，体现了早期译本中术语处于探索期的特性。

（2）黄雯译文

黄雯博士是岭南大学孙逸仙医学院创始人之一，与孙科、钟荣光、林逸民一起筹备和创办了医学院并担任院长。他的译文“Nei Ching，The Chinese Canon of Medicine”于1950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第68卷第1-2期发表，署名 Wong Man，同署名的作者还有剑桥大学 B.CH，伦敦大学 L.R.C.P. 及来自英格兰的两位学者 M.R.C.S. 和 D.T.M.。黄雯译文与道森译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医学杂志上，都对《内经》的版本、成书年代、历史沿革等进行了考证。相对 Dawson 的译介文本而言，黄雯的论文更像一个简单的英译本，以“on...”的形式统一翻译了《内经》 素问81篇的篇名，简要介绍《素问》和《灵枢》162个篇章的核心内容并加以评述。黄雯一方面赞扬古老的《内经》用准确而纯粹的语言进行了医学论述，逻辑严密，在某些层面上超越了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但是另一方面也指出《内经》所包含的中医学理论具有“经验医学”的特点。

这也影响了黄雯的翻译，如将“经络”译为“artery”（动脉），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传统医学中的放血疗法，曲解针灸的内涵。黄雯译文的术语翻译除了 Yin、Yang 采用音译，其他尽可能采用直译和意译的形式，病证术语主要采用现有西医术语进行直译和意译，整体呈现归化翻译的特征。有部分音译术语有待商榷，如将“厥阴”译为“sudden Yin”，似对原文理解不当。

2．以章节形式呈现的译文

王吉民、伍连德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国医史》）诞生于西方中心论时期。《中国医史》1936年版序中非常清晰地介绍了王吉民和伍连德的生平及写作这部《中国医史》的缘由，作为一部填补世界医学史中中医学空白的史学巨著，《中国医史》同样对中医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中国医史》纳入《内经》译本之一，是因为其不仅开启了直接用英文撰写中国医学史的先河，而且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绍《内经》的英文书籍之一。

《中国医史》介绍《内经》的内容，考证了《内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身份，论述了《内经》关于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物学的主要内容，尤其对血液循环的早期探索，明确了《内经》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王吉民和伍连德从翻译学角度探讨了《素问》和《灵枢》书名的翻译问题，并完整翻译了《素问》81篇的篇目名。对书名和篇目名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而对“五脏” “六腑” “三焦”等一部分术语则采用了直译 + 音译或单纯音译的方法，译为“five tsangs” “six fus” “san chiao”。翻译策略不统一的情况在早期译本中比较常见。

3．节译本和全译本

（1）Ilza Veith（伊尔萨·维斯）译本

Ilza Veith（全名 Emerita Ilza Veith）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1949）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内经》译本，完整地翻译了《内经》前34章。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第一位医史学博士，Ilza Veith 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亨利西格里斯（Henry E. Sigerist，1891-1957）手中接过美国有机化学家林达沃（J. W. Lindau）的《内经》翻译遗稿，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延续了前人的工作。Veith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完成了《素问》前34篇的重译和研究。遗憾的是，她认为这34篇足以窥见《内经》全貌而止步于此。

Veith 将翻译工作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并将不同注本中各执一词的观点同时纳入供读者思考。在翻译策略上，由于 Veith 不懂中医，也缺少可供参考的译本和懂中医的助手，她只能以历史学家的视角进行翻译，采取读者视角，以归化翻译策略为主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知识，译本中有不少因此而产生的误译，如将“经”译为“arteries”（动脉），脉译为“vein”（静脉），将“天癸”译为“menstruation”（月经）等。在术语翻译上她采用多种译法，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音译 + 注释”的方法翻译术语，将汉字直接放入括号中作为补充说明。她翻译了王冰等注本的注解，将其放入夹注或脚注中来解释中医学中的核心哲学概念术语。尽管在今天看来 Veith 译本存在理解和翻译的错误，一些术语的翻译也有待商榷，但是她所做的工作几乎是前无古人，每一处翻译的处理都出自她的创建，因此这个译本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她所采用的史学研究翻译模式也对后世译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罗希文译本

