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的国势，虽然是十分衰弱，但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宋朝却占着一个很重要的时代。汉亡之后，顿然失势的儒家学说，因为融化了许多佛家和道家哲学的成分在里面，在宋时产生了一种新学派出来，创立理学，重新巩固其已经动摇的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独霸地位。 魏晋六朝，人心都很厌弃自汉儒经学的拘诬，让自由思想一时风行。因时局的混乱和宗教的发展，佛学和道家的哲学，流布很广。这种哲学，宏大幽渺，原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走到极端，使有了“遗世独立”的思想，亦有流敝。于是就有人不能满足，再回过头来讲求切近实际生活的儒家学说。唐时的韩愈，就是这一派人的代表。 韩愈是一们提倡古文运动的文学大家。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家，骈文大盛；专重装饰而内容很是浅薄。唐初用有人变骈体为散文，竭力改去浮靡的习气。后来韩愈奋起，尽力提倡。因他才学过人，师资相承。所以的影响最大，历史上便推崇他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 韩愈与贾岛“推敲”的故事 所谓古文，是对于当时骈体的时文而言，因为不用骈文的浮靡，乃兴起了一种革新的运动。然而社会上迷古的观念太深，作这个革新运动的人要想求效，不得不带一点托古的臭味。无意中乃成了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革新运动，主张文章，不在乎词采优美，最要紧内容充实，这就是所谓“文以载道”的理论。既然主张文以载道，那末必须捧出一种道统来作号召。韩愈就竭力排斥佛道，推崇儒家，举性情道德仁义之名，以为标榜。他做的一篇《原道》里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隐然以继承道统自承。然而他对于哲学理论，并没有深厚的根底。其立说多敷衍门面的话，没有什么精深的道理。但是他指明儒家之道，不仅在于诵习经训，使人注意于学理的探究，实是宋朝理学的先驱。 宋朝初兴的时候，社会上饱受着五代纷乱的影响，一时有志救世救国的人，都想再抬出儒家学说来，做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坚。但儒家学说，从汉儒以来，一向缺乏哲学上的根据。当时佛学、道家宏大幽渺，在学术界上很占重要的地位。那末儒家学说，必须开辟了一种宏大幽渺的境界，方始可以重振旗鼓，以兴佛学、道家相争。这就是讲究心性的理学，所以创立发展的背景。 中国哲学最古的典籍，是一部《周易》。东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哲学气味最浓的是老子和庄子。这周易和老庄的学说，在东汉以后，因神仙家而变为道教，被窃取为道教的根本教义。事实上已成为与外来的佛家哲学对抗的工具。 然而儒家也不是没有哲学的渊源，先师孔子便是精究周易的。只因其曾有少谈性与天道的话，所以后来的儒家渐渐缺乏了哲学的根底。现在那些要抬举儒家学说的，想开辟宏大幽渺的哲理的境界，唯一无二的法门，当然也是去找到周易。但是那时的周易已经经过了陈抟等一班道士之手，不免沾染着许多道教的气息。所以理学的两个先锋，邵雍和周敦颐，就是受的道家的薪传。他们二人受了陈抟的传的学说，演说的先天图和太极图的理论，后来成为理学家讲究心性的根据。他们二人可算是道家与理学家的过度人物。 然而理学的内容，不仅带有道家的气息，并且大受佛家的影响。唐以来佛教的各宗派中，以主张明心见性的禅宗分支最多，传布最广。他们解放了许多教义上的束缚，文字上的障碍，专用内观的功夫，实在是给予理学家很大的启示。而儒家的复兴运动，表面上虽是竭力攻击佛教，骨子里却不免有许多地方，都受了佛家的暗示与启发。邵雍、周敦颐二人的学说中，很有许多佛学的精华。 邵、周二人，虽同是在佛家和道家的影响之下，创立理学，然其趋向各有不同。邵雍的学说，趋向于术数的方面；而周敦颐的学说，趋向于哲理的方面。趋向于理的方面的学说，容易发生种种问题，所以对于后来的影响较大。他们的趋向虽不同，而其研究的对象则同是注意行为的动机，一致主张节制欲望。这一点，便成为理学的根本要义。 与邵、周同时的理学家有张载。