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跃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浙派人物画之我见 文 | 蒋跃 刊于《艺术市场》2021年2月号 探讨浙派人物画，要理性思考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事实，追本溯源，做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20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绘画史上，中国美术学院的五位教师开创了浙派人物画，他们是李震坚、顾生岳、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2019年12月，随着最后一位领军人物方增先的谢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深受浙派人物画的影响，研习中国人物画，尤其在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后，对他们更是关注。我曾经专门撰文评论过方增先、周昌谷，与其他几位老师生前交往也比较频繁。 尘埃落定，今天我们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浙派人物画体系的诞生，如何看待素描学习，并将这五位画家放在一起比较，探讨他们的得失，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位画家的艺术得失 五位画家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他们最大的特色是继承与创新，将传统花鸟画的笔墨技法和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路子；并且与当时北方的徐悲鸿、蒋兆和的人物画体系拉开了距离，影响巨大且深远。 五位画家都是江浙人，都受教于中国美术学院，有才华、有朝气，有很好的素描、速写基本功。除李震坚外，其余四人都是从西画专业转过去的。他们整体的艺术主张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成功地将学习西画的基础转化为中国土壤上的丰硕果实，完成了“洋为中用”的实践创举。 我们先对这五位画家的艺术得失，按年龄顺序作一简述。 李震坚（1922—1992），浙江缙云人。1947年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比其他四位略早一点入校。他是正宗国画专业毕业的，主要的基础是花鸟、山水、书法。人物画基本靠自学，因为教授他主业的老师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等都不画人物。在这样的学历背景下，五位画家中，他对中国画传统理解得最深，所以一开始他的人物画就非常自觉地拥有笔墨意识。我曾经去他家拜访，求教于他。他跟我讲，中国画表现必须讲究笔墨，线条要“笔笔中锋”。  李震坚 《妈妈的新课题》 李震坚长期坚持速写训练，一生创作过许多作品。尤其擅长人物肖像画，他笔下的维族老汉、农村姑娘、矿山青工、渔船老大等无不神采风发、呼之欲出、笔墨酣畅，十分传神。比如《拉卜楞寺青年》《维族老汉》《村姑》等。“文革”期间，一幅《在风浪里成长》十分出挑，其他的代表作有《妈妈的新课题》《井冈山斗争》《凤凰山下八姑娘》等。他的作品画面雄健苍劲，厚重老辣。但由于先天教育上缺少严格的素描训练，人物造型能力上稍显逊色，总体印象是厚重有余、巧劲不够。 顾生岳（1927—2012），浙江舟山人。从基本功角度看，我认为，他是五位画家中能力最强的。顾生岳的速写非常突出，最大的特点是人物造型活化于心，不仅捕捉住了当代人物的时代气质与特征，而且力求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技巧上有所拓展。其速写风格主要是学习德国画家门采尔—用笔生动洗练，对形神的捕捉充满激情和灵感。我曾经看他默写过一只手，其理解性、深刻性都令人叫绝。  顾生岳 《高僧》64×88cm 1988年 宁波美术馆藏 “文革”后期，我高中毕业那年，买到了他的一本速写出版物，我深深地被打动。他的速写用炭精条画在新闻纸上，以线为主，结合块面，效果很像在生宣纸上画出来的写意国画人物，但他偏偏是教授工笔画的。 改革开放初期，他画了一批以单个人物造型为主的工笔画人物创作，制作精美，与他的速写风格完全不同。我曾询问过他，为何不直接画写意人物？他说是服从组织安排画工笔画的，当年很少有人愿意画工笔，这或许是历史的一个遗憾。而且他非常执著，从没有画过写意人物。我曾想，如果顾生岳画写意，完全有可能超过其工笔画，也完全有可能创作出惊世骇俗的作品。 我与顾生岳的接触比较多，他曾辅导过我的毕业创作。有一年，我与他一起在金华双龙避暑半个月，我们每天交谈艺术问题，他要我学习汉代的石雕处理，强调整体性，这些审美观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顾生岳后期的工笔人物画概括性、整体性、深刻性、独立性都很强。遗憾的是他大型创作不多，只有《春临东海》和《走向生活》等几幅，被淹没在众多的创作中。 周昌谷（1929—1986），浙江乐清人。他是五位画家中才情最高的，潘天寿对他十分器重，曾有过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追求画面的形式感和创新意识，故出道最早，1955年《两只羊羔》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他将西洋色彩的冷暖与中国画的装饰效果结合，用阔笔点厾和色墨混用的方法，酣畅淋漓，既见水韵，又见线条，颇有润含春雨、纯情至美的艺术效果。构图也极具变化，出乎意料，又符合法度，颇有趣味。  周昌谷 《山阴道上》 周昌谷的花鸟、书法、篆刻都非常有造诣。尤其他的书法受八大山人的影响，线条如同蚯蚓犁地，收敛的“圆”与奔放的“草”结合自如。他的水彩也画得很好，非常有灵性。 也许成绩太早到来，招致嫉妒。他一生坎坷，政治上屡受批判、生活上不如意，致使身体健康不佳，57岁就过世了。我就读中国美院时，他在上海住院，无缘见面交流，但我有幸参加了他的纪念馆落成仪式和几次研讨会，并作了专题发言。如果我们用挑剔的眼光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雷同，比较概念化，略显得单薄。 方增先（1931—2019），浙江兰溪人。我与他是梅溪流域的故乡人，老家相隔才十几公里。我认为他是五位画家中艺术造诣最全面的，是一位集大成者。他的艺术天分很高，作品问世最多，包括连环画、插图等，所以社会影响力也最大。中国人物画的所有艺术要素，他都有涉猎，都有论述，都有建树。 他将西方素描的造型方法与中国画线条相结合，非常好地解决了结构与笔墨的关系问题。他是研究和学习美国佐治·伯里曼“艺用人体解剖”起家，提出了团块造型等方法，建立了一个结构素描的逻辑关系。 除此之外，他强调画面的形式语言，巧拙互用，方圆结合。他的《说红书》是浙派人物画成就最高和最典型的作品。其他的代表作《粒粒皆辛苦》《母亲》《家乡板凳龙》《帐篷里的笑声》等，幅幅精彩。 方增先很聪明，善思考，一生都考虑求变、求突破。但他走过一段弯路。我觉得大可不必，无需追风赶浪，不要离开“自我”太远。幸好，他晚年的作品有些“拉”了回来。  方增先《穿旧裘皮的人》 175×96cm 2005年 我研习国画人物时，他的作品读得最多，是我崇拜的楷模。可惜后来他到了上海，这是浙江的一个损失，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损失。我想，如果继续在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大的学术环境中，他可能会少一点曲折。 在上海美术馆我与他有几次短暂的接触，但都没有细谈。事实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与他潇洒的绘画作品和文章风格完全不同。 