罗希文生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国际知名的中医典籍翻译家，曾翻译了多部中医典籍，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罗希文为中医典籍翻译奉献了一生。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开始着手翻译《黄帝内经》，但在翻译了前22章后就因身体原因停止了工作。2009年罗希文未竟的《内经》译本Introductory Study of Huangdi Neijing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罗希文译本在第一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内经》在中医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借用张介宾的《类经》篇目顺序，列表介绍《内经》各篇的主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内经》的理论体系和主要学术思想。因此，正如罗希文所言，这个译本的主要目的是为不懂中文，但又渴望学习中医的外国学者提供一个快速获取知识的渠道。虽然罗希文译本编辑较为粗糙，术语翻译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将“六节藏象论”这个篇名译为“Treatise on Six Jie and Visceral Manifestation”，其中“六节”的译名让人不知所云，但这个译本语言平实流畅、言简意赅，可读性很强，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3）Paul Unschuld（文树德）译本

Paul Unschuld（文树德）是德国著名的医史学家和汉学家，早年求学于德国、台湾和美国，曾获得汉学、公共卫生、药学史、医学史博士学位。文树德的译本集翻译和评注于一体，参考三千余篇论文，翻译了大量注本评述，结合文献学、版本学、医史学及人类学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用英文再现了《内经》的原貌。文树德对于术语翻译从非常独特的视角提出，要忠实原著，原汁原味地翻译中医经典古籍。在翻译术语时要一丝不苟地探究语源，重视隐喻和比象手法在具体语境中的应用。如关于“营气”与“卫气”的翻译，文树德不赞同单纯按照语义将其翻译为“nutrient qi”和“defense qi”，他认为应该保留这一组术语原来所借助的古代军事术语的语源，将其翻译为“camp qi”和“guard qi”。这一译法至今也不被中医翻译界大多数人接受，但是文树德坚持认为“营”在《内经》中并无“营养”之意，应该从语源进行翻译。正如他在1986年慕尼黑召开的第一届国际中医文献讨论上会所说“对名词、术语和理论的翻译一定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参照那个时代的语法、局势和知识，并基于那个时代对世界的了解来完成。什么时候产生的思想就要用那个时代的认识来翻译，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忠于原著的翻译态度”。因此在文树德的译本中，术语多用直译的方法，尽可能保证形式和内容都与原文一致，尤其是保护中文术语中原本存在的比象和隐喻。

（4）李照国译本

李照国的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Cn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和 The Yellow Emperor’s Cnanon of Medicine: Spiritual Pivot 是唯一收入大中华文库的《内经》译本。李照国的翻译核心思想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饰”“与时俱退，避免以今释古，立足实际”，这与文树德所强调的“回到作品的时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术语翻译层面，李照国提出，在英语中完全找不到源语的对应之语时，采用音译加注恐怕是唯一能符合语言国情学需要的翻译策略。因此他的译本中术语翻译存在较多的“音译 + 注解”的情况，如将“神”译为 Shen（Sprit），“精”译为 Jing（Essence）等。文树德在译本前言谈到翻译原则时也提到过两种需要采用音译的情况：原术语内涵意义十分丰富需要用多个英文术语来表达时，或是原术语表意模糊无法找到对应英文术语时，都只能采用音译法，如“qi” “yin” “yang”等，但文树德的译本中却极少出现音译法，多为直译。WHO 曾提出“pinyin is not a real translation”，音译法的使用界限究竟在哪里？原则和策略如何？这是翻译家们长期探索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

（5）杨明山译本

杨明山译本《黄帝内经素问新译》（New English Version of Essential Questions in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于2015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素问》的全译本、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方便读者进行对照学习。杨明山译本行文简练，在篇章层面上遵循原文结构，在术语翻译层面主张采用安格鲁撒克逊语对应古汉语，但在译文中不乏采用现代西医病症名术语对应原文术语进行翻译的现象，其翻译主张似乎并未得到一致的贯彻。

4．两个编译本

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教师江润祥翻译的《内经》译本 Huang Di Nei Jin: A Synopsis with Commentaries 于2011年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主要是翻译了李中梓选编的《内经知要》。《内经知要》是李中梓根据《黄帝内经》的重点进行删繁从简、重新分类后汇编而成，分上、下两卷，逻辑体系清晰，内容精简，难度循序渐进，降低了《内经》的学习难度，让更多初学者能更快读懂《内经》。《内经知要》虽然改变了《内经》的编排顺序，但并未更改《内经》原文，学术性仍得以保存。

Elizabeth Rochat De Ia Vallée的译本The Rhythm At the Heart of The World于2012年在Monkey Press出版。这个译本仅针对《素问》中的《阴阳应象大论》篇进行翻译和评注，重点介绍阴阳理论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在中医学中的应用，译文篇幅不大，内容比较局限，术语翻译特征也不明显。