他和门弟子讲学，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教训。他说：“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凡天下疲惫、残疾、孤独、鳏寡，都是兄弟们中困苦无助的人”。这可算了一种很高尚的人生观。他著的《正蒙》一书，为理学家最有系统的著作。 程门立雪 周敦颐传至弟子程颐、程颢、乃确立理学的基础，程颢的学说注重涵养，程颐的学说注重实践。程颐年寿很高，门徒很多，所以他的学说在理学中占最重要的位置，而注重实践的一派，乃被认为理学的正宗。程颐四传至朱熹，提倡修驻德，安名分，守秩序。其学问可算是集理学之大成。但是学术思想发展一般法则，到了极盛的时代，就要区分派别。理学至程颐、朱熹、达于盛极，同时便有程颢与陆九渊与他们对立。二程的参差，当时还不甚著。朱、陆的异同，便成为理学中的大争论了。 朱熹号元晦，为人端方刻苦，生活很有规律。每日黎明即起，整衣冠拜祖先和先师，乃入书室研究。其书室中，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杯、盘、匙、箸和饭、菜、羹、汤等，取用都有一定的法式。休息时，瞑目端坐，睡觉时拥衾而坐。一切举止行动，都谨守礼仪作法，自少年至老年，无冬季与夏季，始终不变，虽遇非常事故，也不肯造次一点。他的学说，以张载、程颐的为根本，偏重于格物穷理的一方面。他的一生勤勤恳恳的注释古书，如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易本义、诗集传、正义解等，都是后人研究孔子学说和理学的重要参考书。他对于孔子的学说可算是竭尽发扬解释的能事了，在儒家中为从来未有的大成功。所以儒家自朱熹以后，始确立宗教的威信，而且成为中国的国教了。  朱熹 陆九渊的学说与朱熹不同，以周敦颐、程颢的为根本，偏重于培养德性的一方面。他幼时读书，就疑心程颐的学说和孔子、孟子不同。他主张：“教人先立乎其大，使理会如何为人。”他的门弟子也不少，有数千人。有人劝他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则六经皆我注脚了。” 朱陆二人，曾会集于信州鹅湖寺，互相辩难，连日不决。后来彼此通信，又互相冲突。大抵朱指陆偏于内心功夫，乃禅宗余派，非儒家正宗；以为学者当求古昔圣贤的遗言于书中，而修身之法，自洒扫应对始。陆则指朱为舍本逐末；以为学问之道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古人的文字而在其精神。曾访问朱熹道：“尧舜读过些什么书呢？” 理学虽分朱、陆二派，彼此辩难，但自宋以后，学者思想出于朱则入于陆，出于陆则入于朱，中国学术界可算是朱、陆两派的舞台，基他思想绝无发展之余地。所以儒家学说独霸中国学术思想的地位，也就十分巩固了。 比较朱、陆两派的学术，朱学平实，主保守，注意现在的秩序，过于未来的希望，这与我国大多数人民之习性相投合。又因其主安名分，很注意于为下不悖之义，这与我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很适宜。因此，朱学的势力，往往盛过陆学。 明太祖得天下之后，以同姓的关系，更加推崇朱熹，朱学势力更盛了。然而朱学墨守循序渐进的风气，一则曰“必先求圣贤之言于遗书”，再则曰“自酒扫应对进退始。”于是学者往往泥于古书，拘于末节，不免流于支离烦琐。 “物极则反”，至明朝中年，王守仁乃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中兴陆学，使得思想界的气象一新。原来陆学的长处在于思想自由，功夫简易，人生观平等，便学者无所拘泥，而自求进步。王守仁本是一位豪杰之士，眼见朱学末流，把学术界搅成一种像患贫血症者一般的可怜状态；乃起来发挥陆学，促地思想的自由，鼓励实践的勇力，但其末流，终因其注意于“不在外而在内”的缘故，又成了专门谈玄，不切时务的弊病。 原来朱、陆两派，学说虽有差别，而其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极端注意于行为的动机。注意动机，当然不免轻忽“经世致用”的学术，其结果不是迂阔，便是空疏。迂阔的成为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空疏的成为空谈性天的道学先生。他们对于国计民生，都无回天手腕，于是国家社会乃不能有迅速的进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