宋忠元（1932—2013），上海人。他是五位画家中职务最高、行政管理能力最强的。改革开放后，他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多年，“85美术新潮”时也很宽容，不偏不倚。但相比较而言，在学术上他的社会影响力稍小，事实上他的基本功也是很不错的。其作品造型严谨、构图简洁，色块对比整体，极富装饰意趣，素朴清淡中透着平和雍容，人物神态安详温文，衣褶线条疏密有致，洋溢着南方人温润的氤氲之气。 因为工作缘故，我与他接触最多。他为人低调公正，在师生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行政工作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可能也是影响他创作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也影响了他对绘画的热情。我们对他的研究很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岳飞像》《游春图》，“文革”中有《汲水女》等一批肖像画形式的作品问世，早年创作的《文成公主》《曹雪芹》等，可惜这些作品没有产生过重大的社会影响。  宋忠元《游春图》 形成浙派人物画的因素 作为一个派别，浙派人物画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确的学术追求。这一派别从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切入，强调以书法为经络，并使人物的造型、笔墨、线条、意韵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实现了形式语言在审美意识上的协调和画种材质的完全一致，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时代特征，从而与当时北方“素描加水墨”或黄胄速写式的国画人物画法拉开了距离，成为相当长时期里新中国人物画的领头羊。 这一派别的鲜明特征是造型好、笔墨精、创作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是一个以教学带动创作的完整系统，有较大的受众性和传承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课堂习作在构图、造型、笔墨等处理上都很完整，非常精彩，甚至超过他们的创作。 当我们追忆这个画派的始末，它的出现，除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外，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要归功于当时中国美术学院莫朴（时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朱金楼（时任彩墨画系主任）等学院领导的远见和睿智。是他们有改造中国人物画现状的思想和决心，将当时全院毕业生中素描基础最好的四个画家调到了国画系，而后将他们送到敦煌等地进行传统绘画的考察与临摹4个月，这些组织措施非常有效果。反过来看，中国的其他美术学院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派别，可见领导人的决策功不可没。 其次，是中国美术学院一直以来的学术氛围和审美主张，包括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等国画学术权威的影响力，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绘画笔墨的共同认识，虽然他们接收了西学造型的许多因素，但中国画的精髓和本质没有改变。 再次，是这五位画家的聪明才智和悟性。他们自身有较高的艺术天分，有健康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品位，有很强的造型和创作能力。尽管是西画的基础，但很快树立起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学理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上述三方面共同的推动形成了这一画派，三者不可缺一，片面强调某一因素都是不客观的。  方增先 《怎样画水墨人物画》 今天我们探讨浙派人物画，要理性思考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事实，追本溯源，做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至今虽然有不少研究浙派人物画的文章问世，但都没有讲清楚这一点，这是我写这篇评论的一个重要动机和创新点。 此外，浙派人物画的实践还证明，西方素描的学习对国画人物造型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直接解决了掌握人物画比例、结构、造型以及理解性、准确性的一个基本能力。尤其浙派人物画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教条主义式地照搬，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突出了线造型、加强结构理解、弱化体积明暗等这些元素，使得素描和中国画的衔接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所以，这种通过写生强化线性和结构表现的素描基础练习，把生活中的人物转化成宣纸上的水墨人物，再转化成创作，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过渡。因为人物画题材与山水、花鸟在造型上的要求不同，素描基本功帮助浙派人物画家实现了这种严谨性表达上的技术手段。 我听到过一种奇谈怪论，有人认为素描会阻碍对中国画传统的理解，硬要说素描是坏东西，中国画不能碰，我难以苟同。 在我看来，素描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排斥它。换句话说，近代西学东渐，引进西方美术教育制度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用科学和物理性的眼光看世界，包括素描学、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构图学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素描，讲究整体性、客观性等，对于数千年以来的中国画各学科，尤其是对人物画科有积极的互补作用。  20世纪80年代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左二起：王庆明、吴山明、宋忠元、李震坚、王德威、顾生岳、方增先、吴永良） 总之，同一时代里的这五位画家各有特点，尽管个人成就略有高低，社会影响有大有小，但总体看他们做出的贡献都很大——在理论上每一位都留有许多很有见解的学术论著；在实践上画出了大量鲜明、生动、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在美术教育上，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物画人才，包括刘文西、姚有信、丁中一、吴山明、刘国辉、吴永良等。 尽管五位画家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成就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不会忘记。 责任编辑｜屈婷 排版｜田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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