（二）临床应用型译本

临床应用型译本是指译者的主要身份是临床医师，翻译的首要目的是向临床医师介绍《内经》知识的译本，因此与学术型译本不同的是往往更重视《灵枢》的翻译；同时，临床应用型译本通常具有明显的教材属性，为了教学需要可能存在对《内经》章节进行重新编排，或是对《内经》行文逻辑进行重构的情况。

1．Henry C Lu（吕聪明）译本

Henry C Lu（吕聪明）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教师，1973出版了他翻译的《灵枢》（The Yellow Emperor’s book of acupuncture），后于1978年出版的第二个译本《内难全集》（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Nei-Jing and Nan-Jing）。吕聪明的《内难全集》编写形式类似教材，每一章前有内容简介，另外每一小节内容前还有译者对本章内容的评述，作为学生的导读。兰凤利和邱玏都曾对吕聪明的译本进行过分析，指出他的翻译原则是忠实于原著。而术语翻译应该遵循两个方面：其一，文内前后一致；其二，与现代中医理论相一致。如在“督脉”的翻译上，坚持使用“axis meridian”而不是目前多见的“governing vessel”。

2．Maoshing Ni（倪茂新）译本

倪茂新，东方医学博士，是在加州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的注册针灸师。倪茂新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具有双重语言文化和中、西医学背景，因此他具有极好的典籍翻译条件。1995年，他的译本 The Yellow Emperor’s Canon Internal Medicine——A New Translation of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在美国 Shambhala 出版社出版。在翻译说明中，倪茂新诚恳地写道：“这个译本绝不是一个学术型译本，那应该由汉学家们来完成。我是从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为中医和哲学学生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翻译这部经典。”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倪茂新也特地举例说明如何将原文脚注中的诠释融入正文的翻译之中。从篇章来看，倪茂新不拘泥于原文，根据注解和自己的理解增删，呈现出一个通俗“白话版”的译文版本。从术语翻译来看，由于翻译时随意性较大，存在术语前后不统一的情况，如“经脉”采用意译，或译为“meridian”或“channels and collaterals”，而“天癸”则用了音译 + 注解的方法，译为“tian kui，or fertility essence”。另外，在疾病名称术语上大量采用西医术语，如将“愿闻其状”的“状”对应为pathophysiologies，将“喘息” 译为“dyspnea”，“唾血”译为“hemoptysis” 等，目的是借西医学术语来帮助西方学生或爱好者快速了解《内经》的内容。

3．吴连胜、吴奇父子译本

吴连胜、吴奇父子是在美国行医的中医师。吴氏父子译本最早应该是在1996年以前在美国出版，因此获得了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最高荣誉金奖。1997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中国出版，2001年第4次再版，目前国内常见的是2010年第7版。

吴氏父子的译本前无序言，后无附录，未告知采用《内经》的版本，引用未标注文献来源，衍文略去不译，因此从版式上判断缺少学术型译本的基本要素，属于以指导临床学生学习的应用型版本。异化特征非常显著，如每一个篇章的篇目都用“拼音 + 英文注解”的形式，这在所有的译本中都未曾见过。在术语翻译层面，这个版本依然是采用了异化为主的方法，但是术语翻译策略也存在前后不统一的情况。如“厥”译为“Jue”或“jue-disease”或“jue-syndrome”，“厥逆”译为“jueni disease”，热厥译为“heat-type jue-syndrome”，暴厥译为“sudden onset”，出现了音译、直译、意译混用的情况，同一病症名在内涵一致的情况下被译为多种形式，缺乏严谨性。

4．朱明译本

朱明毕业于湖南中医学院中医系，擅长英文，长期为外国人进行中医诊疗。他耗时8年翻译了《内经》，曾被称为大陆《内经》翻译第一人。朱明的译本序言中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翻译方法是“literal translation”，即“字对字”翻译。他反对用西医术语来翻译中医，因此只有选择逐字翻译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但是，他的“字对字”翻译主要是针对术语，而不是普通的句段，因此并不影响其可读性。在术语选择上，朱明认为中医术语都是来源于日常生活和劳作，很大一部分属于文化共核部分，因此也应该很容易在英文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但是，中英文术语有一个特性，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义会发生改变，因此必须要找到一套固定的术语体系来规范表达。朱明推崇 Nigel Wiseman 制定的中医术语体系，基本上采用了这一套术语进行翻译。

5．成肇智、陈家旭译本

成肇智、陈家旭于2018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Selected Readings from Huangdi Neijing 是目前最新的《内经》译本。成肇智1967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6年制中医专业，2011年在温哥华开办中医诊所。陈家旭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该译本是一个为中医经典课程编写的全英语教材，节选了《素问》和《灵枢》中的42章，分别归入7章，包括“中医养生” “阴阳五行” “藏象” “病因病机” “诊断方法” “治法治则” “辨证分型”。译文虽然选自《内经》，但完全属于提炼和改写，已无法窥见原文形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能算是译本，应视作普及《内经》知识的译介文本。在术语翻译上，主要采用英语对应术语加括号进行文内中英文注解的形式，如对五神的术语分别是“spirit” （Shen in a narrow sense 神）、“mood”（Hun 魂）、“soul”（Po 魄）、“thought”（Yi 意）、“will”（Zhi 志）。但该译本也存在术语不统一的情况，例如章节小标题中使用“viscera”，行文中使用“zang-organ”等。

6．其他临床应用型选译本及转译本

吴景暖的《灵枢》译本Lingshu: The Spiritual Pivot于2002年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ii Press）出版。他主要选译了《灵枢》12卷，主张学生在学习针灸技术之前必须要理解中医的文化哲学内涵。在术语翻译层面，他同文树德和李照国等翻译家一样，也反对用西医词汇来翻译中医术语，主张要回到《内经》的时代理解术语内涵，再进行翻译。

Nguyen Van Nghi、Tran Viet Dzuang和 Christine Recours Nguyen 是三位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他们合作完成了《灵枢》全译本 Huangdi Neijing Lingshu Volume 1-3 with Commentary，于2005年在密西根州 Fidlar Doubleday Kalamazoo 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采用的底本是1994年出版的 Drs Nguyen 和 Dzung 翻译的法译本。译本中引用了明代马元台和清代张隐庵的评注，并加入了法译本著者 Dr. Nguyen 的解读和评述，这个译本带有比较典型的法国派传统中医流派风格，翻译的目的在于指导针灸的临床实践。

Richard Bertschinger 是英国萨默塞特郡针灸治疗师，2015年 Jessica Kingsley 出版社出版了他结合李中梓《内经知要》及自己的临床实践编写的 Essential Texts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Single Idea in the Mind of the Yellow Emperor，其中存在一部分《内经》原文的翻译。

Ki Sunu 翻译的 The Canon of Acupuncture Huangti Nei Ching Ling Shu（Vol 1,Chapter 1-40）于198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育英大学出版社（Yuin University Schoold of Oriental Medicine）出版，但由于未见此译本的全貌，无法对翻译策略加以评述。

（三）文化普及型译本

文化普及型译本是指以轻松简短的形式向读者普及《内经》知识，传播中医文化的译本。目前以文化普及为目的呈现的《内经》比较突出的代表是周春才和韩亚洲编译的英文漫画版。韩亚洲是一位画家和独立撰稿人，1997年与周春才合作在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漫画英文版《内经》译本 The Illustrated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从内容上看，这应该是在1996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基础上翻译而来的，也或许这二者是中英双行本。该译本图文并茂，用简单流畅的英文介绍了《内经》养生思想。其术语翻译最大的特点是“音译 + 注释”，如核心哲学概念、中医特有的病名等一部分采用音译法，如“五行”译为“Wuxing”，“心痹”译为“heart Bi”等，文内括号加以注释；一部分采用意译法，如“痿病”译为“flaccidity disease”。也有一部分直接采用西医术语进行对应翻译，翻译策略不统一，缺乏系统性。

翻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译本研究可以管窥翻译的历史、文化及其政治价值。《内经》翻译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前期主要由西方引入，后来中国开始主动输出，承载起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历史使命。从翻译策略来看，早期的英译文本，不论是1929年 Dawson 的译文还是1949年 Ilza Veith 的节译本，都是从史学角度切入再进行翻译，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探索古老的中国医学理论，这对中后期的学术型翻译文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就术语翻译而言，不同种类的译本对术语的处理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中西方译本和中后期的东西方译本也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学术型译本和文化普及型译本多偏向采用音译、直译及音译 + 意译的混合译法，而临床型译本则在处理术语时多采用意译，或直接采用西医术语与之对应，立足于西方受众。总之，从历时性角度结合译本分类讨论，可以挖掘《内经》术语翻译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及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文化变迁、政治博弈、话语权争夺、国家形象建设等诸多问题，对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编辑：山苍图源：网络

摘自《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